赵越胜
思享家丛书推出了《问道者--周辅成文存》，徐晓命我为周先生的文存写几句话。虽说随先生读书有年，但对先生的思想学问远未了解透彻，学习先生思想本已绠短汲深，置喙先生著作更属自不量力，只能就先生文集的编选原则和读后感想略说几句。
文存共收十三篇文章，大致可分四个单元。
其一，关于道德哲学的讨论。周先生一生致力伦理学，道德哲学是他用力最勤的领域，《论中外道德观念的开端》详述“仁”与“义”，即现代人所谈的“爱”与“公正”，其立意在道德哲学之根本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则专论“一切伦理学问题的提出者”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戴震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讨论中国古代哲人有关人性、人情与统治者的关系。《唐君毅的新理想主义哲学》和《吴宓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则探讨现代中国思想者在深化中国伦理学思想方面所获的成果。
其二，以不同角度观察西方道德哲学。《近代哲学家、政治思想家的人性论与人道主义》鸟瞰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流变与传承。《论莎士比亚的人格》，则是从西方文学经典中观察道德人格的典范之作。《克鲁泡特金的人格》则指明爱与人道如何在西方哲人身上焕发出蓬勃生命力。
其三，忆友人。《许思园的人生境界和文化理想》、《回忆唐君毅先生》两篇文章中记述的那些诚挚又高贵的友谊，令人高山仰止。
其四，个人回忆与反思。《我所经历的二十世纪》记载一位世纪老人一生求索的过程，《<论人和人的解放>后记》表明先生老骥伏枥的赤诚，《人间野语：这个世界可爱吗》，则是老人撼人心灵的反思。
我希望这四个单元能大致勾勒周先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问道精神。 读周先生的著作，不免会想起他们的这一代学人。二十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急风暴雨，几乎将他们连根拔起。如果说问学于民国时代的这批学人，尚能稍葆中华文脉之绪余，而一边倒地学习苏联之后，他们的命运只能是“高柳晚蝉，说西风消息”【《姜白石·惜红衣》】。新时代移植过来的意识形态和中华人文传统格不入。传统士林的那一套伦理规范枝叶凋零，民国以来的这一代学人也是“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不过，周先生却有点特殊。虽然他也曾诚心诚意地脱衣洗澡，却总抹不掉古代圣贤点燃在心的那一点星火。一时间操着不熟练的时兴词语，练着一门新“外语”，却在更深夜阑时，又和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聊个没完。他不像有些老先生，能横下心来“硬转”，总有点瞻前顾后，左右彷徨。有时心里也责怪自己“跟不紧”，可回来再读读圣贤书，索性下决心当个“不懂事儿”的人。他对那些摇摇摆摆、见风使舵的新潮人士，骨子里鄙夷得很。可天网恢恢，他也只能讷讷其言，顾左右而言他。但他绝不去阿谀逢迎，主动浑水，自觉不自觉地坚持着那点清流风骨。就是这点清流的气质让我们这些“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人依稀得见中华士人的身影。
“清流”一词不见于中华士林久矣。前些年，似曾见有“文化名流”对之痛加抨击。人在浊流，清流一词便格外刺目，让那些贪婪的眼睛不舒服。
所谓清流，指那些恪守儒家基本信条的士人。汉末清流主将范滂与中常侍王甫辩诘，引孔子的话，说“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自己“欲使善善同其清，恶恶同其污”，这就点明了清浊流泾渭之分的意义。他慨然叹道：“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蹈大戮。”显然，他以善恶之分表明了清流理想：以古圣贤阐明的善道规范自己的修为，抗击现实中的恶势力，实现国泰民安的治世。所以清流诸公，居庙堂，则勤勉朝政，提携直士，用儒家大义，督促天子循道行事；处江湖，则指拨朝政，品评公卿，用自身的人品为世人树立楷模。这种理想一时间应者云集，“婞直之风，于斯行矣”，竟使“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清议之名大行于汉末，但清浊流两分于士林，则早见于先秦诸子。孔子之斥“乡愿”为“德之贼”，而这些乡愿也有士人的面貌。荀子分辨更为详细，他所谓“古之仕士”、“古之处士”【《荀子·儒效》】，皆是他托古以彰心中士的理想。符合这个理想的人，荀子称之为“士君子”，士君子便是清流。荀子对士之内在规定性最明确的要求是“从道不从君”。士参与政治，要以儒家的基本价值追求、仁义之道为依归。这便是孔孟在荀子之前所确立的基本士则：“士志于道”。
在儒家眼中，道既代表一种形而上的终极价值，又代表个人道德修养的至高境界。同时，又是修、齐、治、平的手边规则。可以说，这个道是士之生存的根本，远超过具体儒士的个人生命。中国古代士人心中都不失清流理想，这就要求他们在道德操守上极重廉耻。一个读书人，一旦被清议视为“不入流”，视为“寡廉鲜耻”，就信义全失，无法立足士林。
这是因为古之读书人有一套自己的价值标准，“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为己任，不亦重乎？”弘毅之士，在权势与道义发生冲突时，一定会“乐其道而忘人之势”【《孟子·尽心上》】。因为在弘毅之士看来，君位无常，春秋嬗递，而唯有道至高无上，万古不变，统摄着逝水般的现实世界。用宋人吕坤的话说，“故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能以势相夺。即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呻吟语卷一之四·谈道》】须知宋人口中的理，便是道。所以在古人看来，从本体上论之，道高于势，士人岂可去高就低？
周先生的人格笃实方正，朴厚自然。他淡泊名利，疾恶如仇。他在学业上问道求真，知行合一，以弘扬人文理想为己任，在大是大非面前循道而行，这些特征都带着中华“士君子”的清流遗风。但是，中国古代士人中的清流并非完美的知识人，他们理性上的缺陷和个人道德操守上的完美并不相称。在封建制度下，清流们的政治诉求只能依附于专制王权，他们烂熟于胸的儒家经典，能使他们成为“真君子”，但不能使他们成为有独立批判精神的知识人。而周先生自幼打下了深厚的中学根基，深谙儒学经典中对士人操守和流品的要求，同时他问学于最具开放性与创造性的民国学术界，其学术视野是世界性的。
周先生是介绍康德《判断力批判》入中国的人，对康德哲学中的理性批判方法了然于心。他所受的现代哲学训练使他具备了现代理性所要求的批判精神。同时，他所喜爱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等诸位先哲，教诲他把人类终极关怀放在心间。周先生的批判理性使他对社会与政治的关注贯穿着西方人文精神：求真、求爱、求正义，贯穿着由真、爱、正义所带来的美，以美的标准作为批判现实的武器，批判的理性则会在更高的层次上展开。
周先生服膺亚里士多德的原则：“希望自己能够学习高尚与公正，即学习政治学的人，必须有一个良好的道德品性”【《尼各马可伦理学》】一旦我们个人向善的行为受到阻碍，坚持善的信念就成了政治行为。而“一个好的行为本身就值得追求”。不要问我们能否成功，向善的行为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幸福。 先生虽逝，故理犹存。读先生书，在学习思考中，回眸中华士林清流绝响，反思现代理性批判精神，难道不能给我们一点启示？
注：本文集中的文章多选自万俊人先生主持、编纂的《周辅成文集》，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