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中的左派是雅各宾党人，他们只占有85个席位，可是却具有极大活动能量，能调动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他们最具有煽动性的主张是：限制财产不平等，即要求重新分配财富。其领袖人物之一的罗伯斯庇尔曾对国民大会说：“诸位立法者，倘使你们的法律不以温和而有效的方法去限制财产之极度不平等，那么你们对自由就不会有什么贡献。”这样的主张赢来了巴黎和外省大量贫民的拥护，雅各宾党人因而能够成功地领导暴动。
1793年5月26日晚上，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表演说：“当人民被压迫时，当人民唯有自己可恃之时，还不愿意鼓动人民起来的人便是懦夫……人民应该起来暴动，现在这时机已经到了！”
6月2日，巴黎贫民带着大炮来到国会，准备开炮。国民大会不得不开除了领导核心中的吉伦特党人，把政权拱手交给了雅各宾党。随后，吉伦特党人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大多数被雅各宾党杀了。
雅各宾党的主要领袖是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他们被称为雅各宾三巨头，此外还有圣茹斯特、科洛·德巴等等。马克西米安·罗伯斯庇尔（M. Robespierre，1758～1794）毕业于索波恩大学法律系，1789年之前在家乡当律师。其人深受卢梭学说影响，性格阴鸷，极富谋略，雅各宾能在各种势力的较量中不露声色，乘机坐大，可说是罗伯斯庇尔路线的胜利。让·保尔·马拉（J.P.Marat，1743～1793），瑞士的一名医生，原籍西班牙。他是力主暴力革命的。富有演说天才，特别善于鼓动贫民阶层，被誉为“人民之友”，后被刺身亡。乔治·雅克·丹东（G.J.Danton，1759～1794），律师，竭力鼓吹共和体制，他的演说，将舆论导向了共和主义。其人才气横溢，后来因政见分歧与罗伯斯庇尔反目。
雅各宾掌权之后，开始了革命的恐怖专政。由于经过数年折腾，各界法国人都产生了厌倦情绪。农民并未得到实际好处；政府没收教会土地财产、反宗教的政策使许多人不满；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日子变得非常艰难，因而出现了对革命和革命政府的怀疑，甚至对立。面对这种局势，先是由丹东组织了革命法庭，与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其实所谓斗争，就是判处反革命者死刑。
到了7月，丹东已因为跟敌人斗争不力而被免职，圣茹斯特和古东进入公安委员会，罗伯斯庇尔亲自领导与反革命的斗争。9月，革命政府公布了《惩治嫌疑犯条例》，从而全面拉开了恐怖专政的大幕。
为了应付商品匮乏，忿激派领袖扎克·卢指责商人是“自私自利者和骗子”。布列塔尼亚和诺曼底各省农民的叛乱，使粮食供应更加紧张。于是在肖美特和埃贝尔等人的煽动下，政府组织了七千人的“革命军”，开赴农村强行征收农民的粮食；巴黎群众高呼：“断头台应该跟着这个军队走！”农民受到了空前的压迫。
10月，国民大会成立了中央粮食供应委员会，巴黎实行面包配给制，给每个居民发面包证，凭证领取面包。肖美特领导的检查机构挨家挨户搜查谁囤积了多余的粮食。马拉区检查员杜克罗格，在一户有七口人的居民家里发现了36个鸡蛋，立刻予以没收，并把它们分给了36位贫民。领导革命军的埃贝尔分子，则主张严厉镇压所有商人；他们的首领埃贝尔在革命报纸《都新爸爸》上撰文说：“正如不能宽恕较大的商人一样，我也不能宽恕卖胡萝卜的商人……我发现小商店也和大商店一样坏。”埃贝尔同时建议，把断头机带到农村去，以便改变农民的“贪馋”。另一位革命领袖傅歇在宣扬粮食征收政策的成就时指出：“在这里，谁都觉得富有可耻。”
埃贝尔和他那一派的傅歇，不仅主张消灭商人，还疯狂推行灭绝宗教的政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算是彻底革命。他们关闭教堂，宣布宗教信仰为非法。傅歇甚至命令：所有死者的墓碑上必须镌刻“死是永久的睡眠”！此举把绝大多数笃信天主教的法国农民，逼进了反革命叛乱的行列之中。
雅各宾党内部的尖锐斗争，开始于忿激派对罗伯斯庇尔政策的尖锐批评。他们认为政府没有兑现经济平等。罗伯斯庇尔领导的公安委员会以莫须有的罪名（英国间谍、盗窃犯），逮捕了扎克·卢和其他忿激派领袖，扎克·卢自杀。
1794年初，丹东与罗伯斯庇尔终于摊牌：丹东反对继续镇压所谓的反革命；反对进一步流血，呼吁“要爱惜人类的血”！丹东是个面貌丑陋、肝火很旺的胖子，行为不拘小节，不懂得检点，随处给人留下一些把柄；但他毕竟来自巴黎，胸襟博大，天性善良，富有同情心。罗伯斯庇尔则是从一个小地方来的理想主义者，道德上无可挑剔，行为谨慎，过着清苦的隐居生活；身体瘦弱，但气质冷血，为了实现理想而不择手段。在恐怖专政下，法国陷入了人人自危的绝境。丹东说——
别提起杀字来吧！这个字使我恶心。法兰西遍地是血腥了；人肉的气味从地面冒起来像屠宰场一样。我刚才渡过塞纳河，正当夕阳西下：塞纳河是红色的，似乎涌出了人血的浪。我们的江河若也弄脏了，我们上哪里去洗我们的江河呢？又上哪里去洗我们的手呢？死亡是够了！让共和国生聚吧。让人口和稻麦从返老还童的祖国里一齐冒出来吧！我们玩女人吧！我们种地吧！
——罗曼·罗兰《丹东》
面对丹东的反革命叫嚣，罗伯斯庇尔不动声色地沉默着——他历来是后发制人。但是他也先让丹东瞧了瞧他的颜色：3月中旬，罗伯斯庇尔下令逮捕了极左分子埃贝尔和隆山，并于3月24日将他们送上了断头台。
丹东仍没有停止对罗伯斯庇尔的攻击。几天之后，丹东和依附于他那一派的许多著名人物，都被逮捕了。在丹东亲手创建的“革命法庭”上，检察长福基叶·丹维尔和庭长埃尔曼主持了对他们的审判。罗伯斯庇尔派心腹法节藏在法官背后的小房间里，指示他：“如果法官表现软弱，就立即加以逮捕！”于是一场闹剧就此开场：检察长首先指控法柏尔利用职务舞弊，对他宣读了冗长的起诉书，并要他作出解释。法柏尔倒是挺干脆，他知道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的，他回答说，检察长编的剧本太拙劣了，情节混乱，角色太多，不知道这些人物从哪里来，却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指判处他们死刑），他希望法官别再走过场，赶快砍下他的头，因为他现在牙痛起来了……随后检察长又指控丹东派的国民大会前议长埃罗，说他包庇敌人。埃罗如实地说，他的一些朋友成了反革命分子，他向朋友提供了保护。庭长指责说，你应该为人民做一个遵守法律的榜样。埃罗告诉庭长，共和国的宪法是在他主持下起草的，他知道什么叫法律，他宁愿向人民提供一个为义务而死的榜样……终于轮到审判丹东了。检察长忐忑不安地宣读起诉书，指控丹东谋反。没等检察长说完，丹东就爆发出一阵狂笑，声如轰雷，直笑得浑身发抖；他捶着面前的被告席栏杆，叫检察长仔细看他的脸：这可是丹东！别他妈的再胡说八道了！
在充满激愤的自我辩护中，丹东差一点煽动旁听席上的巴黎人起来砸了法庭。老奸巨猾的法节出来控制了局面，在骚乱中完成了对丹东等一大帮人的死刑判决。4月5日，丹东被送上了断头台。紧跟着，巴黎公社的左派领袖肖美特因“对抗国民大会”而被判死刑……
这时候，以圣茹斯特和古东为首的公安委员会，已成为罗伯斯庇尔的御林军，谁敢反对领袖罗伯斯庇尔，就坚决打倒谁！1794年6月10日，国民大会通过了关于改组革命法庭的法律：简化审判程序，取消预审；物证不足时，法庭可按“意识上的根据”作出判决。法律同时规定，凡是与人民为敌的都是罪犯；这样的阴谋分子不许有辩护人，而且一律判处死刑！
从该法律颁布起，到热月政变为止，一个半月内就处死了2285人，每天有将近50人被送上断头台。死者的罪名，一般都是“共和国的敌人”、“祖国的敌人”、“自由的敌人”。在雅各宾实施革命恐怖的时期，被列入敌人范围的“疑犯”中，居然有对政府“冷淡而畏葸”的人，有“并无其他过错而只是未能履行选举职责”的人！在隆山、傅歇和科洛·德巴镇压里昂反革命分子时，他们甚至嫌断头机“工作效率”太低，而改用大炮进行屠杀！卡利叶在南特竟活活地溺杀了2000多名叛乱参加者，有一次不经审判他就处死了两批人，其中一批24人，包括两名13岁和两名14岁的孩子……
在短短几年间，革命领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被他们自己创建的革命法庭判处了死刑，一个接着一个地走向了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断头台。而这时候，他们所代表的“人民”中，却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做点什么！原因很简单，人民的革命要求只有一个：利益。但是他们没有得到，而领袖们得到了。何况，当这些领袖们握着权力时，跺一跺脚就会使无数人丢命——这使整个社会感到愤慨。
雅各宾党人的血腥暴政，慢慢地走到了尽头。1794年7月27日，罗伯斯庇尔出席国民大会时，被阴谋家皮约·瓦连组织的小集团逮捕了，同时遭到逮捕的还有圣茹斯特和古东。没多久，即被送上了断头台。这回，巴黎人完全是在一旁看热闹——人民累了。
法国大革命的出现及其失败，是18世纪留给人类的巨大历史遗产。一方面它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它把众多的思想精英吸引到自己身边，草创了自由、平等、不受压迫等等文明的原则；另一方面它又把断头台祭为国家的象征，出现了文明与野蛮在法兰西土地上的对峙，这是值得后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