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成长——产业报国辗转求索
这是一个自强不息的企业，
这里洋溢着一种昂扬向上的奋斗气息。
这里是智慧的集散地，
这里有一群民族的精英，
只要有一粒“思想”的种子，就会在这里长出一片参天的大树。
三线建设孕育了东汽，同时也孕育了东汽一段特殊的成长历程。从峥嵘岁月进山川，依山傍水把厂建的那一刻开始，特殊的历史背景就仿佛注定了东汽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
诞生于“文化大革命”，创业于动乱，从蹒跚起步到走出困境，东汽在徘徊中奋进，走的是一条铺满艰辛和荆棘的道路，其间的艰难曲折和一个个充满苦涩和激情的故事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十年动乱，八年基建——东汽在艰难中起步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汽轮机事业一直都在风雨飘摇中徘徊前进，发展缓慢，其间也走了不少弯路，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作为行业的晚辈，东汽建设的艰辛与曲折不难想象。1966年东汽在举步维艰中破土动工，原本计划在1968年投入生产，但却因基建安装常因武斗等干扰破坏而被迫中止，甚至经过三次军管也难以走上正轨。加之当时的许多重点工程还未竣工，铸钢、铸铁、煅热、精铸等热加工都没有上马，用于汽轮机零部件生产的各种毛坯还根本无法自给。同时，许多关键设备尚没到厂，各种技术工人还未配齐，一系列困难问题摆在东汽人的面前。在“一无图纸、二无毛坯、三无工艺装备”的情况下，其生产条件很多方面都不具备，边基建、边生产谈何容易。这就使建厂五年的时间只完成了基建投资的21%，生产计划一拖再拖，迟迟不能出产品，这让东汽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出产汽轮机是东汽人的梦想，它从建厂以来就魂牵梦绕在东汽人的心头。“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没有毛坯就找出毛坯。”根据哈汽承建东汽协议，东汽就抓紧派人去哈汽催要毛坯用于生产，并到哈汽搬兵配备技术工人，还在工艺制造、工装生产方面求得哈汽帮助。同时在土建安装、系统配置跟不上生产进度的情况下，采取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实现重点突破。为了能早日产出自己的汽轮机，东汽人想尽办法、排除万难，在第一台汽轮机的生产过程中，全厂干部职工坚持用“土办法”和“蚂蚁啃骨头”精神，克服了生产制造中的道道难关和技术难题，终于迎来了东汽产品第一个“新生儿”的诞生。在1971年国庆前夕研制出第一台7.5万千瓦汽轮机。最后历经八年才于1974年正式投产验收。
做行商、吃杂粮、创名牌、争大上——东汽在磨难中前行
有了第一台7.5万千瓦汽轮机“起家”的本钱，东汽人又悄悄开始描绘更大的蓝图。但是在那个特殊的艰难年代，企业的成长发展却有着更多的曲折和坎坷。80年代初期是东汽建设另一段最困难的时期，由于计划经济的政策调整，国家下达工厂的指令性任务大幅度下降，电站汽轮机生产计划几乎为零。一个庞大工厂的众多员工要工作、要吃饭、要发工资，然而资金从哪里来，任务从哪里找？情急之下被“逼上梁山”，东汽人及时确立了“做行商、吃杂粮、创名牌、争大上”的奋斗目标，并成为当年的负责人陈宽金等带领全厂员工践行的工作信条。“做行商”就是改变官商作风，主动到全国各行各业去承揽业务；“吃杂粮”就是改变只干汽轮机行当，兼而承制生产各种产品；“创名牌”就是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搞好技术服务，在用户中建立良好信誉；“争大上”就是力争上游，在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和员工素质方面塑造企业形象，增强生存能力。为了掌握市场行情，工厂还组织专门力量分成几路，跑遍了全国20余个省、市、自治区，对全国电力、冶金、化工、轻纺、食品等各行各业进行需求调查，从而制定自己所要生产的产品品种和生产任务，包括生产飞机机库大门、铁水包、榨糖机、沼气提粪机，甚至打菜刀、包沙发、造桌椅、做板凳、做保险柜……所有这些支撑了东汽当年的投入产出，并对工厂渡过难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尤其在缺少国家资金投入和下达产品任务的情况下，东汽不仅不伸手、不依赖，没有给国家和社会增添负担，而且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达到自给自足，始终保持了40余年无亏损的骄人业绩和优良本色。
自主研发30万千瓦汽轮机——东汽在逆境中崛起
“如果没有过去的30万，就没有今天的东汽厂。”这是后来担任党委书记的高青鹤经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东汽职工多年形成的一种共识。建厂初期，东汽的设计纲领是年产60万千瓦汽轮机，主要产品是从10万千瓦以下的火电机组做起。在东汽通过技术改造一举造出7.5万千瓦机组之后，国际上却出现了30万千瓦和亚临界、超临界60万千瓦的主力机型，并且成为当时发电行业的主力机组产品。当时的机械部认为国产火电机组参数低、煤耗高、污染重，决定引进国外先进的制造技术，并让先天不足的东汽仅承担20万千瓦以下汽轮机的生产任务，同时把30万千瓦和60万千瓦汽轮机技术引进任务分别交给了上海汽轮机厂和哈尔滨汽轮机厂，东汽参与的技术引进只是制造给水泵小汽轮机等相关的配套设备。时任厂长的丁一和东汽人对此有着深刻的危机意识，认为东汽如果不能研发出30万千瓦或60万千瓦的机组必将成为二流企业，并将长期受制于人。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东汽人以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的雄才胆略，冲破重重阻力，克服了各种困难，成功实现了我国首台国产30万千瓦火电汽轮机组的自主研发，为东汽在发电行业形成与哈汽、上汽三足鼎立局面并跻身于强手之林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振兴我国民族工业的征程中，东汽的“惊世之作”屡屡问世并呈现了强劲的生命力和发展势头，成功研制出30万千瓦国产机组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时至今日，东汽人都还亲切地把它称为“争气机”。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当年20万千瓦火电机组已属于过渡产品，30万千瓦以及容量更大的机组才是未来的主流。东汽也曾主动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希望三大电汽联手研发30万千瓦国产机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使得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当上汽、哈汽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汽轮机的引进上时，不甘落后的东汽人再也坐不住了。为了突破不占天时地利的客观制约，给企业的未来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东汽顶着压力决定自行上马30万千瓦火电机组的研发项目。他们拿出了山里人的倔犟脾气，提出不要国家一分钱，也要搞出30万千瓦机组的奋斗目标。这种“出格”举动不仅遭到多方的反对，也得不到上级财政的支持，而且项目风险大、技术难题多，毫无经验可言，一切都得摸着石头过河。但东汽人并没有因此而退缩，毅然选择了自筹资金、自找销路，甚至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也要放手一搏。当时，丁一带领30万千瓦机组主任设计师宗福新等人多次到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却以会“打乱国家计划”和“没有生产能力”为由而被屡屡驳回。尽管到处碰壁，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东汽早在1974年就得到了30万千瓦机组的设计试制任务，但在随后执行的过程中多次遭遇重大变故。1978年，在一机部的30万千瓦机组讨论会上，部分参会人员提出推翻东汽方案的设计思路，而此时东汽的大型铸件已经在制造中。天有不测风云，1980年5月，电工总局又忽然电报通知，停止东汽30万千瓦机组试制工作，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上报了结。这一决定在国内引起激烈争议，对东汽来说则无异于晴天霹雳。
“停产就意味着7000多名东汽职工辛苦六年的心血付之东流，意味着1400万元的在制品顷刻之间变成一堆废铜烂铁。”尤其令东汽人难以接受的是，停止研制就等于向世界宣布，中国没有能力研制大功率汽轮发电机组，要发展国家的电力工业，只有依赖从外国进口。在接到上级停止试制通知的当天，丁一含着眼泪在全厂大会上表态：“企业要生存发展，就必须研制30万千瓦和更大的汽轮机，就是砸锅卖铁也得上!我宁愿不当厂长，也一定要把这台30万千瓦机组搞出来……”在心潮起伏中，丁一奋笔疾书，给上级领导薄一波、沈鸿、周子健等人写信，以寻求他们的支持……最后通过多方努力，东汽的据理力争终于引起上级的高度重视，凝聚着一代人数年心血的东汽这台30万千瓦机组发电设备终于拿到了国家同意生产的批复。实际上，在这期间东汽30万千瓦机组的试制工作一刻也没有停顿，在资金极度缺乏的情况下，东汽人一方面组织人力四面八方找活干，在市场上承揽各种“不伦不类”的产品以求生存；另一方面全厂职工勒紧裤腰带节约每一个铜板，筹集更多资金用于30万千瓦机组的试制。1983年12月16日这一天，由东汽自主研发的我国首台30万千瓦汽轮机终于带着东汽人的夙愿与喜悦，在全体研制人员的欢呼雀跃中试车成功，并很快就在山东黄台电厂安家落户投运发电。
东汽30万千瓦汽轮机组试车成功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了这样一条振奋国人的消息：
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30万千瓦汽轮机在东方汽轮机厂空负荷试车成功，标志着我国机械工业达到新水平。
《四川日报》也及时报道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
东方汽轮机厂在试制这台汽轮机的过程中采用了高中压合缸和一米长叶片等新技术，它的问世缩短了国产大型汽轮机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为进一步发展更大功率汽轮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有了这段自主研发成功的历史，东汽把企业发展命运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从而在研发大型汽轮机产品的国家队主力阵容中，真正形成了上汽、哈汽、东汽“三大动力、三足鼎立”的行业强势和发展格局。
时势变故，英雄辈出
“去三线挑的都是拔尖的人才，既看业务水平也看思想觉悟”，这也是三线建设重要的人才支撑。时势造就了这样一个英雄群体，也铸就了这样一群时代的精英，在东汽，丁一这个传奇式的人物，作为东汽厂的老厂长，中国东方电气集团的创始人，曾与李鹏同志一起在苏联留学的新中国汽轮机专家，丁一以其高尚的情操和无私的奉献曾经感动过无数的东汽人。1967年，刚过不惑之年的丁一突然接到一纸通知，调他赴东汽主持工作。怀着拳拳报国之心，丁一惜别故土来到汉旺，由此揭开了他人生中的崭新一页。几十年来，这个不知疲倦、兢兢业业的行业专家通过自己的人格品行和对事业的执著忠贞，把个人命运与东汽建设紧紧联系在一起，并在不畏艰难、激流勇进研发东汽30万千瓦汽轮机的过程中展现了东汽人的拼搏精神。在他身上不仅凝聚了老一代东汽人的自尊与豪情，也集中体现了东汽人特有的“倔劲”和品格，形成了不甘落后、开拓进取，抢抓机遇、敢为人先，能办大事、敢办大事，后来居上、勇攀高峰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些都已成为东汽党委书记陈宽金当时总结归纳出的“民主人和、献身拼搏、创新开拓、唯旗是夺”的东汽精神的雏形，而且至今仍作为东汽人的宝贵财富而世代传承，不断弘扬和提升。
像丁一以及陈宽金等人一样，东汽创业者中还有一些在东汽史册上留下闪光足迹的人物。他们包括原国务院副秘书长、云南省省长徐荣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常务副部长、中国银行常务副行长孙昌基，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国家机械工业部总工程师姚福生，原四川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沈国俊，以及东汽老领导段竹余、张丰志、张晓、李林、何木云、黄华池、宋文才、王树槐、韩致远、张绳铨、孙平元、许正威、高青鹤、宗福新、王强、程健、张兴洲、林锦棠、常相如、陶跃章、李海昌、王志红……其中，东汽原总工程师、我国汽轮机叶片专家姚福生早年曾留学波兰，是对汽轮机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当年少有的科学博士，他于1994年首批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年来从事设计与制造方法的研究，在汽轮机的理论计算、样品设计、制造等很多方面有独创性成果，主持了我国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与国家973、863等重点工程项目并荣获国家多项荣誉。在这些精英中，既有管理骨干也有技术专家，他们都为推进东汽的产品研发、产业开发、技术进步、管理创新、体制改革、机制转换、企业发展和文化建设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并带领全厂职工在东汽成长发展、做大做强的征途上树立了一座又一座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