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死亡简史
1120000000004

第4章 中国人:盘旋在死亡头上(1)

中国人与西亚,甚或北非之间,肯定有着某种幽深的瓜葛。20世纪下半叶发现的三星堆,应该就是这种瓜葛的明证。浓眉大眼高鼻梁的青铜面具,决不是“后现代”艺术作品:它必定表达了某一人种的特征。

难怪有学者认为,三星堆一度曾为世界的宗教祭祀中心。

如果仅就现有的史料来看,则华夏民族较之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和尼罗河畔的埃及人,以及北非闪、含两系,无疑是个晚得多的后起民族。可能也正因为这一点,它比那些更古老的民族显得成熟理性,且有头脑。在解决人类同时面临的生与死这个“第一课题”时,华夏民族显示出它特有的“超越”神韵,特别是对待死亡的态度,尤其卓尔不群,独树一帜。

中国文字史前史结束甚晚,史家研究上古时期,往往苦于史料匮乏。从神话中清理文化脉络,是一条无奈之中开辟的蹊径。《山海经》即是学者们挖掘的矿藏之一。

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狡。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山海经·北山经》

炎帝幼女女娃,溺毙于东海,死后化作红爪白喙的精卫鸟。精卫衔西山木石欲填东海,往来不息……精卫填海的故事,被后人演绎成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意志力量。也有人认为它表达了古人对死亡的抗争。更有人认为,这是彰显精卫战天斗地改造自然为民造福的精神!认真说起来,上古时期的人恐怕不会有那么高的觉悟,或者那么“形而上”的哲思。其实这个故事传达的信息很清楚:

人是会死的,比如溺死在海里。

“死”之后是什么呢?一只鸟?或别的什么?

人与山川日月、江河湖海同在;万物有灵,皆可相通。

那种稀奇古怪的动物,莫名其妙的死亡,变幻叵测的自然,毫无来由的杀戮,在《山海经》里比比皆是——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

——《山海经·海外北经》

东次四山之首,曰北号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狼,赤首鼠目,其首如豚,名曰,是食人。有鸟焉,其状如鸡而白首,鼠足而爪,其名曰雀,亦食人。

……

又东北二百里,曰剡山……其状如彘而人面,黄身而赤尾,其名曰合窳,其音如婴儿。是兽也,食人,亦食虫蛇,见则天下大水。

——《山海经·东山经》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腹生禹……

——《山海经·海内经》

洪水滔天、怪兽食人、杀戮攻伐……死亡无时无刻不与人相伴。先民们并不需要特别的聪明,很容易即可注意到:无论自己的族类还是异类,都不能摆脱天地自然。岩画上的日月星辰,殷商祭器上的饕餮之相,都是先民们把自己置于天地宇宙的朦胧表达。

儒之思想萌芽,无疑植根于先民的上述观察与想法。因此,《易·乾·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人本由天地生成,自应服从和遵循天地之道,并进而将人的终极道德原则,与宇宙自然的最高法则涵化为一体。“天生庶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大雅》)如果人德齐于天德,则归于天人同德。那么,人的生死,实际上归属宇宙生死大化。

有此认识,又何须畏死?但儒家同时还提出了终极价值目标:天道至善。于是人生便负载了责任:以道德学问的修养,自洽于“天下有道”这一目标的推进,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乾》)现世也就具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来世,在儒学的观念世界中则没有存在价值,故儒家无“来世”之说。孟子在论及天道与人生时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孔子说得更其直白:“朝闻道,夕死可矣!”哪怕生命短促到朝夕之间,只要能与道共生,也就无复他求了……

儒家不追求来世、永生,儒家追求不朽。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春秋左传》

为天下有道而立德、立功、立言,这就是所谓三不朽。若无建树,等于虚掷了生命,所以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可见,儒家虽轻言生死,却意在超越。对儒者来说,重要的问题不在死或不死,而是以什么名义死。

当同时期的希腊人还只是些“半开化的蛮子”(丹纳语)之时,中国人已经在思索如何完善道德规范。仁、义、礼、智、信、勇,或曰忠、孝、节、义,逐渐凝为儒者所追求的品格。由于这种个人的道德追求被赋予了终极价值的意义,因而是高于生命的。孔子倡导士人毕其一生追求道德实现,如果事属不能两全,则以死成就道德:“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已为己任,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则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就说得更加清楚:我留恋生命,渴求有义,如果两者不能同时拥有,那么我舍弃生命以获取义的实现!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自此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慷慨赴死的理由;当儒道这一精英文化渐变为主流意识形态以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则成为中国人普遍推崇的高尚气节。《左传》宣公二年载:晋灵公暴虐无道,正直大臣宣子(赵盾)屡屡谏止,灵公假意表示将改过自新,其实已暗生杀机,终于支使去刺杀赵盾。结果,死的却不是赵盾:

宣子骤谏。公患之,使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为赵盾的品格所动,不愿对高节之士下手,但又不能失信于灵公的委托,只好舍生取义。赵盾的高节本在义理之中,可敬的是前去杀他的!由此可以看出,舍生取义的道德准则已从读书人中扩展至天下壮士。《史记·刺客列传》所载,即多为轻生死而重侠义的豪杰,并非都是士人。聂政,屠夫而已。但为“义”所驱使,竟可以死得壮烈非凡:严仲子为韩国卿士,结仇于韩相侠累,恐遭其暗害,遂流亡至齐。闻聂政名,携重金往访,欲使聂刺杀侠累。聂因老母在堂,奉养之责未竟,因而坚辞不受。而严仲子则始终如一,以优礼待聂政。直至老母去世之后,聂政才慨然应允——

久之,聂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

于是严仲子以实情告。聂政知此行必死,人多无益,乃不带伴从,只身入韩,直取侠累——

杖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面皮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

——《史记·刺客列传》

聂政事败自杀,但死法未免太酷烈:先以刀割毁脸面,挖出自己眼睛,然后剖腹……侠累将聂政暴尸于市,千金悬赏知其来历者,竟无人知悉。事至此本已了结,未料又起波澜:聂政之姐聂荣,在齐听到了韩国发生的事后,断定乃聂政所为。于是立即前往辨认,果然是聂政!聂荣大哭道:这是轵地深井里人氏聂政啊!韩国人大惊,对她说:你怎么还敢前来认尸!就不怕受牵连吗?聂荣哭着说道:他这样毁容自污,蒙羞受辱,正是因为他怕连累姐姐啊!可是我又怎么能为保全自己性命而埋没他的英名呢?接着大喊三声,死于聂政尸旁!

刺客中更为国人熟知的,当推荆轲。荆轲,卫人,好读书击剑。燕太子丹曾在秦国为人质,受辱归国,燕、秦誓不两立。秦将樊于期得罪秦王,入燕投奔太子丹,燕、秦愈益交恶。强秦之下,燕国势若危卵。太子丹经田光引荐结识荆轲,欲谋刺秦王。事属机密,太子诫田光“勿泄”,田光乃自杀以释太子疑。此后太子奉荆轲为上卿,车骑美女任其所欲。荆轲为诓秦王而需樊于期人头,太子不忍杀之,樊将军却慨然自刭以献……临行,太子知荆轲此去必不能生还,于是身着缟素,与知其事者相率送行于易水之上,以壮其行——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史记·刺客列传》

至秦,荆轲重贿蒙嘉为己游说,得见秦王。佯献叛将樊于期头,及燕之割地督亢地图。秦王展阅地图,图穷而匕首见。荆轲就势以匕首刺秦王,不中,绕柱追逐,秦王以剑回击,断荆轲左股。荆轲犹作困兽之斗,终于力不能敌——

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掷秦王,不中,中铜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于是左右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良久。

——《史记·刺客列传》

事发后,秦引兵攻燕,燕大败,秦穷追太子丹。燕王杀太子以谢罪于秦。秦并天下之后,荆轲昔日知交高渐离,以善音律被秦始皇召见,赦其死罪,令随侍击筑。高渐离暗以铅置筑中,寻机击杀始皇帝,然因其目盲而未果,高渐离亦被诛杀……

因“刺秦”事件而纠集起来的这一干人等,都先后身殉其事了。但他们当初介入这个事件的动机,以及他们的勇气,却长留青史,令后来者为之动容。驱动他们的力量只是一个字:义。为义而赴死的卓行,在历史发展中渐渐转变为庶民社会的操守,最终又潜入江湖,再变为江湖中的最高价值目标。

而朝堂之中的士人群体,则多为“仁”所驱策。王子比干,明知殷纣王“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行为已近疯狂,前不久才“醢”了九侯又“脯”了鄂侯——一个被他剁成了肉酱,另一个被割成一条条地晾了肉干,三名内阁成员就死了两名,而且现摆着吓人的“炮烙”刑具:有敢再多言者必不宽贷!而比干就是傻透了要寻死——

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

——《史记·殷本纪》

殷纣以其暴虐不仁,天下群起而攻之。领头攻击的人,便成了天下四方的新主子——周天子。然而并不是所有士人都拥护这场“革命”,伯夷、叔齐兄弟俩,就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们认为,以暴力手段推翻殷纣,是以暴易暴,同样不仁。如果兄弟俩生于今日,则他们的观点应表述为:政权不应当被暴力夺取,暴力是非法的。作为殷人,为抗议新朝,他们“义不食周粟”,隐入首阳山。在他们行将饿死之际,唱出了这样的咏叹之词:“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歌毕而死在首阳山上……可能是对这唱词不以为然,孔子认为“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伯夷叔齐不是为追求仁而赴死的吗?现在已经成仁了,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这是为秩序、为争仁政而死。公元前547年,齐国权臣崔杼心怀不轨,在家泡病假。齐庄公趁探病之机,欲私会崔妻姜氏。崔杼本谋逆已久,庄公等于自蹈陷阱,被射杀于崔宅……事发后,崔杼迅速收拾政局,立杵臼为齐景公,自任右相,庆封为左相,乃一手遮天,齐国无人敢言。负责国家档案的齐太史不动声色,秉笔直书“崔杼弑庄公”。崔杼大怒,杀了太史官。太史之弟继任为太史官,第二次在史册中直书“崔杼弑庄公”,结果也被杀了!第三任史官是两位殉职太史最小的弟弟,他知道崔杼不准曝光谋杀国君的事,也知道自己的两位兄长为何赴死。他提起笔来,毫不犹豫地把那五个字再度写进史册……

崔杼杀不下去了。他所面对的,不是这个史官世家的几兄弟,而是士人的浩然正气,是比生命还要沉重的直节。

直节垂范千载,历来为士人推崇、庶民景仰。因节而勇、因节而刚者,历朝历代在在有之,已成为中国人精神中的脊梁,可以玉碎,宁折不弯。当蒙古大军势若狂潮,席卷长江南北之际,文天祥以一介书生督军抗击,若无死节之志,怎能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唱?史载文天祥“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如此清朗俊秀人物,却生就一副铮铮铁骨。南宋覆灭,文天祥在广东被俘,元军将其押解至京,已降了蒙古人的前宋恭宗皇帝赵显,还有前丞相留梦炎,都来劝天祥降了算了,天祥不为所动。元朝重臣阿合马、丞相孛罗,轮番与之斡旋,天祥义薄云天,矢志不降,回答说:“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此后在兵马司羁押三年之久,始终端坐不卧,脚不沾地……世祖忽必烈知其死志难移,于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八日(1283年1月8日)最后一次召见劝降,志不改,次日,文天祥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就义,年止47。刑前,天祥从容地对吏卒说:“吾事毕矣。”死后数日,仍面色如生。其衣带上有自留绝笔:“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真是感天地而泣鬼神!

对于南下的蒙古人来说,也许这是他们第一次真正领略骨子里的华夏精英文化。一个军事上强大的民族,击败了一个文化发达的民族,胜利者就会碰上文天祥式的囚徒。同理,能以巧取豪夺得天下者,未必能尽得天下读书人。明洪武后,靖难兵起,至建文四年,惠帝朱允不知所终。成祖朱棣新即位,大肆收罗人心,召用惠帝侍讲学士方孝孺。孝孺死活不干,被关了起来。为使其就范,成祖派人再三劝谕,仍不屈。成祖更亲自慰问,不料老先生竟当面声讨起皇上来了!结果自然不问可知——

召用孝孺,不肯屈。系狱。一日遣人晓谕再三,终不从。又召草诏。及见,悲恸彻殿陛。上降榻劳曰:“先生无自苦,余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不在,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又曰:“先生无过劳苦,此朕家事耳。置之。”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数字云云,投笔于地,又大哭,且骂且哭曰:“死即死!诏不可草!”文皇大怒,命磔诸市。孝孺为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时年四十六。复诏收其妻郑,郑先自经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

文天祥47岁就义,方孝孺46岁赴死。孝孺死得极其惨烈:先是当场被削去脸颊皮,以免再开尊口,后才是磔刑——被人一刀刀地剔下肉来,直至只剩下骨架!就这一段史实而论,方孝孺似乎死得有些不值:朱棣都说了,他跟朱允,叔侄之间;叔叔打跑了侄子干外人何事?谁做皇帝,是朱家的家事,你方老先生操的是哪门子心呢?但以政治信仰的独立而论,则方孝孺无疑给皇帝上了一课:即使打得下江山,你也不能尽数收买人心!不过为这“授课”付出去的未免太多了:方家873位族人掉了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