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便派了向来给他做“置办”姨太太差役的符殿青，带了银钱将叶氏迎了回来。叶氏原是和袁克文有着嫁娶之约的，现在看到是袁家派人来接，很自然地便想到了袁克文身上，便也收拾行装，欣然北上。没有想到在“洞房花烛夜”，却发现意想中的翩翩少年，竟变成了一个满嘴胡须的老者，她那哀怨之情，一点也不会少于三姨太太金氏！
她能怎么样呢？只好认命。
可是，袁家再大，袁克文和他的“六妈”叶氏都难免要有碰面的机会，这机会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十分频繁。可惜，时过境迁，这对情人，一个做了对方的“六妈”，一个做了儿子。他们能怎么样呢？
袁家的医生徐正伦回忆说，民国元年的春天，此时的袁世凯有一部分眷属在天津居住。袁克文偕妻子刘梅真去听戏，在戏园子包了一个包厢。可这听戏的人多了一个不该多的人，袁克文的“六妈”——叶氏，更有意思的是，“六妈”叶氏还打扮成少女模样。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袁世凯的三儿子、和袁克文同一个生母的袁克良，发现此情况，起了怀疑。后来袁克良回京的时候向袁世凯揭发，一顿添油加醋，袁世凯勃然大怒，把袁克文招呼过来，袁世凯责令他跪倒在地，抄起棍子就打。
芳龄年华的两个意中人，阴差阳错间成了母子。曾经的海誓山盟，心心相印，现今却只有无尽哀怨……
芳魂早逝张姑娘
袁世凯对自己的一妻九妾的称呼有个规定，原配妻子于氏称呼为“太太”；其他的，有子嗣的，则称“姨太太”；没有生育的姨太太只能称“姑娘”。当然，大姨太太沈氏是个例外，她虽未能为袁世凯产下孩子，但曾经怀孕，又和袁世凯是患难之交，且三姨太太金氏所生的袁克文过继给她了，所以，她仍是“大姨太太”。
“张姑娘”是袁世凯的第七个妾，没有生育儿女，所以是“张姑娘”。后来，她芳年去世，袁世凯到底为她正名了，称呼为“七姨太太”。
依着袁克文的记述，张氏姓邵，字惕若，山东潍县人。但是，为何人们都说她姓张呢？没能查到相关史料。
张氏幼年丧父，跟着母亲流落他乡，不幸的是，母亲不久也因饥饿、疾病等原因去世了。为了生存，张氏进了大户人家做了奴婢，后来几经辗转又成为袁世凯家的侍女，侍奉大姨太太沈氏。
是为了和五姨太太杨氏争风吃醋，讨袁世凯欢心，大姨太太沈氏将自己的侍女送给了袁世凯为妾，还是袁世凯一时把持不住欲望，有一天和张姑娘行了云雨之事，然后就纳为妾室了？不知道。
张氏是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纳的妾。因为年轻，又因为貌美，张氏和袁世凯曾过了一段春意盎然的生活。好景不长，因为政治斗争，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革职，他也就以“足疾”为由退隐回河南了。
从风光顶峰一下子跌落，可以想象这对袁世凯还有袁家是多么沉重的打击。袁世凯能折腾，收拾收拾行李，打个包就往河南老家赶。张氏就不行了，身子骨本就弱，加上受到惊吓，还没从京城动身就病倒了。又一路仓皇随着袁世凯奔行，旅途劳累，病情加重，不出一个月就去世了。可怜她刚嫁给袁世凯没多久，死时年仅20岁。
还有一种说法是，张氏随袁世凯隐居河南，在那儿，恋上了为袁世凯新居修剪花木的花匠，他们偷情被袁世凯撞见，袁世凯逼令张氏服毒自杀。
不过，更多人说她是因病不治而死。
送礼就送大美女
八姨太太郭氏的出现，也是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的功劳。
据袁克文记述，郭氏名叫郭宝仙，浙江归安县人。郭氏的母亲是浙江南浔一位人称“郭百万”的富商的小妾。有一次，郭母和郭百万的正室夫人吵架后，郭母就带着幼小的郭宝仙离家出走了，辗转堕落于天津风月场。自幼就随着母亲混迹青楼的郭宝仙，虽不认同母亲的谋生手段，但她性情温顺，对母亲至敬至孝。
屋漏偏逢连阴雨，郭母突然患病去世，郭宝仙悲痛不已，袁克文形容说是“庶母哭之恸昏绝者屡”。当时郭宝仙也不想活了，要自杀，随母亲而去，被周围人以料理母亲丧事要紧为由劝下。悲事发生后，很多天津名士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位妓女的孝顺女儿。
风流的袁克文，在天津也有很多相好的青楼女子，其中有个叫蟾香的和郭宝仙认识，说给了袁克文听。袁克文后来又将孝女郭宝仙的事，说给了养母沈氏。
沈氏动了心思。袁世凯官场失意，又逢上可爱的七姨太太刚去世，整天郁郁寡欢，沈氏便让袁克文把郭宝仙带回家，讨袁世凯喜欢。
郭宝仙为葬母花了不少钱，衣服、首饰等值钱的东西都当了遍，又借了妓院很多钱，正为如何还债发愁。万般无奈，郭宝仙就放出话，谁要是能够替她还清债务，她就嫁给谁。郭宝仙容貌不错，话一放出去，引得许多商贾趋之若鹜，谁料郭宝仙不嫁商贾，因为她的母亲就是嫁给商贾才落得今日下场，她怕了。
袁克文找到郭宝仙，说明来意，郭宝仙一看袁世凯的公子哥来为老父亲物色小妾，她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袁世凯对郭宝仙的容貌甚是满意，郭宝仙被带进袁家第三天，他就和郭宝仙洞房花烛夜了。
袁克文说，郭氏对袁世凯深感厚恩，平常温良恭让，“益自恭顺，素持谨约”，一点没有青楼女子的薄幸寡情、放荡轻浮，“和惠静婉，家人皆称其贤”。
如此算来，袁克文为父亲贡献了两位姨太太，为自己寻了两个庶母，区别只在于，“六妈”叶氏属无心插柳阴差阳错，而“八妈”郭氏是他主动奉献的。
在袁世凯的妻妾中，最受宠爱的应是大姨太太沈氏和五姨太太杨氏，两个人各撑起袁家的半边天。正像诸葛亮和周瑜，撞到一起，势必要分个高下，即使不明争也会暗斗。
沈氏曾将自己的侍女张氏送给袁世凯，现在沈氏的养子袁克文又为袁世凯寻来一个八姨太太郭氏，五姨太太杨氏心中不舒服了，她不能输给沈氏。既然沈氏送女人，她也送女人。杨氏把自己的侍女献出去了。就这样，袁世凯又得到一位姨太太，刘氏。
刘氏是袁世凯的九姨太太，也是袁世凯最后、最小的一个姨太太。
袁世凯死后，刘氏也想殉情，因有身孕被劝下，但她后来自毁己容，为袁世凯守节。
吸引女人的心
袁世凯应该是一个很能哄女人的男人，他死后，好几个妻妾都要为他殉情，吞金的吞金，毁容的毁容。一个女人肯为一个男人抛弃生命，谁能说这里只是金钱利害关系？袁世凯在她们心中，是有分量的。生前爱女人，死后女人追着爱，袁世凯活到这层次，可谓死而无憾。
俊朗男人最容易逗惹女人动情。袁世凯一点都不俊朗，身材短小，不足一米六；体态臃肿，圆头短颈，在一袭晚清特制“武警”军大衣的衬托下，更显粗鄙；读书不多，屡试不中，自难风雅。
说得刻薄一些，袁世凯既无“高度”又少“风度”，却正是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男人，有那么多女人情愿尾随他奔赴黄泉。
吸引女人的不是袁世凯的长相，而是他对女人的心。当然，袁世凯家规森严，比如小妾要服从大妾的管教，这对后进门的小妾来说，不啻是个噩梦，因为女人间惯能争风吃醋钩心斗角，大妾为压制小妾，自会用尽一切办法大发淫威。但，那是女人间的事。袁世凯本人对自己的妻妾，有足够的体贴和温度。单说原配于氏吧，于氏不懂礼仪上不了台面，袁世凯不喜欢她，但袁世凯足够尊重她，一生都维护于氏的正房之位，每隔三天五天的，就去于氏房中坐一会儿，每次都会问上一句：“太太，你好！”倘若没有爱情，有尊敬也是好的啊，足可供于氏以此为慰藉消度漫长日月。如此这般，长得不帅的袁世凯，凭着自己的袁式情功，在情感上征服了他的妻妾们。
袁世凯管理他的妻妾“队伍”，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一碗水端平。不似光绪皇帝那样偏心眼，专宠珍妃一个，活到最后，仅有的三个后妃还分成三拨，和他离心离德。袁世凯不，他对每个人都一样，比如侍寝，他从不搞满人那套翻牌子勾当，每个女人给一周，七天时间满打满算，朝九晚五，风雨无阻，雷打不动。
至于钱财利益，袁世凯也很能做到平均，他的七公子袁克齐说：“我父亲对待她们，都一例看待。无论分物或给钱，没有偏轻偏重的情况。因此一家相称平安，争吵的事情，我一次也没见过。我记得三庶母想买一副金镯子，父亲说：好！每人一副，一个人买是不行的。月钱数目，各房一律，谁也不能多拿。家中存款折子向由我母亲保管，父亲的图章由五庶母存着。家中用钱，我母亲向父亲报告数目后，就拿去请五庶母盖章，到银行去取。取出后交账房按月钱数自发放。如果庶母们谁要犯了错误，父亲除当面训斥外，还要看情节轻重，停发一月或数月月钱。有一次九庶母与人赌博，就被停发两月月钱。”
如此甚好，定了家规，一切皆按规则办事，走程序，不偏不倚，这就消除了妻妾队伍中“患不均”、嫉妒等不良心理可能造成的不稳定因素。
袁世凯对人性甚是了解。人活着要有事干，没事干，难免要惹是生非。尤其是女人，女人没事干，三个女人就是一台戏，东家长西家短地整天搬弄是非。袁世凯不给她们搬弄是非的机会，他很知道如何给他的女人们找事干。
大姨太太沈氏见多识广处事练达，就让她在场面上出风头；二姨太太管钱财（注：五姨太太未出现之前）和烧菜；三姨太太发扬朝鲜族能歌善舞的特点，弹琴唱歌；五姨太太料理家事又调教后来的小妾；至于六、七、八、九姨太太，不识字的白天让其学文化，或者栽桑养蚕缫丝织绸，又因为她们年轻，正是贪欢的“虎狼之期”，袁世凯“临幸”她们的时候也就相应地多一些。
大家都在忙。忙了好，闲事儿就少。
不过，袁世凯为了“应付”他的姨太太们，也是煞费苦心。他每天都要服用鹿茸、海狗肾等补药，天天一把人参一把鹿茸地放在嘴里嚼着当饭吃。更荒唐的是，他还雇佣了两个奶妈，每天喝两个奶妈所挤出的人奶滋养身体，使自己保持强壮。
要消受妻妾成群这艳福，也是很需要本钱很考验男人素质的。
总的来说，袁世凯对待女人有一套。
其实，读懂人心、善解人意的男人，从来都不缺魅力，何况是袁世凯这样一个手握重权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呢。
附：袁世凯简介
袁世凯（1859.09.16—1916.06.06），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故又称“袁项城”。他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军事人物。曾为北洋军阀的首脑。早年在朝鲜发迹，归国后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军，清末新政期间推动近代化改革，辛亥革命期间逼清帝退位，后来当选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在杨度等立宪人士的蛊惑下，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建立“中华帝国”；1916年3月22日，内外交困，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争议的核心是戊戌告密、签“二十一条”和洪宪帝制等事件。有人认为，对袁世凯的评价应一分为二，因为就任中华民国总统期间，他曾积极发展实业，统一币制，创立近代化司法和教育制度。或可说，袁世凯其人，是功过参半、叱咤风云的一代枭雄，恰与三国时的曹操类似，于治世则可为能臣，遇乱世则为奸雄。
李鸿章评价说：“环顾宇内者，无出袁世凯其右者。”孙中山说：“今日之中国，唯有交项城治理。”更多人却只愿意称他“乱世之奸雄，窃国之大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