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是研究人类本质的学科。20世纪初，文化人类学作为广义人类学属下与体质人类学相对应的分支被划分出来。它研究人类各民族创造的文化，以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使用考古学、人种志、人种学、民俗学、语言学的方法、概念、资料，对全世界不同民族作出描述和分析。20世纪以来人类文化学形成众多的理论流派，根据郭志超的研究，这些理论流派大致分为历时的人类文化演进和共时的人类文化结构、功能及其解释的研究方向。作为后一种理论奠基人的法国人类学家E迪尔凯姆（也译涂尔干）率先提出社会整体论，他认为社会并不是许多个人的总和，而是个人经过组合而形成的体系，研究和解释社会现象要从社会整体来考察，而不能只考察社会的局部。迪尔凯姆和M.莫斯还提出在侧重研究社会制度、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时候，社会就是文化。整体观成为现在文化人类学最基本的理念和对社会文化的功能、结构的分析和象征的深度解释的基本前提。
博厄斯和C.威斯勒对传播学派关于文化圈和文化层概念的扬弃后，提出文化区和年代——文化区这两个重要概念，并作了结构分析：文化的最小单位即文化特质，若干文化特质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功能相系的文化丛。每个文化丛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地域，即文化区。C.G.列维-斯特劳斯把结构主义语言学对音位结构分析方法运用到文化研究中，提出社会结构观。文化人类学对结构的分析不是指社会学意义上的结构，而是文化结构，即是文化区的“无意识结构”，它是人类的心智产物，具有客观性。
尽管文化人类学对文化研究是整体性的，但也十分关注文化之间的差异。C.恩伯和M.恩伯通过对单一的或多边的文化行为作经验性的考察，进行文化的变异分析。指出人类文化在语言、食物获取、经济体系、社会分层、性与文化、婚姻家庭、婚后居处和亲威关系、社团与利益集团、政治组织、心理与文化、宗教与巫术以及艺术等众多方面普遍存在的文化差异，并从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等方面阐释这些差异。
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终极目的是跨文化理解。“文化是人类生物进化的因素之一。但是人类总是囿于自己独特的文化世界中，难以正确地了解自己的本质有时更难免发生误解。认为其他民族的世界似乎也和自己的一样，人类文化学将寻求一个最佳基点，从内部来看其他世界，从外部来看自己的世界，或者把内部与外部世界加以比较研究，区分彼此的普同性和独特性，并描写各种不同文化的特征以及这些群体所特有的稳定、变异、发展的各个过程，这就是人类文化学的主要内容和中心任务。”“（文化）人类学可以使人变得更宽容。人类学研究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其他民族的人在文化上和体质上会呈现他们现在这个样子，他们的一些习惯和行为，在我们看来好像不太合适，甚至使我们感到不快，但这些习惯和行为可能是为了适应某些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而产生的。”在学科人文关怀的具体目标上，文化人类学与跨文化传播重合。而且，阐释的目的是“理解”，这与当代阐释人类学“在解释之上的理解”宗旨完全一致。而阐释人类学认为，理解可以察知并重塑别的个体的精神世界并发现别人主观世界的概念以及其行动的原动力，可以在你中再次发现我，置你入我，设身处地。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人类文化学的阐释理论突破了对行为、语言等的观察、记录界域，进一步对观察记录的意义进行文化阐释，使行动者分享或感知到了别种文化的意义，使行动者和观察对象建立起沟通、理解和信任，从而实现跨文化传播。
当代文化人类学在进行文化阐释中，最时尚的方法是格尔兹的“深描”。深描是格尔兹继承人类学科学主义的民族志传统，从田野调查方法中发展出来的。他在《文化的解释》开章提出“深描说：迈向文化的解释理论”，明确地把“深描”定位于文化阐释理论。格尔兹借用赖尔的“深描”一词指出，对文化的描述有两种，一种是“深描”，一种是“浅描”。他还沿用赖尔的例子来说明这两种描写：设想有三位正在眨眼睛的少年，其中一个是无意的眨眼，一个是使眼色的眨眼，一个是在恶作剧似地模仿眨眼。他们的眨眼动作相同。在“浅描”的民族志中，如照像机拍的照片一样，我们区别谁在无意识地眨眼，谁在使眼色的眨眼，谁在排练似的眨眼。而“深描”式的民族志则感知、阐释这几种行为之间的文化层次，建构一个分层化等的意义结构。从而使民族志成为一种具有深度的描写。格尔兹主张通过对某一文化对象的深描，展露出个人经验与群体经验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从而反映出研究对象潜隐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体系。深描作为一种描述方法，实质上是把民族志或田野工作作为一个论述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观察者逐渐接近和掌握我们观察对象的文化脉络，使双方达成沟通、理解并共享意义。深描作为跨文化传播阐释的特殊方法，显示了与主流传播研究的不同方法。
三、现代修辞理论与跨文化传播
传统修辞学把修辞看作是一种美文辞的形而下的语言技巧，这源于16世纪西方的所谓“修辞学革命”，把自古希腊以来就已经存在于修辞学领域中的论辩研究分离出去，只留下文体和演说技巧，而修辞学作为一门话语艺术，通过论辩解决重大问题的古典传统消失了。20世纪以来，现代工业社会带给人类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社会矛盾冲突，这导致了思想家和社会学家对解决社会矛盾的人文回归。对于诸如侵略、战争、种族主义、剥削以及阶级两极分化等问题，人类需要一种解决有关价值与道德问题的手段，人们把注意力转到论辩结构方面来，试图从传统修辞学中发掘出符合人类价值观的“新修辞学”，如20世纪30年代，英国当代著名文学家理查兹就提出把修辞学作为研究交际中产生误解和冲突及其纠正方法的一门学问。而美国修辞学家伯克更认为，修辞是连结人类隔离状态的桥梁，能增强社会的内聚力，创造和平。新的修辞理论把修辞作为沟通、理解和解决冲突的重要方法，在这一点上，现代修辞理论与跨文化传播有异曲同工之妙。
西方现代修辞批评理论认为修辞是一种传播行为，人在本质上就是修辞性的，真理从哲学本体意义上说不是人们逻辑思辩和形而上思辩的产物，而是与人的活动，与人对世界的理解和交往相关的。肯尼斯？博克在《动机修辞学》中，把修辞定义为人使用来形成态度和影响行动，认为人总会象征性地对他所生存的环境作出反应，所以人从本质上就是象征或修辞的动物。任何有意义的行为组成为连串的修辞，因而也可以将修辞看作传播行为的分析。伊格尔顿则明确地把修辞学称为话语理论，是社会整体中的话语实践行为。
修辞批评的戏剧主义范式是当今最流行的范式。该范式把人的言语行为看作戏剧并对其进行评论，试图解释为什么在某种场合下人们用什么方式做了什么事。戏剧主义批评着重从哲学、心理和社会各种层面发掘言语行为的意义，研究言语行为的动机、行为和现实等方面的关系，分析人们是如何用言语改变别人的态度，从而引起某种行动。
博克的修辞戏剧批评理论的核心是戏剧五要素，是用以理解人类行为和动机的基础。他把世界比喻为戏剧舞台，这正与人们常说的舞台小社会，社会大舞台暗合。博克认为，任何人对环境的描述都可以归结为五个方面的问题：谁、为了什么、什么时候或什么地方、用了什么手段、做了什么。即人物、目的、场景、手段和行动。但是，对五要素的运用，或者说对某一要素的重视，不仅反映不同哲学流派思想，而且反映对不同处境的看法。戏剧五要素的分析方法可以用作话语或行为内容分析的工具，以说明行动者看待世界的方法，也可以反映他对环境作合适的反应的看法。比如对于工业污染，演说者如果把它描绘成为国家或企业本身不重视，他会要求增加投入以改善环境影响；同样的环境，如果另一个演说者把它描绘成夕阳工业的代价，他会要求取缔这些工业。演说者对现实的描绘反映他对现实的看法，并决定他的行动。就是说，五要素在修辞学上的意义是，一个人面对他的说服对象，会根据需要转换五要素，如将属于场景的内容转换为动机以转换注意力，或把属于人物特征的内容转换为场景的性质，从而转移对动机的关注等等。戏剧修辞学认为语言是人的行为模式，模式的选择是由动机驱动而创造意义的过程。博克用戏剧模式来切入修辞很有意义。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本来也是用语言行为创造意义，用表演程式来说服观众。只是传统戏剧的“第四堵墙”使观众，也是日常的人们把戏剧和生活断然隔绝而已。
修辞戏剧理论模式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分析框架。每一次跨文化传播都是在特定场景下，同样由人物、目的、场景、手段和行动构成，这五个要素实际上构成一个五维空间，也是广义文化的变体集合。而实际的跨文化传播行为都会根据传播的需要在五维空间的变体中选择具体构成，并通过五维空间的转换达到交际目有。从微观上说，修辞戏剧理论模式是互动传播中有文化意蕴符号的编码结构方式。人物、目的、场景、手段和行动是符号编码的组合序列，现实中的语言或行为序列根据需要形成可以转换的“句法结构”。而每个符号根据组合需要在各自的空间聚合的集合中选择合适的“词法结构”，从而构成现实的、每次都面貌不同的言语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