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中国在汉武帝时，在董仲舒【前197—前104】的倡议下，儒学得到独尊地位，印度佛学，在差不多同时也被雄才大略的阿育王【在位期为前273—前232】“定于一尊”，与统治者合流。只因与政治力量合流，这种道德思想不论在中国或在印度，便不能不因政治变化而变化。汉代以后，阿育王以后，儒佛俱由盛极变弱变衰。但是中国在宋代，究竟还有新儒家承继，“为往圣继绝学”；至于印度佛学，后来经回教民族的侵入，终于变成东南亚的流亡宗教。
不仅东方如此，在西方也同样可见中外道德观念相同的开端与变化。
西方所谓犹太教、基督教、希腊文化，似相异，实乃一贯。古希腊文化与道德，若没有犹太教、基督教来补救，本身也难于发展。三者合在一起，可见其全。犹太教的圣经《旧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关于他们的道德观念在开端时的状况。
《旧约》中的“摩西十诫”，基本上是道德戒条，前四条【只拜摩西不拜偶像、不许乱用神名，要守安息日】，似属宗教，实是为道德树立至高无上的基础和权威，正如后人把这基础不放在“上帝”上，而力求放在宇宙自然律或历史规律上一样。原来他们信神，信神之子摩西，就是要人们相信道德原理或戒条就是至高无上的“理”或“道”，或上帝。要我们相信义或公正，就是要我们有正义感，能尊重十诫、维护十诫，能秉公办事，诚恳过生活，这就是人类最高的美德。他们所谓的道义或正义感，具体化有下列内容：
“不可欺负外地来的人，因为你们从前在埃及也是作寄居的，应该体会寄居的滋味”；
“在诉讼庭上，不可因一方穷而放弃公正【或义】”；
“遇见仇人的驴，因背驮过重倒在路边，你切不可袖手不理，你应该帮助驴的主人，一同抬开重驮”；
“你不可欺压剥削别人，也不可拖延到第二天才给你的雇工发工资”；
“不可对你的同胞怀恨在心，图谋报复；总要爱人如己”；
除上列话外，他们还有更积极而又深入的言辞：
“掌权的人，你们果真行公义吗？你们的判决是公正的吗？不!你们一心作恶，在地上不断施行暴虐。”【《诗篇》，58：1，2】
“那些玩弄法律、掩饰恶行的可恶官僚，岂能和他相交？他们互相勾结、谋害好人，置无辜的人于死地。”【同上书，94：21】
“听见穷人哀声求助而无??于衷的人，到自己发出哀求时，也必定无回应。”【《箴言》，21：13】
“你们这些坏透了的人啊!你们把所谓‘公正’强加于穷人和受压迫的人身上；所谓正义和公平，对你们来说是毫无意义。”【《阿摩司书》，5：7】
“神又传话给撒迦利亚：我吩咐你们的祖先要执行公平正义，彼此以仁爱相待。不可压迫孤儿寡妇、外方人和穷人；更不可心怀不轨，谋害他人。”【《撒迦利亚书》，7：8－10】
由此可见：古代西方人在重“义”的情况下所产生的正义感、道德感，并不落在我们的古人后面。但是，总而言之，不论是西方古人，还是中国古人，在最早的年代，当道德观念萌芽、开端时，都是以义或正义为主德。不仅以色列人如此，古希腊古罗马亦如此。
古希腊人和中国、古埃及、古印度，都同样以最尊重“义”或正义为开端。他们大多数人都信仰多神或自然神，并以“义”或“正义”神为众神中最庄严的神，她是天神第二妻子Themis生的二女儿Dike，随时在天神的左右。她主管“义”或“正义”。希腊人形容这位女神，和古埃及的正义神Maat一样，随时手执天平，衡量人间的是非善恶。古希腊人也崇敬爱神，但爱神只管私人事，不涉公事。这也表明：在他们心中，正义比仁爱更重要，正义是人类社会赖以有秩序【包括道德秩序】的基础。
这在他们留下的著作中，最清楚。他们最早的著作，一是荷马史诗，一是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在后一著作中，讲的多是希腊人民劳动的故事，也最能表现古代希腊人的道德观念。其中讲：天神宙斯把“正义”这个最佳礼品送给人类，任何人只要知道正义，并且伸张正义，那么，无所不见的天神就会给他幸福。还说，有生之类，没有正义，便会互相吞食。如能公正待人对事，城邦就会繁荣，人民会富庶，安居乐业。这些都是希腊民间人民对正义的企望，也是他们的道德理想。这大约是反映古希腊在公元前8世纪时的道德风尚。
此外，梭伦是古希腊雅典的立法家，他用他的公正观点，替雅典制定了一部令平民比较满意的宪法【大约在公元前574年】，成为此后古雅典城邦的国家和人民，都共同以正义为治国和立身处世的标准。他说：“我制定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这和中国《尚书》中许多帝王的诰文，毫无区别。
这种正义的意义，也是后来哲学家文学家所表现的意义。可以说，整个古希腊时期，甚至古罗马时期，也没有谁不将正义作为政治、道德的中心和最高标准。也因此在古代全希腊人中正义成为“百德之总”，四主德中之最主德【四主德指正义、勇敢、智慧、自制】。
苏格拉底是极重道德的人，正义观念还使他为了不破坏法的至高地位，宁愿饮毒而死；他的学生柏拉图为了对付智者派对正义的攻击，不惜写作《理想国》，证明正义对个人对国家，均同样为和平生活、快乐生活、道德生活的来源与标准，正义与利益不可分；到了亚里士多德，虽然将政治与道德分开来研究，但道德仍重在正义。不过，他也重视“友爱”在道德上的价值，他似乎也知道道德不能仅恃正义，特别是正义与不正义的界限并不分明，就像在中国古代常常说“春秋无义战”，战时每一方都说他是为正义而战--原来正义也并不是绝对原则。
还有，古罗马有一位政治家兼伦理学家西塞罗【Cicero，前106—前43】，继承并发展希腊文化，还著了一本书《论道义》【De officiis】，全书以“义务”或“正义”为中心，主要是“义利之辨”。坚信正义与利，并无矛盾；利，不问公利或私利，皆与正义不矛盾；如有矛盾，那也只是表面如此；在西塞罗看来，“凡不‘义’的事情，绝不能有‘利’：恶人即使得利，也不是真正的利益，更不会有永久的，真正的快乐。”因此，义利不悖。
西塞罗还分“利己”为三种。一是利己损人，这不可取；二是利己、但不损人，这却不可贵；三是利己益人，这可推行。因为这是友谊的需要。但如果在第三种意义上再推广，那就将要重仁了。但西塞罗的道德感，也还没有脱离正义的力量，未曾发展到最后。
这说明西方由“义”逐渐接近“仁”了。耶稣因此呼唤：“仁爱”、“慈爱”，这声音在古希腊古罗马的世界中，本来已有基础。他们的史料较齐全，所以比我们中国古代由古代重礼义转为重仁义的过程，记载得较清楚，也值得我们借鉴。
耶稣出现后，“仁爱”也随之变为西方人们道德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了。他们在希腊四主德之上，增加了三德，即信心【Faith】、仁心【Charity】、祈望心【Hope】，其中主要是仁心，即人类最大的主德，是仁与义。耶稣还将《旧约》中的摩西十诫，简化为两条：爱上帝和爱人。这算把他们的宗教教义讲清楚了，也把道德的根本要义讲清楚了。后来，圣保罗传教，便着重讲这点。看来，西方从此便受滚滚而来的“仁爱”思潮的冲洗，“义道”屈服于“仁”道了。他们说：
“如果我没有爱心，我不过是吵闹的锣鼓声而已。即使我有先知讲道的能力，渊博的知识……如果没有爱，就算不得有什么价值。如果我倾家荡产以救穷人，甚至舍身被焚，倘若心中无爱，也不算有益于人。爱是经久的忍耐，是仁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狂妄，不做可耻的事，不谋自己的利益……不喜欢不义的事，只喜欢真理”。
这种伦理思潮，使客观的、不自觉的“义”【Righteousness】公正变为了自觉的爱心或仁心；即不仅要注重律法，还要重精神、重良心、重基督了，用中国话，这就是“求诸己”，“返身而诚”。比起西欧来，中国确较先注重仁爱【注重讲“仁义”】。但这只证明我们的文化和道德的开端，比西欧早，并不能表明中西的道德的开端或初期发展有什么不同。
总结
所以，我们想从上面的比较，得出结论：不论中国或外国社会，用以维持社会生活和制度的道德现象与道德观念，在其起源与开端上，在根本原理上，大体是一致的。中国传统注重礼义或仁义【或称以礼义或仁义为“百德之主”】，外国传统，也照样注重礼义或仁义【或称之为“主德”】。中国传统，因义德产生流弊，所以济之以仁德，外国亦然。以后，中外道德观念的发展，因时因地境况不同，在表现上确有差异，甚至有巨大差异，但总的方向，还是相同的。这保证了世界文化的趋同性，也使文化的差异性，最后有着落。中国人讲“理一分殊”，外国人讲共相殊相【普遍与特殊】，其意义，亦在此。
对未来，我们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包括道德思想的发展史，在互相往来频繁的时代，总是愈来愈趋于同，绝不是愈趋于异。人类文化，包括道德思想和道德现象，对于人类全体或民族全体而言，可以在异中作出贡献，也可以在同中作出贡献。二者并不矛盾。反之，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国际主义，都同样对人类、对民族、对每个人有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见到任何其他民族，对别人或对自己有贡献时，都不得不拍手称赞的原因。同时，也是我们看到任何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都会发生浓厚兴趣的原因。我们要对各种文化道德作比较研究，既要求异，也要求同，求同，并不妨碍爱国主义，更不是想要抹掉差异。当然，差异或特殊性也很重要。有些优秀文化，也常常出自某种文化的特殊性，但是若无向普遍性的努力，恐怕我们在今天也难于摆脱古代的“杀战俘”、“杀无辜”、“杀异己”这类狭隘民族主义和专制集权主义的局面。实际，古今中外，一致要重仁、重爱、重慈，也不外是力求摆脱这类偏枯与狭窄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