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许多东西失去了仍可以得到，唯有青春对任何人来说都只有一次。青春无价亦有价，对于青春的短暂，它是有价的，可是对于那些将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汽轮机事业的东汽前辈们，它是无价的。20世纪60年代，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从民族发展的大计出发，决定在中国的腹地搞“三线”建设。当时出于战备考虑，东方汽轮机厂选址在了较为偏远的绵竹汉旺，建在龙门山脉的曙光山下。
从那以后，一代又一代东汽人在这里挥洒热情，播种希望。牺牲了青春和优裕的生活，成为东汽建设的生力军。这些技术精英和骨干们，在荒凉的山沟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艰辛、血汗和智慧，硬是凭着坚韧意志干出了一番大事业，建起了我国西部第一个汽轮机厂。40多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间，而于东汽人则点点滴滴都是值得珍藏的难忘记忆……
哪里需要哪里去，永把这里当成家。对于参加“三线”建设的峥嵘岁月和荣辱兴衰，东汽老厂长张绳铨在撰文纪念“5？12”的感怀中，有着深情回忆：“岁月如梭，往事如烟。40多年，弹指一挥间，日历已从公元20世纪翻到了21世纪。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东汽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大政方针指导下，也已不是昔日的形貌，一座在重大装备行业享有盛誉的现代化大工厂遭遇到‘5？12’汶川特大地震毁灭性破坏之后，今天一个更加现代化的新东汽已在德阳市八角井拔地而起。40多年来，几代东汽人饱经风雨、艰苦创业、铺路奠基，后来的接班人更用他们的理想信念和聪明才智为东汽的发展奋发努力、添砖加瓦，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业绩，真是令人欣慰、骄傲与自豪！然而，每每想到当年的“支内”、在东汽的创业历程，却恍如昨日总不能忘怀。”
张绳铨是1967年四五月间在原一机部上海汽轮机锅炉研究所参加“支内突击队”的，发起人是后来一起来东汽的潘伟雄等同志。“支内突击队”这个在今天年轻人听起来不怎么好理解的名字，在当年那个特定的年代却是一些有志于建设“三线”的同志，响应伟大领袖号召而成立的响当当的“群众组织”。1967年，东汽已是一机部下文开建的第三个年头了，年初所里传开“一机部已经来文，我们要有100人支援东汽筹建产品试验室”。于是，所里一些立志要做一点事业、为响应毛主席“支援‘三线’建设”号召的同志，自愿加入了支援东汽建设的行列，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东汽第一任总工程师的姚福生、郭淑芬夫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同年12月经政审合格后转入了东汽。应该说，上海汽锅所的“支内突击队”就是东汽产品试验室的前身，“突击队员”在上海的3年里会同哈汽产品试验室的职工承担了东汽产品试验室的筹建与试验台位的设计工作。
1968年起产品试验室现场建设逐步铺开，“支内突击队”中的许儒铭、周荃生、蔡志梁等同志先期从上海内迁来到汉旺，临时办公地点设在中寺庙里。张绳铨是1969年4月间来川的，当年29岁。4月27日夜到达德阳火车站，没有赶上开往汉旺的火车，被安排在厂里在站前所设的临时招待所住宿，直到第二日19时才乘上了开往绵竹县汉旺镇的火车。接近22时方抵达终点站汉旺。走出闷罐车，跨过铁道，一眼就看到了半山上开工建设中的厂房和近在咫尺的一片黑压压的大山，心头瞬间掠过一丝说不清的感受。由于行李未到，张绳铨当晚就宿在车站后面厂接待站的平房里。
1969年4月30日张绳铨在汉旺的新的生活开始了。厂里因照顾他有一个不足周岁的孩子，将他家安排到位于磷肥厂区家属宿舍303幢1门2楼的一个单间。趁着假期，他们忙着学砌灶台，筹划吃饭问题。时逢“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的经济已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各种供应都是凭票购买，在汉旺这个远离城市的小山镇就更显短缺，每人每月有猪肉大概半斤、食油3两，日常生活中的白糖、肥皂、洗衣粉等，既不发供应票也不供应。张绳铨从上海来时作了些准备，每逢赶集时能从老乡手中买到鸡、鸡蛋及各种蔬菜，粮店里的大米是作为主食供应的，这对于南方人来说，生活虽说艰苦但基本还能过得下去。
当年的五一假期过后，张绳铨正式上班了。产品试验室临时办公室设在现在12层大楼前与马路呈直角的两排竹篾房中面向东的一间。两排竹篾房中有设计科的办公室，以及其他正在筹建中的科室和车间的办公室，周围还建有“红楼”“灰楼”“石头楼”幼儿园等，当时戏称为“东汽南京路”（指工厂最繁荣的地方）。说是办公室，实则是每日大家上班报到、集中和搁置劳动工具的地方。当时的产品试验室刚开工基建，没有太多的事可做，在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就是参加工厂的基建。他们顶着炎热的太阳，在今日船机分厂厂址，挖厂房立柱地基；在汉旺火车站前参加工厂铁路专用线的建设，硬是用镐头、铁铲以肩挑人扛的土法搬走了一座座绵延数十米的小山冈。张绳铨对参加一主机车间15米龙门铣床地基的开挖和浇灌混凝土的印象特别深刻：又大又深的地基全是大石头，全靠人工开挖；在混凝土连续浇灌时，其中一台水泥搅拌机设在产品试验室前，参加者每两人一辆手推车，把混凝土推下山倒入15米龙门铣地基后，空车再沿着足有30度的山坡返回，劳动量之大；每个人都是汗流浃背，劳动布工作服湿了干，干了又湿，衣服上印出圈圈的汗渍，一餐能吃下一斤米的饭或五六个大馒头。在建厂初期，产品试验室的同志们也是工厂最棒的搬运工，有一个时期他们承担着从火车站搬运钢管、槽铁和各类金属圆钢到位于锻热分厂前的堆场，4人一组抬着上百公斤的东西，口喊号子统一步伐，如同上海码头上所看到的装卸工，实在抬不动了，其他人抢着换上。在当年曾被赞誉为“大力士”的人，有博士姚福生、粟铁强、金承海、杨村初、朱梓根、王振琪、谢顺兴等。同志们团结一致、互相帮助、相互鼓励，真是情同手足，令人十分感动。
1969年12月26日，上海汽轮机锅炉研究所被当时的上海市委宣布撤销，按原第一机械工业部规定的“一百人以技术支援形式来东汽建立产品试验室”的大部分同志，在1970年初分期分批到达汉旺。从上海、哈尔滨来厂的人员多了，在“三线”建设“先生产、后生活”的指导思想下，食宿成了一大问题，只能分散住在绝缘厂桥头仓库内和汉旺街邻、周边老乡家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大革命”中经济极速下滑，导致汉旺地区对迅速增加的东汽人员在副食、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上已很难承担得起了。有一年的除夕，张绳铨一整天都在汉旺街的肉铺上排队买肉，挤来推去没能买到一块好点的肉，最后只抢购到一小块猪头肉。家里还有等着过年的孩子啊，他每当想这事总是十分心酸！幸好，技术人员不时有出差任务，可到上海、北京去买一些日用品。可凡是来东汽“支内”的，不论来自哪座大城市、哪个工厂，在那样的困难条件下，没有一个人怨天尤人想打退堂鼓的，一来到工地就忘我地投身于建设东汽的洪流中。
1970年，产品试验室的试验厂房和办公楼的土建工程基本结束，来自上海和兄弟单位的各试验室和生产车间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同志们大致配齐，在工厂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支持、帮助下，他们自己动手开始了试验室水、电、气的安装和基本设施的建设。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汽轮机强度振动试验室、空气动力学试验室、燃气轮机试验室和其后的大轴承试验室、一米长叶片试验台位等相继建成，围绕工厂早期产品的开发开展了一系列的课题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工厂早期产品的研发……
张绳铨从在上海汽锅所参加“支内突击队”起，至今已有40多年了，在东汽服务了33年，可以说把自己的一生年华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东汽。他说：“东汽教育了我、培养了我，给了我知识和做事的技能，在东汽的工作虽说艰苦但是愉快的。‘团结、奋发、求实、文明’的东汽厂风和‘民主人和、献身拼搏、创新开拓、唯旗是夺’的‘东汽精神’，以及与所有‘支内’职工、后来接班的东汽人在艰苦创业，推动和发展汽轮机技术进步中结下的深厚友谊，值得我一生珍惜，永记心中！”
咬定青山不放松，衣带渐宽终不悔。在投身“三线”献青春的老东汽人中，曾任东汽总工程师的宗福新也是一个执著追求的人。他于1963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动力机械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哈汽厂工作，从此便与汽轮机事业结下了不解的情缘。后来又支援“三线”建设扎根汉旺一干就是37年，从而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献给了东汽的建设发展。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他在江苏常熟老家读中学时，因生活困难，为了充饥都吃过榆树叶子，但这些都不影响他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中学毕业他就考取了哈尔滨工业大学，选择了哈工大的汽轮机制造专业。
大学毕业时，哈工大已归属国防科工委，宗福新分到哈尔滨汽轮机厂搞一般性技术工作。后来支援国家“三线”建设来到东汽，从此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被他视为第二故乡的汉旺山镇，并在这里一直干到退休。在东汽提起他的名字，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2006年中央电视台“当代工人”栏目组在东汽生产现场录制了一期节目叫《无悔青春》，专门讲述了东汽人艰苦创业的难忘历程，讴歌了东汽人无怨无悔的“三线”情结和献身精神。宗福新在节目采访中饱含深情地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包括由他担任主任工程师参与并改变东汽命运的首台国产30万千瓦汽轮机的设计制造，就连主持人也被深深地感动而潸然泪下。
作为看着企业从出生到成长再到壮大的老东汽人来说，宗福新见证了东汽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企业从曲折坎坷的摸索到宏图伟业的探索实践，他始终以东汽的兴旺发达为骄傲和自豪，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和孜孜追求也使他更有体味和感受。建厂伊始，“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冲进了山沟。为了早日把厂建成，他们还是坚守岗位、尽职尽力、逆境成长，渡过了东汽建厂最坎坷的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宗福斯等一批优秀知识分子走上领导岗位，从设计处副科长一直干到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工厂总工程师和常务副厂长。他长期从事汽轮机技术研究及管理工作，尤其致力于汽轮机设计制造及技术开发，是国内享有较高声誉的汽轮机制造业专家：1982年被聘为国家动力工程学会汽轮机专委会委员兼常务秘书，为国产600兆瓦机组的总体方案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是国家标准《固定式发电用汽轮机技术条件》的主要起草人；1994年被选为国家动力工程学会常务理事、汽轮机专委会主任委员；1996年被西安交通大学聘为兼职教授，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技术专家……
1967年，正当大多数人都在热火朝天地干基建时，宗福新已经随着一批技术人员开始着手进行东汽首台机组即7.5万千瓦汽轮机的研制工作，同时规划设计20万千瓦汽轮机的制造工艺。由于研发工作的需要，工厂派他回哈汽借阅和参考有关技术文献，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去竟是14个月并吃了不少苦头。原来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当成搞反动学术情报的人给扣了起来拟送农场劳动改造。多方交涉，宗福新才被放了回来。他说这样的事发生在那个年代并不稀奇，并未把这种遭遇当做人生的挫折。他真正感到巨大压力的还是首台30万千瓦汽轮机的研制和试车，因为他担负着这台机组主任设计师的重任。在整个研发过程中，他除了要负责做好主机的设计之外，还要做好艰巨的生产制造与复杂的工艺流程的衔接配合，无论哪一个环节出了差错都会造成重大影响。宗福新与同事一起不辱使命，在全厂各单位与上级部门的鼎力支持下，最后终于拿下了这台自主研发、为国争光的“争气机”。
1988年2月，工厂突然收到秦岭电厂发来的加急电报，称东汽为其制造的机组出现重大质量事故，一台机组的转子在运转过程中突然断成11节，情况严重，需要东汽立即派人前往电厂解决。国务院也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立即成立设备事故调查组，责令东汽立即派人前往电厂配合调查、抢修机组。鉴于事故的严重性，担任厂长不到两个月的孙昌基亲自赶赴电厂了解情况，在完成基本调查后回到厂里就赶紧找来宗福新，把调查情况与其进行了交流并委派他带领技术人员赶到电厂，回答调查组专家的提问并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处理。这次事故调查处理前前后后历经了10个月的时间，虽然设备事故有着机组早期研发难免遇到的客观问题，宗福新等人还是谦虚谨慎、严肃认真地面对专家们的各种提问，努力化解电厂的不理解情绪并且不分分内外主动地做好善后工作。他们当时承担着极大压力，面对的工作难度可想而知。最后，东汽人还是想方设法克服了困难、修复了机组，不仅靠诚信态度为企业挽回了损失，也赢得了客户的理解和佩服，还积累经验避免再有相同的失误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