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重仁，就是在这类社会状况下提出的。我想，应该说这是“仁”的观念出现的充足原因。前述周代重家族乃是必要原因。
孔孟的仁道，也是在这意义下出现的。
当然，将“仁”变为主德，也是经过长时期的奋斗的。第一步，是以仁列入“礼义利”，变为“亲仁祥【利】义”。
第二步，变为“仁义祥”、“仁礼勇”、“武仁智”、“武智仁”。
第三步，变为“智仁勇”，这是孔子所依循的“三达德”。到这阶段末期，才有孔子的“仁”论。同时，墨子、告子、中庸亦将仁义并言。
第四步，变为孟子的“仁义礼智”。再过些时日，义与利也不一致了，甚至相反了。
大抵，孔子孟子都曾见到仁义的不同和矛盾，《礼记·表记》上说：“子曰……厚于仁者，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亲。”又说：“子曰……是故君子以义度为人，则难为人；以人【仁】望人，则贤者可知已矣。”后来，汉代董仲舒区别仁义，更进一步，认为“仁者爱人，义者正我”。这不仅明白把义推为客观外力，而且是与“我”站在对立地位。无怪董仲舒接着说：“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是仁义分途，义利分家的表现。从此，儒家常以反功利主义的面貌出现。再后的儒者，包括宋代的朱熹之类学者，虽然用公利与私利之分来调和，认为他只反对私利，不反对公利，但是，人类实际生活中，在很多情况下，为公与为私，公利与私利，却是很难分别的。
儒家就为此而高呼仁德至上。中国传统道德，亦承继这份遗产，将“仁”作为中国文化与道德的特点和中心。虽然后来的法家如韩非子之流，继承荀子的礼，改为重“法”，主张人民“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同时保存礼义与利不对立的观念，但他们除得到专制君主如秦始皇之类人的赏识外，人民对他们是不欢迎的。
但是，我们也要说，至少在道德观念的开端问题上，中国和外国，特别是西方，尽管在表现上还有差异，但在根本原理上，中国并没有走在一条特殊道路上。我们在东亚大谈义与仁与利，他们在西亚、欧洲，也仍在大谈义与仁与利。在欧美，进入20世纪，亦仍未放弃。所有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学者，固然在谈“仁爱”的道德哲学，而重现实的学者，也一直大谈以义或公正为中心的各种功利主义伦理学。这一主要线索如不受注意，我要想对中西道德思想有一个彻底了解，恐怕是很难的。同时，不注意这个线索，恐怕也难于透彻理解西方现代伦理学。
试将中国道德观念的开端和外国道德观念的开端，比较一下，便可明白。
外国道德观念开端时的“义”“仁”
外国最古老的文化，大概都与大河流域有关，这和中国古文化，起源于黄河一样。
当然，河流未必是决定因素，但这些民族的文化理想，却借河流得到了充分发展。人类，到底还是需要组成一个互相帮助、互相同情的社会，才能生存下去，有发展前途。为此，就必须有一个维持共同利益的有礼有义的原则，特别需要一个建立在正义或公正原则上的政治、道德秩序。古代外国，亦因此先出现正义的志愿，从而出现各种形式的“法”和文化。
关于外国古代文化，究竟是巴比伦在先，还是古埃及在先，可能有争论，但是，我们却可说，他们以及古印度、古希腊的文化所留下的资料都可证明，和中国最早著作中所表现的道德观念和政治观念，大致是相同的：都强调“正义”和“法”。中国最古的《尚书》有帝王的各种文诰的记载；较后的《礼记》有关于最古礼法的详细记载；而巴比伦、埃及、印度、以色列和希腊，都有详细的法典流传至今。
在这里，我想强调：即古今中外，并不是先有礼与法，而后有道德上的“义”或“义道”，实际是先有人民或社会公认的道义，而后有一定的礼法或法典【这个“道”当然不是董仲舒所谓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道，而是人民要求的正义与道德规范】。有了这个了解，我们可知巴比伦和埃及等古国留下的法典，就是他们的道德风气的反映。
但是，我们还必须注意：这些古文化，既兴盛了，后来又消灭了，这变化，确实与“义”德或“正义”德有关--往古的法典，据今天我们看来，弊病是很多的，有很多地方是很野蛮的，例如“血族复仇”，不仅造成民族间争战不已，而且也使族内亦内乱，互相残杀、互相倾轧，因此法律严，刑罚残忍，令人不堪想象。这和中国古代礼法，亦类似。中国人曾为此付了重大代价，不得不从重义变为重仁，外国人在此，似乎也不能例外。
看看外国古代各种先进文化与道德的变化，也可增加我们对自己道德的开端的了解。
古埃及，所谓尼罗河文化，其出现大概比中国古文化，早约1000年。大约可算是人类最古的文化了。在公元前20世纪左右，从他们留下的考古材料【包括实物和文字纪录】来看，可知他们崇拜的诸神中，有一位女神名Maat，其职责就相当于中国古代所谓的“义”或“正”、“中”、“平”。她是诸位含有道德意义的“神”中最主要的一个。实际，她是古代神话或宗教将人间的各种德行加以人格化或神化的结果。她是农神Osiris的女儿，手握一架天平，在人死后，衡量人的心是否公正。因此，西方人把Maat译为主管justice【公正】、Truth【真实、真理】、Righteousness【公义】的神，或作为公正、义的化身。这是古埃及人民中流行的神话。
就古埃及的实际生活而言，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一位圣君，名Ptahotep，刻在墓上的遗言中就曾说：“公正或义，比任何其他事物都高”，“要坚持公义或真理”、“做事要正直”。这同于中国古人重礼义，列义为主德。同时他又强调执行公正时，必备人格【Personality】或品格【Character】，公正或义乃是一道德职责。
另外，金字塔铭文中有一贵族墓志铭上刻着：
我不说谎话，我是受父亲亲爱和母亲赞赏的人，品质优良；
我向区域内饥饿的人，施舍面包，向赤身者施舍衣服……我从没有压迫他们，霸占他们的财产，致使他们埋怨我。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义或公正。由于他们的材料不全，我们无法判断他们何时产生“义”的观念，何时产生仁慈思想的材料，但根据美国的埃及学权威J. H. Breasted的断定，埃及人在公元前20世纪左右，在道德观念中，便已有责任感、良心感、人格感、仁慈感的存在；内心制裁或良心，让他们最早进入良心时代【Age of Conscience】、品格时代【Age of Character】；埃及人最先明白了义与仁、礼与义，都是主德，都可以并存，而且必须并存了。
从古埃及转到古印度，他们的史料，比较详细清楚些。他们的道德的开端，更给我们一些启发。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与孔子虽然差不多同时出现，但他们留下的材料，似乎比孔子留的还多。大约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雅利安民族征服了印度。印度本来是一个注重严格等级制度的社会，被征服后，更重等级与专制，所以，重君主，重集权，重国法、家法。为此，他们一定要维持一个坚强的法制系统和道德系统：因此，“法”、“道德”、“国王”，可说是三位一体。这种道德，不能不与“礼、法”相通。古印度人曾创造了一个词，达摩【Dharma】，其意义差不多就和中国古代的“义”、古埃及的Maat相同。他们也经过了一段注重等级制礼义的时期。
可以说，中国古人以重义为德之开端，和印度人重“达摩”为德之开端，其环境背景与其流弊，也无多大差别。因而后来都不得不转为注重仁与慈，也十分相似。
孔子生于诸侯争雄、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礼义荡然无存之际；释迦牟尼亦是处于十六国争雄、互相争战时代，兼以政教时时冲突，人民困苦不堪，这使释迦牟尼不得不用“去苦”与“行慈”为号召，将过去严厉专制的铁面无情的“达摩”【法】改为慈悲的“达摩”。有如孔子将“大义灭亲”之“直”，变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之“直”。
在这里，佛祖与儒祖还有两个相似之处，首先，他们都不明白讲上帝或绝对，作为道德的最后根据，宁肯对上帝或“绝对”采取一种怀疑态度--“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其次，孔子注重仁且智，佛祖也重慈悲与“悟”【人的错误与苦，都由于愚蔽】。在原始佛教的五诫或八诫上，他们对第一条不杀生，是作广义的解释：即对一切有生之物，皆要仁慈。因此，他们的教义或佛法，与其说是宗教教条或礼法，还不如说是一些重视自己人格的道德教规或规范；说它是宗教道德，还不如说它是道德宗教；说他们的最后目的--涅--在天上，还不如说涅就在人间，甚至就在人的心上。既然道或德是在现实中，在人心中，所以必须既用慈，又要用智；智与慈悲，并行不悖；人要去掉“苦”，也只有靠心中有慈悲，同时又用“智”来求其因，去其果。佛祖这些想法，近于孔子所谓的“智者不惑，仁者不忧”，“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孟子所谓的“仁义礼智”，《中庸》所谓“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
我们未尝不可说：释迦牟尼的教义，所代表的道德潮流，就如孔孟用仁代替义的首要地位。孔孟用仁义支持礼义【或理义或道义】是一种思想革命，是对当时礼义道德沦亡的挽救。原始佛教或佛祖，似亦有这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