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后期，东汽批量投产的一批机组频繁出现故障，主要是振动方面存在一定技术和质量问题，由此造成的最严重事故就是动叶片的断裂。事故还引起国家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要求东汽立即派人到北京汇报情况。宗福新受工厂委托只身一人来到北京，挨个儿到各相关部门汇报情况，并得小心翼翼地进行解释和认错。到了国家计委受到几个处长的轮番批评，所讲的话语可以理解但也非常严厉：“要你们做20万，可你们偏不听，非要做30万，看看出了问题吧。如果造些废铜烂铁出来，只会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宗福新对此不敢多言。回到厂里以后，他立即认认真真地撰写了总结上报材料，分析了原因并查找了问题所在，详尽表达了工厂所采取的强化提高的整改措施，誓言打好质量翻身仗，并诚恳地请求上级再给东汽机会。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和专家被东汽这种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决心和真诚所感动，在东汽机组讨论会上认真提出了许多宝贵中肯的改进意见，同时又把一些机组交给东汽研制，以显示对东汽的信任，从而使东汽开发30万机组的技术更加精益求精，形成了批量生产的综合实力。
出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国家在1998年曾宣布火电3年不开工，国内火电市场暂时进入“冷冻”时期。但是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员工要工作、要吃饭，还得依靠市场才行。“条条道路通罗马”，既然市场需求不允许新机组开工，东汽人就拿老机组做文章。他们除了有能顶住压力向前进的韧劲，还有一种未雨绸缪、高瞻远瞩的进取意识。20世纪90年代中期，宗福新等人到美国GE公司参观考察，他们发现尽管随着能源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汽轮机行业在总体产量上已经出现了下滑趋势，而GE公司却一改传统模式和加强应对措施，及时将汽轮机出口和服务业务作为抢占市场的主要手段，而售后服务主要就是对电厂老机组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客户新的需求。宗福新回国后立即向工厂汇报了这一情况并提出建议，还与国家电力部门一位司长谈了他的打算，结果两人不谋而合，从而得到上级的支持。在工厂的关心支持下，宗福新马上又找来设计处刘万琨等人进行技术论证，并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为老机组改造进行了充分准备。由于反应迅速、行动及时，东汽在国内首开先河、抢占先机，率先进入了老机组改造市场，从对自己生产的老机组进行改造开始，从7.5万到30万千瓦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机型，既为电厂节约了成本、创造了效益，又为自身拓宽了市场和生路，增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可谓是“一箭双雕”、合作共赢。东汽后来以此为契机乘势而上，又对其他企业生产的老机组进行了改造升级，在多变的市场竞争中牢牢站稳了脚跟。在90年代末的3年时间里，老机组改造业务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占据企业销售收入的一半以上，使得东汽能够顺利渡过困难时期并赢得发展机遇，创造了装备制造企业一直保持不亏损的奇迹。几十年来，东汽人从单件生产做小机到批量开发造大机，进而又到“多电并举”上规模、拓产业而将企业不断地做大做强，走的就是这条不等不靠、开拓进取的奋进之路。回想这些，现已退休的宗福新深感欣慰并有着切身感受：“我把一切献给了汽轮机事业，在东汽干一辈子一点儿都不后悔！”
好人好马上“三线”，老大不会徒伤悲。在那艰苦创业的难忘岁月，人们扎根山区都是从青丝到白发，像张绳铨那样始终对耕耘东汽这片热土一往情深。在这当中，还有许多值得回忆的人和事。辛起华既是担任过党委副书记和工会主席的东汽老领导，也是最早来汉旺建厂创业的老职工，他也对当初投身“三线”的情况记忆犹新。他在哈汽工作时，于1966年6月突然接到上级的一纸通知：“‘三线’建设在四川要建个厂，组织上决定调你去那里。”听说要去“三线”，辛起华感到格外激动和兴奋，因为支援新厂建设选的都是“好人好马”，自己能被组织上选中确实荣幸和自豪。于是在当月中旬，他与爱人带着刚满3岁的儿子，从北方的大都市哈尔滨来到西南穷乡僻壤的小山镇。
在辛起华的记忆里，当时的汉旺只有一条古老而破旧的街道，但当地的乡亲们却显得淳朴与和蔼可亲。四○一厂来了，汉旺要兴旺了。听说汉旺要建一个有保密代号而非常重要的中央大厂，老乡们的心里都特别高兴。遇到当地逢场赶集的日子，附近的农民都来汉旺赶场聚集，他们带来的都是当地的土产，新鲜而又价格低廉。当时一个烧饼只卖5分钱，用5角钱就能买10个鸡蛋，但当时生活水平总体来说很低。因为当初的建厂方针是“先生产、后生活”，辛起华他们刚到汉旺时，职工有的住在中寺、下寺等古庙，有的则在民房甚至工棚里安家。这里背靠大山、面对平原，虽然四处都是乱石嶙峋、坡陡山高，但山川秀丽、景色宜人，有一种恬静安宁的清新感觉。
据辛起华回忆，东汽厂是1966年7月正式破土动工的，当时的建工部六公司二处、机械部机械化施工公司一大队分别承担房屋土建与设备安装工程，数千名职工全线展开日夜不停地大搞“三通一平”等基本建设，挖掘机、推土机、翻斗车、坦克吊等大型机械日夜轰鸣，当时的工地一片繁忙、热闹非凡，颇为壮观。在哈汽工作的时候，辛起华就担任宣传部副部长，调至东汽后仍然负责宣传工作。刚开始在山坡上一间草棚里，他们搞了一个简陋的广播室，当年有个来自黑龙江省的“张广播”给人的印象特别深。他播音不仅嗓音洪亮、口齿清晰、语言流畅，对待工作也是起早贪黑，有股激情，非常敬业。当年的东汽人至今都还清楚记得，在那艰苦而又动荡的建厂初期，无论人们感到多么艰辛、困难和惆怅，每天只要听到广播里传出的熟悉声音，人们都会感觉格外亲切、踏实而又快乐。因为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支内”青年，为了建设“三线”这个共同目标走到了一起，在远走他乡和艰难困苦的时候，听到这种广播不仅能够及时了解国家大事，而且能够感受艰苦奋斗的浓郁氛围，同时找到一种休戚相关、命运与共、和衷共济的特殊感觉。
东汽老干部宋世泰原在哈汽动力车间工作，1967年12月怀着建设大“三线”的雄心告别了美丽的松花江，举家登上南下的列车来到了汉旺山镇。那时的整个汉旺从哈汽陆续到达东汽的职工已有好几百人，已是一个大工地，但很长时间里却只建好工具和机修两处厂房，其余陆续安营扎寨的各路人马的筹备和施工都在临时工棚。当时正逢“文化大革命”时期，新厂筹建工作十分困难而又缓慢。东汽带队的先行者曲子万、陈彪、律振江、陈宽金、徐均平等人尽管都被随意“罢官”，他们与当年的许多干部一样经常遭受造反派的批斗，而且是一边接受“批判”一边还得坚持工作。想起这一切，宋世泰感慨良多。
东汽人这种负重前行的秉性也体现在许多普通员工包括宋世泰等人带领的动力职工的身上。当年在研制第一台汽轮机的时候，厂里仅有的一条临时输电线路负荷太小，远远不能满足7.5万千瓦汽轮机的生产需要，必须要翻山越岭在缺少专业设备的情况下，自己动手从绵竹五三六变电所重新拉一条几公里长的高负荷线路。由于沿途全是百米高的山梁、陡坡和沟壑而使作业现场十分险峻，可年轻人的动力全凭火热的心胸和高昂的士气，硬是用一副副肩膀将一根根重达一吨的水泥电杆一步一挪地从山下抬到山上。在这当中，大家都是自己挖坑、自己拉线、自己爬杆、自己架设……每人每天都是清早出工深夜回家，出门上山不是抬杆子就是背重物，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空，他们从未停过工、歇过脚，渴了想喝水就用绳子吊上去，饿了就在杆子上吃午饭，即使如此也常是饥渴交加、汗如雨下，最后终于把这条线路架了出来，首台7.5万千瓦汽轮机在厂内的试车也顺利运行。按照当年“边基建、边生产”的原则要求，东汽的动力职工土法上马、自力更生，先后用输送水电气风的无数根管道铺设了工厂建设的条条通道，保证了工厂发展所需的动力传递和能源供应。他们在绵远河畔、曙光山麓洒下了不知多少青春的汗水。
当年活跃在架线工地上的严林、臧固香、秦明扬、林玉莲等人也是很早从事动力工作的老职工。他们在当时“好儿女志在四方”激情的感召下，都是大学毕业来东汽报到的当天就放下行装直奔工地，与宛子俨、周从刚、沈新元等文武双全的高手们一起手拉肩扛、摸爬滚打，很快就独当一面并且都成了“竖杆大王”，后来均成为从事蒸汽、通风、乙炔、天然气及弱电工程的管理骨干和动力专家。其中严林、臧固香等人则先后成为工厂的总动力师，他们不仅在此岗位上战斗到告老还乡，为企业的7.5万、12.5万、20万、30万、60万、100万千瓦汽轮机等系列产品的生产试车和开发研制立下了汗马功劳，并身体力行地带出了一支在动力战线驰骋疆场、能征善战的专业力量和干练队伍，而且在晚年还用自己的经验智慧为东汽的劫后重生和恢复重建发挥着余热。
日久生情恋热土，扎根山区不思乡。作为“三线”建设的第二代东汽人，年已50的沈一帆已在这里待了整整44个春秋，除了一口东北味普通话外，如今的他已完全融入了东汽生活的，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四川人。1966年，6岁的沈一帆和妹妹跟随母亲来到汉旺，因为此前一年他的父亲沈世彪就已响应国家号召，作为哈汽最早一批“支内”的“三线”建设创业者来到了东汽。刚到东汽时，由于厂里正在大搞基础建设，并没有专门的家属宿舍，厂里就安排沈一帆一家住在临时搭建的毛毡房里，房子用草席分隔成三五个房间，他们一家四口人则住其中一间，晚上睡觉时中间用一块帘子隔成临时的两间。几户人家共用一个临时搭的小灶台做饭，公用一个从山上接下来的自来水管。一逢雨天，水管里流出的全是泥水，接到盆里要用白矾过滤才能喝。
每天早餐和中餐，沈一帆和妹妹都随父母在厂里的食堂吃饭，只有晚上父母才回到家中做一顿饭菜。虽然当地老乡在街上卖的蔬菜、鸡蛋、禽肉之类的价格很便宜，但在沈一帆的印象中却很少能吃到肉，因为那时的粮油、猪肉都是凭票供应而不允许在市场自由交易，否则就要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而被割掉。全家人一个月只有60几斤的口粮，缺少油水。尽管处于如此清苦的生活环境，沈一帆与妹妹从童年到青年再到中年却都是在东汽度过，先后上的也是厂里办的幼儿园、中小学、技工学校和职工大学，直至参加工作，而且还从事对东汽后生们的教学工作。他们感觉在东汽的生活是一生中最快乐的美好时光，全家两代人也就日久生情不知不觉地爱上了这片土地，与许多东汽家庭一样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回过东北。
沈一帆说，“三线”建设初期，倡导的口号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国家号召这些离开家乡热土的员工能扎根边陲山区，一代一代地承担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因此，无论是当初来支援“三线”建设的动机，还是来到恶劣环境下的工作态度，奉献是所有人的觉悟和热忱。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沈一帆的父辈们都是放下背包从零开始，在汉旺山镇开始了艰苦创业。
沈一帆的父亲在厂里从事基建动力工作，母亲是厂里的财会人员，从事出纳工作。全家人当年的日子确实过得单调清苦，工作之余压根就没有什么娱乐生活，厂里的孩子们与沈一帆一样都来自五湖四海，都用普通话这一共同的语言进行交流，伙伴们一起玩滚铁环、打纸宝等当时所能玩的游戏，最惬意的就是偶然吃口米花糖这一至今回想起来让人流口水的四川土产。他们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快过年了还不知吃肉的滋味，一听说厂里供应咸肉都兴致勃勃地去排队，从太阳下山一直排到凌晨1时。当炖咸肉的香味飘溢开来，顿时使人忘记一夜的辛苦和疲劳。
兴许是留在脑海里的记忆深刻，沈一帆不能忘记，20世纪60年代父辈那段“好人好马上‘三线’”艰难创业的岁月。现如今，经历了“5？12”震灾的重创，沈一帆也随着东汽的搬迁来到了德阳，在摆脱劫难感受都市文明和较优越条件的同时，更加体味到老一辈创业的艰辛与新时代的巨大变迁。“这是我们当时不敢想象的。”作为第二代“三线”建设者的沈一帆说，“我们既体味着老一辈创业时代的艰苦，也感受着新时代的巨大变化，我真的很幸运，因为我生在东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