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明的差异自古而然，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也由来已久。然而自西方工业革命兴起以来，由于西方社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以致于在相当长的时期，不少东西方学人都把西方的科学技术、社会制度乃至生活方式视为衡量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尺，把社会进步的理想目标定位于以西方发展模式为蓝本的现代化，或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普世文明。西风东渐、西学东移，相当一批东方学人和政治家也把工业化、信息化等现代科技进步看做西方文明的必然产物，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向西方寻求真理，甚至将扬弃本民族的传统，从器物、制度到生活方式上全面模仿西方作为实现现代化改造的唯一模式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归宿。东西方文明的交流遂呈现为单向的态势——以先进的西方文明征服、影响和改造其他“落后”或“野蛮”的文化似乎成为人类走向现代化生活的必然趋向。
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由于交通、信息交流的日趋便捷，发达国家产业的转移和国际市场的开拓，不同地域和文明之间的经济依存度和文化联系不断增强，人员、商品、信息乃至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流动和相互沟通日益增长，逐渐使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各种复杂关系渗透交织的网络，全球化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然而，今天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将出现一种全球同质的“世界文化”或“地球文化”，相反，随着西方式工业文明内在矛盾的凸显、西方知识界的自省和一大批民族国家的重新崛起，本土化、地方化也成为全球化语境下许多后发区域维护民族文化传承、保持自身文化特质的策略。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已不再是简单地演绎强势的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及其他弱势文明的征服或同化的模式，相反长期处在边缘的第三世界地区的文化传统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对现代性的诠释，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并寻求走向现代化的多元模式与道路。
尽管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乃至对抗仍难以避免，不同文化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与冲突依然存在，但和平发展、和谐相处毕竟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主旋律。因此，对话正在成为不同文明之间交往的基本立场和方式。
何谓对话？对话的实质应是不同主体间双向互动的交流。哈贝马斯把对话作为不同社会阶层交往的主要形式，认为通过对话达到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正是交往行为的目的。而巴赫金则将对话关系看做无所不在的现象，他认为整个人类的语言、人类生活的一切关系和一切表现形式、乃至一切蕴含着意义的事物之间都浸透着对话关系。毋庸置疑，对话的精神是交流、沟通与互动。这里有相互的凝视、好奇与欣赏，有积极的理解、借鉴与汲取，有主动的自省、调整与改造。总之，它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学与互渗过程，文化学所总结的关于文化交往过程中的互化与涵化现象都可以说是对话的成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明间对话的基础应是平等、相互尊重，而不是仰望或歧视，更不是恃强凌弱的输出与同化。
那么，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应当怎样进行呢？显然，我们所理解的文明间的对话并非仅仅是政治家之间的会谈，也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文化交往，甚至不一定都来自实际的接触行为或交互关系研究所产生的主题，而是包括能使文明之间产生碰撞与交流的所有可能形式——它有时借助于面对面的接触，相互汲取对方的优势，滋养自身的肌体；有时却并无直接交往，只是文明画廊中不同文化间差异的自然呈现，各自在对异域风景的注视中产生心有灵犀的感悟、启迪，乃至误读。此时，其中一方只需利用某种可以达成沟通的媒介和语言，将自身的文化特征与个性表达出来便已成为对话的主体。
基于上述理解，我们将这一套丛书定名为“跨文明对话书系”。这里汇集了西南交通大学“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艺术与传播学院”、“外国语学院”一批教授和博士多年研究的成果，其中包括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经典成果的多视角研究，关于中外语言文学的交流与影响的个案分析以及基于现代学术立场、运用现代方法进行的中国传统语言文化的个案研究，可谓色彩纷呈。此中既有对过去的中西对话所产生成果的研究总结，也有在当下的语境中对其他文明的审视与读解，还有对中华文明自身文化传承的整理与反思，其中自应包含着对新的对话的期许。相信这些学术探索对于读者加深对全球化时代中西文明的交互作用以及东西方文明优秀传统的理解会有所裨益。
感谢西南交通大学出版基金的支持。让我们将这一系列学术成果作为西南交通大学年轻的人文学科对正在走向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母校的献礼，并借以恢复“交通”这一术语最古老也最丰富的意蕴。
徐行言记于斑竹苑
200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