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义”与“仁”观念的转化
周先生治伦理学，最重“仁”与“义”的观念，因为“仁”即是现代伦理思想中的“爱”，而“义”则是“正义”观念的早期形态。从“仁”与“义”的观念入手，追索原义，阐发衍义，则是理想主义伦理学的正道。周先生坦承自己信奉的是“理想主义伦理学”，读此文能明白先生理论取向的由来。
周先生开篇便定义“仁”为人类诸般道德行为之核心，称之为“主德”。但这主德并非伦理学家的凭空臆造，它根植于初民结为社会团体而保生存、续种族的活动中。但先生立即拈出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一书，指明被一切反道德之人宗奉的“弱肉强食”、“生存竞争”的信条，并非达尔文主义的全景。达尔文亦从另一方面指明人类社会能够生存，不仅在于“竞争”，还在于“互助”，甚至“自我牺牲”。这就将人类道德与“自然法”观念联系起来，立“普世价值”于坚不可摧的基石之上。
先生广搜远绍，旁征博引，从中国、古埃及、原始基督教等诸种古代文献中发掘“仁”与“义”观念的实质和演化。在引征文献、辨析歧义之后，先生指出，“仁”这样的道德观念，随社会阶层的不同而有了不同的社会意义。统治者讲仁德大多出于被动，出于利害关系，因为仁义既是个人内心的道德情感，又是社会责任与义务，统治集团为了现存社会秩序的稳定，本应以仁义治国，但往往背离此道。所以“仁”之道是人民的要求，“仁”不是君心所悟，圣人所感，而生自民心。这才是“天视自我民视”的本义。
先生随后展开对“义”的分析，指出“义”在“仁”先，因为如果没有仁，社会或可暂存，若没有“义”，怕立时瓦解。义则是正义与公正，是人类经济活动与社会生存的维系。爱人以公，求仁以义，才有社会的秩序与发展。这就是法制的真实意义，服务于义，为仁所必需。明白此点，才有评判社会优劣的尺度。一种社会制度，靠制造仇恨来维系，用鄙视仁爱做动员，以嘲弄公义为得计，这种社会即是不义的社会。借不“义”、无“仁”以治，而欲保其制度万世不坠，岂可得乎？这便是周先生唤我们警醒的本意。
--赵越胜
孔子的哲学，是仁的哲学，这是没有争论的。但若说“仁”的思想，或重仁的道德思想，是从孔子开始，这却是不合事实的。
有人说中国的文化传统或道德传统，是以孔子的仁为中心，这也是没有争论的。但若说“世界上只有中国文化或道德传统注重仁”，“重仁之前，无道德”，甚至说“外国人不重仁义”，这也是不合事实的。
我想只从古代道德思想开端时的材料，说明这两个问题。
孔子之前的“仁”
西方有些学者把人类的各种德行比喻为天上众星。当然其中也有最亮与次亮之分，最亮的，称之为主德。我想，我们常称道的“仁”德，应该称为主德【或主德之一】或最亮的明星。
“仁”，作为一种道德现象，问其来源，应该说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已有了。达尔文为了纠正他的进化论带来的注重“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坏影响，曾出版了《人类的由来》一书，证明人类社会能够生存，不仅在于“竞争”或“斗争”，还要靠团结、互助，甚至自我牺牲，即中国人所谓的“仁”德。由此可见，古今中外的学者，都知道并承认仁是人类道德现象之一。
但是，把“仁”作为道德中的主德，却是人类建立社会后，才提出的一种要求。当人类在自己的种种德行中分主次的时候，伦理学或道德学便开始了。也可说，伦理学就是要在千千万万德行中，根据客观的社会需要，找出最有价值亦最明亮的德行作为主德，让它照射和带领群德。所以，主德的变化，常常也表明社会的变化，人类精神的变化。这一点，古今中外历史，毫无例外。
所以，我们要讲孔子之前的“仁”，当然是指孔子之前的“仁”的观念、概念、思想，即伦理学上的“仁”的范畴，在诸种德行中所排列的地位。
过去，有些学者在疑古玄同【钱玄同】等疑古之后，似乎不大相信《尚书》的材料可靠，所以，如侯外庐先生，认为古代周朝初期，虽然已出现道德上的新概念，如敬、穆、恭、懿，但还无仁字，“仁”字是在春秋时才出现的，最早也在齐桓公称霸以后。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是在鲁僖公年间。二者所定，相差不太远。他们似乎还有一假定，即使当时有“仁”的观念，但并不是潮流。成潮流，乃在孔子时代。
我不相信《尚书》的材料全不可用；如果《尚书》材料可参考，仁的观念的开端，还可提早些。自从《尚书》有今文本古文本之分后，此书便被考据家考来考去，常常弄得真伪难分【其结论大致是今文本较古文本可靠；如果某篇今、古文本皆列有，则这篇材料更属可靠】。但是，我仍想先从《尚书》里找证据，证明“仁”的观念的起源与开端。因为人类仁的行为在现实中，本来早已存在。
有人说，“仁”注重家庭亲属，这是家族制代替了氏族制之后的情况，这当然有关系。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一文中，证明殷商时代，有天子、诸侯、君臣之分，都还未定，天子不外乎是盟主地位。到了周朝时代，周统一中原，灭国数十，均分给予王室至亲及功臣亲属，这样“尊尊”之义与“亲亲”之义，遂统于一体。于是不得不重礼又重仁。这也是后来孔子《论语》上所谓“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的来源。如果这理论能成立，那么，《尚书》上有很多讲“仁”的地方，便不是毫无根据了。王先生说明殷周制度，亦曾利用了《尚书》的史料。
当然，“仁”的来源与开端，并不是那么简单，这只是一必要条件，还不是充足条件。我们在后面谈“义”的转化时，还要补充讲这点。现在，只提《尚书》中讲“仁”的例子。
《尚书·金滕》中有这样的话：“予仁若考”【我抱着仁心遵从祖先】。这篇材料，今古文皆有，可能是周公旦的言辞，约在公元前11世纪。这比孔子时代，早了五六百年。
也许有人会说，这材料即使可靠，也是孤证。但是，此外，《尚书》中有些是古文有，今文无的篇章，真伪也许可争论，但仍可作辅助材料参考，这些篇章，不会迟于《左传》所记年代。如：
“克宽克仁，彰信兆民”【能够宽容待人，以仁心治民，因而受到人民信任】；
“怀于有仁”【人民怀念有仁德的君王】；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与其周围都是亲人，还不如周围都是有德之人更好】
有人还可以说，这时，“仁”并未成为潮流。
但是，《左传》中比孔子早约一二百年的材料，可以作助证。即在孔子前一二百年，“仁”的观念已经非常普遍了。不能说这时才出现“仁”的观念。如：
“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亲近仁人，对邻邦和善，这是国家可贵的事情】；
“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能把国家政府的地位都让给他人，还有比这更大的仁吗】；
“因人之力而蔽之，不仁”【受人帮助，不但不回报，反而毁损他，这是不合仁德的事】；
“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出门遇陌生人，要如会见宾客；接受任务，要如参加祭祀，这就是“仁”的准则】。
尤其是僖公后期，提到“仁”的地方太多了，不必一一举出。但有一段话还须指出，“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孔子说，古来有人说，克己复礼，就是仁的本义。这话说得真好啊】。
这表明孔子自己也承认“仁”早已是古老的概念了。我们还可引用与《左传》差不多同时的《国语》中讲“仁”的话作说明：
内史兴说：“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仁所以行也，仁行则报。”
富辰对国王说：“以怨报德，不仁。……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则民不至。”
邵桓公对单襄公说：“夫仁礼勇，皆民之为也。以义死用，谓之勇；奉义顺则，谓之礼；畜义丰功，谓之仁。”
吾闻之外人言曰：“为仁与为国不同。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
此外，孔子删编的《诗经·国风》中有“洵美且仁”的诗句，也可证明孔子之前“仁”的思想，已早在民间流传。
从以上材料，我想可说明几点：
第一，说孔子特别注重仁德，把“仁”列为主德--百德之总，这是无可争论的，但说孔子创造了社会仁德，则是不合事实的。看来，孔子时代，社会早已把仁作为最主要的德行之一了。这不仅在道德现象中如此，在思想上、道德观念上也如此。
第二，仁德，自始即有两种意义，一是作为主观的道德情感，是从反省得来的对人的同情，一是作为客观的社会责任感，是社会秩序上的义务。前者多半行于人民之中，后者则多半为统治者对人民的态度。从上面所举例子，如“爱亲之谓仁”、“予仁若考”、“出门如宾”、不“以怨报德”，这是平等的人对人的仁；但其余则几乎全是统治者对人民、对国家、对邻邦的应有态度，应具的“仁”。在这点上，说它是情感，不如说它是一种客观的社会规则或秩序或戒条。这两种“仁”的意义，也符合孔子的仁的意义。孔子不是明白赞美古话“克己复礼，仁也”吗？孔子的仁，既要克己，也不能离开客观秩序的礼，这是十分明白的。
第三，古统治者讲仁德，看来也是被动的。上引文中讲统治者重仁的原因，无非是必须以此才能得民心、保江山，“彰信兆民”，这完全是利害关系。由此观之，上面讲仁，还是因为下面重仁。我们完全有理由推论：君王重仁，孔子重仁，也是由于社会上人民重仁。这样，不是孔子发现了仁，而是社会的仁，发现了孔子。这也是孔子或古人说的“天视自我民视”。《论语·尧曰》中说周代皇帝曾讲过“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这若不是统治者被迫讲的话，也是当时人或后人替统治者粉饰的话，未必是统治者真正“求诸己”的反省话。但却可见人民中流行的“仁”道，统治者也不能明白违反。人民中行的“仁”，却乃是“求诸己”的。
所以，我们要说：孔子时代的“仁”，不是来自君心或圣人之心，而是来自民心。更不是后人为了竞求自己主要观念的宇宙论基础，解释仁来自天心或帝心；这多少是不大相信民心的表现。在这里成问题的倒是：为什么古人要把仁德视为主德而不是其他？还有，人民在重“仁”之前，还注重何种样的德行？何以必须让位于“仁”？其原因，是否也是中外古史通例？
这使我们要注意比“仁德”流行更早的“义德”问题，以及仁与义的关系问题。也许我们把古代所谓“义”的意义弄清楚，把我们的道德传统开端时的情况弄明白，我们自己历史上的传统道德的特点，也就显现出来了，也更容易和外国古代的道德传统作比较研究了。
“仁”德之前的“义”
关于“义”德，作为道德观念，无论从古史材料看，或从理论发展过程看，都比仁的出现早。在孔子前后，虽然只有墨子贵义，或原始法家重义，但绝不能说孔子之前或注重仁德之前，社会主德不是义。义，作为德行，也许是和文化的开端同时开端的。因为人类社会，如果没有仁，也许还可存在几年，如果没有义，只怕会立即瓦解了。
义【義】字从字源说，上半是羊，也许是指游牧时期的财产，下半是“我”，我字左半是“禾”，指农民秧田，右半是“戈”，当然指执干戈以卫财产了。可见义字本来就与政治经济有关，义的作用就是用以维持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它之出现，无疑是很早的。因此，义是客观的需要，也成为客观的实在东西：把这些话说得更具体些，义就是指一种立法、卫法、守法的行动，是政治、社会的根本原理，也是道德的根本原理。更具体言之，它与远古时代所谓的“礼”、“法”同类，与“刑”亦属同类。“刑”不过指消极意义，礼不过指积极的意义，然而二者都同受“义”的制约。所以古代“义”每每和行为的“礼”、事物的“理”结合在一起，合称“礼义”、“理义”、“道义”。这种“义”，在人类社会中，是任何成员都必须遵守的。也因此礼义并称比仁义并称早些。
郭沫若先生在早年似乎即对这类问题发生兴趣。他在《先秦天道观之发展》中，从“德”字的分析，见出正直、正义是道德观念上最重要的内容。他分析“德”的字源，是在人群中从“直”、从“心”，是“人德”的表现。他根据《礼记·表记》上的话“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又根据殷代卜辞【即甲骨文】上面，不见有德字；周代《尚书》和《诗经·大雅》，则有大量德字，推论周代开始，便已知重道德、重正直或正义，重“人定胜天”，因而“疑天”，“天命靡常”。这是很有价值的意见。
实际上，《尚书·洪范》就明白指出：“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无偏无陂，遵王之义”，可见正直或正义，很早就被列为“百德之主”了。
为了说明“义”的本义和在社会中的表现，还可用一些古代的可靠典籍的材料作证：
“惟天监下民，典厥义”【天只看人民是否注重义】；
“武王……不敢替厥义德”【武王……不敢废除文王那些义德】；“三宅无义民”；
“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依照殷朝的刑罚，宜判刑的，判刑；宜杀的，杀；切不可依你自己的想法来办】；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你如发扬大德，在人民中树立标准：凭义办事，凭礼治心，那就会流芳百世了】。
以上是讲义的道德生活、社会生活中是不可抗拒的律则，“仁”可以少谈，义则绝不可少谈。以下讲义与礼的关系。
“礼以行义”【行礼是为了行义】；
“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君王遵守义，臣民则遵守君王命令。父亲慈爱，儿子守孝】；
“诗书，义之府也”【《诗经》、《书经》所讲的，主要是讲“义”】；
“奉义顺，则谓之礼”【能遵守义，就是遵守礼】。
原来，礼的存在，就是为了推行“义”或“道义”。因此，无怪最古时期多将礼、义并称。
中国古代讲“义”，还有一特点，即并不反对利，而力争义与利一致【这不仅是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管子的“仓廪实，则知礼义”也是如此】，这一点常被后人忘记。例如：
“德义，利之本也。”
“大国制义，以为盟主。”
“义以建利。”
“言仁必及人，言义必及利。”
“民之有君，以治义也。义以生利，利以丰民。”
“为国者，利国之谓仁。”
从以上材料，我们不仅明白了，在道德思想领域上，义的观念早于“仁”的观念，而且知道了礼与义是表里关系，而且义与利，在最早并不分离。这和《尚书》中提到的“正德利用厚生”的观念完全一致，这一点，推崇礼义的荀子讲得清楚：
“故修礼者王……故王者富民。”
“知夫为人主上者……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以塞其耳，必将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将岛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后众人徙。”
义道如此重利，所以能在社会上成为主要德行。维持了几百年或千年。
但是，为什么后来却被“仁”或“仁道”夺其主要地位呢？
想来，不外下面原因：首先，以“义”为主的道德潮流，太注重客观的理则，忘记主观意志的作用，后来，滥用“大义灭亲”，人民难免不在背后叫冤或反对；其次，“义”在“利”的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再次，义或礼义，与政治、法律、宗教等，很难区别，尤其是在古代专制制度下，统治者自订的法律或命令，也可作为圣旨、天命、道德规范，要人民遵守，这使人民常觉天命、道德常和他们作对，不能明抗，也要暗抗；再次，社会难免不变化，所谓铁面无情的礼义准则，也往往有不适时宜，因而有不公正的时候，此时此地之礼义，未必合于彼时彼地之礼义，尤其是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孟子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荀子甚至更沉痛地称这时期为“人妖横行”。《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在这种情形下，要分清公正、正义，确实是很困难的。
这造成礼、义相对化，自天子以至庶人，都以礼义为口号，争说自己是正统，自己守礼法、很公正，他人所说，都是异端邪说暴行。再加以有权势者狂呼“才行反时者死无赦”，这更使人对礼义之道有反感，不得不想法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