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意指是指能指和所指的同一性关系。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是任意的和约定俗成的，在文字这类符号中，在我们认识它前，能指和所指就先于我们存在。而像图像符号，所指已经把意义承载其上。含蓄意指，在巴特尔看来，能指并不能完全囊括符号意义，符号意义的产生是由其所指移位的无限性所致。即符号能指与所指的第一个关系确定后，以第一层符号外延的意义为基础，并将另一层意义附加其上，构成另一个所指。这种附加从理论上讲似乎是没有限制的。概括地说，直接意指、含蓄意指两种模式是指一个形式或者能指对应一个或多个所指，这就导致符号单义和多义的区别。科学术语往往是单义的，而艺术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术语则一般都是多义。显然，符号学关注的是含蓄意指。含蓄意指的能指和所指不同的对应关系，在吉罗看来是外延和内涵。首先，他认为外延是客观构想的所指构成的，内涵是表示与符号的形式和功能有关的主观价值。其次，内涵具有开放性，与主观价值有一定对应关系。第三，外延和内涵之间有流动性，理论上说，内涵多义的所指都有机会和意愿流向外延。显然，斯图亚特？霍尔在《编码，解码》中批评的是传统语言学意义上的外延和内涵，但他与符号学视角对语言符号外延和内涵的区分和理解完全一致。不同的是，霍尔从传播学角度，指出处于传播状态的符号内涵的多义性和流动性，正是体现了“语言中的阶级斗争”。
主体间的互动在巴特尔看来，是指符号的编码者和解码者“彼此可进入性”、“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他认为双方对符号意义的感知并不因人而异，因为他们属于相同的文化群体，是共享的文化为他们提供了互相影响的意识。当然，主体间的互动性并不限于同一文化群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能够互动。因为绝大多数直接意指为人类共有，至少是通过传播成为人类共有。而含蓄意指的外延，用霍尔的话说，是高度自然化了的意义，这种自然化了的意义自然不能成为不同文化背景沟通的障碍；而含蓄意指的内涵本身就有多义性，只是多义性的结构有所不同而已。可以说，符号学所关注的含蓄意指，对于同一文化群体和不同文化群体，在传播结构上完全一样，不同的只是内涵意义的结构和数量，而这正是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核心。总之，主体间的互动存在于传播之中，不因文化的异同而异同。有人曾经作过调查，把一幅龙的图片在德国汉堡和中国北京进行过街头随机调查，所有的被调查者都说出是想象中的动物。而绝大多数中国被调查者还告诉调查者，是吉祥的动物，是中国的象征；德国被调查者认为是凶恶的动物，也有部分人知道是中国的象征。
符号学与传播学有着内在的学理联系。符号的功能是靠讯息传播意义，这就要求有传播的事物或指称对象，事物或指称对象通过编码成为有蕴含意义的符号，并通过一定手段进行传播，再通过解码获取意义。如霍尔所说，任何事件不经过编码不能传播。反过来，不存在不用于传播的符号。符号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传播。跨文化传播是一种特殊编码的符号，这种特殊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在非共享意义系统中进行编码和解码。但是它对于符号学的基本原理则是一致的，所以也是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的基础学科之一。
$第四节 跨文化传播学与其他学科
如前所述，跨文化传播学与众多学科有着广泛的联系。下面再简略介绍几个与跨文化传播研究有较密切联系的学科，它们也从不同侧面帮助或启发跨文化传播及其理论的建立和完善。
一、跨文化传播与社会学
社会学利用经验来考察和批判分析人类社会活动，从而研究社会稳定与变革。因此西方社会学有两大基本主题，一是社会秩序或社会稳定，二是社会变迁或社会发展。社会学的研究范围涉及社会现象的各个方面，从宏观社会系统、社会组织及制度，到微观的社会群体、人际关系等。不仅从理论上对其进行分析研究，更重视对现实社会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提供解决方案。传统社会学研究对象一般是对同一社会从共时或历时方面研究其稳定与变革。全球化时代社会的开放性，决定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范围更加广泛，小到几个人面对面的日常互动，大到全球化的社会趋势及潮流。因此社会学与传播学，包括跨文化传播学发生了密切联系，社会学研究方法和理论有助于跨文化传播研究。
全球化导致世界各国各民族利益在全球范围内的调整和重新分配，形成新的多元利益格局。这种多元利益格局及主导性发展趋势促使各国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诸多方面既相互沟通，相互渗透，又相互摩擦，相互冲突，使得人类社会不断在平衡、变革、再平衡、再变革中交替并螺旋式发展。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弱化，多元利益的诉求上升为文明的冲突和全球价值系统的重构。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沟通，价值的普适与多元，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像当代这样意义重大。但是无论文化间冲突与沟通如何消长，价值观的普适还是多元，从社会学观点看，都是全球化时代新的社会形态下社会稳定与变革的表现。按照社会学价值共识理论，需要各民族、各国家和各利益主体之间形成一定的价值共识，并建立新的价值规范，使全球化秩序无限逼近公正与合理。当代社会的开放性和互相包含使价值共识成为全球社会所面临的重要的现实问题。
我们看来，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正确地指出了当代世界文明的多元和文明成为世界冲突主要形式下需要重建文明的新秩序。当代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多元文化的社会，同样需要重建文化新秩序。这样，价值共识是当代人类社会稳定与变革的基本主题。跨文化传播的基本主题也是文化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价值共识理论与跨文化传播学的基本主题重构。
社会学的价值共识是指不同主体对以公共价值为主的价值体系基本或根本一致的观点和态度。价值共识理论认为，人类在追求价值的差异、多元和个性的同时，也追求价值的一致和统一；价值的多元和统一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价值多元和统一的最佳结合是公共价值，它是指同一价值客体或同类价值客体能同时满足不同主体甚至是公众（或民众）的相同需要这种效用和意义。与公共价值相对的是私域价值，属于个人所有的、不能公开和共享的价值，具有隐蔽性和私密性。私域价值具有排他性，而公共价值具有普适性、公众性、社会层面性等特征。价值共识理论指出形成不同主体价值共识的途径主要有意识形态的教化、文化交往、思想交流、外交谈判和利益协调等。也即不同的主体以交往、交流、对话、商谈、合作等方式达成价值共识。哈贝马斯认为，人们通过语言交往活动所达到的一种具体的共识，达到共识就是一种理性化过程，即“交往的理性”。显然，交往（也即传播）主要通过语言进行，所以交往就是人类主体“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作用”。从文化的视角看，交往是跨越文化冲突、沟通不同文化主体的重要途径。不同的文化主体，包括个人、民族或国家，通过语言沟通，对有差异的私域价值适当调适和平衡，形成公共价值，最终形成价值共识。
如前所述，哈贝马斯的交往就是传播，交往就是互动。价值共识通过语言为主的符号互动形成。社会学理论对符号互动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形成符号互动理论。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主要从心理学层面研究符号互动。她认为符号是社会生活的基础，通过各种符进行互功，人们可以借助于符号理解他人的行为，并借此评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自我是人们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逐渐获得的。人的思维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主体的我（I）与客体的我（Me）之间的互动过程。就好像他人是一面镜，我们在他人那里看到了自己，并且认为那是真正的自己。库利把米德的理论发展为“镜中我”，自我是社会的产物，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在符号互动论那里，符号是指所有能代表人的某种意义的事物，比如语言、文字、动作、物品甚至场景等，他人也是符号，人们可以通过他人这个符号解读和认识自己，并根据符号修正自己，从而不断地社会化，所以说自我是社会的产物。威廉？伊萨克？托马斯更进一步指出，情景对符号定义。而情是指人们在行动之前所面对的情况或场景，包括作为行动主体的人、角色关系、人的行为、时间、地点和具体场合等。因为人们可以将上述因素进行组合以表达自己的意义或者阐释对方符号的意义。阿尔温？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中承认对于情境，现在还没有简洁的定义。而且，情境和情境之间的界限可能也不清楚。但他认为每一个情境本身又有某种“完整性”和某种“同一性”。他把任何一种情境都分为五个组成部分并加以分析：包括由天然或人造物体构成的物质背景、行动发生的舞台或地点；一批角色，这就是人；社会组织系统的场所；概念和信息的来龙去脉。符号互动理论实际上认同了人是文化的产物，是文化的个体形态，在人际传播中，文化对符号和个体行为进行阐释。
二、人类文化学与跨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