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改教后， 释经学抛弃了寓意解经传统。解经主要包括以下一些方法。一是以经解经。即在解释某一段经文时， 注意与其他相关经文的含意。以经解经的原则包括： 藉参照相同主题或类似的经文以明白经文的含意、以比较清楚的经文去解释比较晦暗难懂的经文、用新约的应验来解释旧约的启示等。二是历史文化解经。指在解释一段经文时， 要清楚经文的历史文化背景， 从而更透彻地明白该段经文的含意。包括与圣经有关的内在的历史背景和与圣经产生时代有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民生、风俗、地理与宗教等外在的背景。三是文法解经。主要指文本字面的解释和上下文的连贯、分析。四是神学解经， 指用有关神的知识， 包括神的属性、作为及神和宇宙、人类的关系来解经。冯？ 戴伊克指出： “中世纪对《圣经》和其他经典篇章的理解和解释， 导致了所谓的‘释经学’ ( hermeneutic) 。释经学的特点之一是， 从若干层面进行篇章分析。比如， 对描写圣经道义中， 分析层面不仅包括字面表达式和语义， 而且包括非字面或隐喻的内容， 比如对圣经寓言的描写。除此之外，描写对象还涉及语篇的超验意义、超然意义。”
在古代中国，训诂学的传统是对儒家经典为主的经学文本的字、词、章句解释，并从一开始就有今、古文之争。由于汉代宗古文经学， 后来也把古文经学称为汉学。宋代宗今文经学， 后代也把今文经学称为宋学。今古文经学和汉学宋学之争贯穿整个训诂学史。以“乾嘉汉学”为训诂学空前绝后的顶峰，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可以说是对历史上汉学、宋学之争的一个了结。当然宋学也有走入极端， 如“六经注我，我(安)注六经”之说。以陆象山为典型。他虽也承认六经的权威地位， 但更注重道德践履， 强调“自得、自成、自道， 不倚师友载籍”。所引《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作“六经注我，我(安)注六经”。对六经， 他主张“看大概”、“求血脉”， 认为传统的注疏是“好事者藻绘， 以矜世取誉”的“儿童之学”。这不仅与汉学传统大异， 甚至比释经学的超文本解经还过分了。其实宋代理学家也大多通过阐释六经建构理论体系，其论著也一般采取注疏形式。
可见文本的阐释历来是有争议的。
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阐释学理论家是保罗？瑞柯和斯坦利？费什。他们代表着文本阐释的不同观点。
保罗？瑞柯认为文本一经产生，就与其创造者即作者和当时的情景脱离了关系，或者说独立于作者和情景，瑞柯把文本与其产生的这种分离状态称为“疏离”。所以，作者的写作意图对读者的解读没有影响，而任何一位读者也不能穷尽文本要表达的一切，读者在数量上的开放性决定了文本被阐释的开放性或者说无限可能性。但是，任何阐释也不可能是超文本的。文本总是有意义的元素和结构，读者就是按照这些元素和结构进行解读的。在具体的文本阐释方法上，瑞柯认为文本的意义不是构成元素的集合体，而是整体的某种意义模式，因此他提出由解释和理解构成的“阐释循环圈”理论：首先对文本进行解释，即通过阅读文本各部分，得出文本的意义模式；再进行理解，即从整体的意义模式基础上对文本意义进行综合性主观把握；以此为基础再对文本进行解释。对于文本与阐释者的关系，瑞柯认为后者可以对前者进行开放式解读，从而把文本“移用”变成自己的东西。
与瑞柯完全相反，费什认为文本本身没有意义，意义只能产生于读者之中。但是这种意义也不是个人随心所欲的结果，而是由“阐释群体”共同建构的，是若干个体通过沟通传播、交流互动而共同认同的。由于费什是一位有名望的文学批评家，他的观点在文学领域引起了强烈反响。
经哈罗德？ 布鲁姆的误读理论研究，人们普遍接受了误读是一种创造性阅读的观点。但真正的问题在于，究竟如布鲁姆所说“阅读总是一种误读”，还是如弗兰克？兰特里夏所批评的这是“阐释的无政府主义”，倡导和反对误读这两大阵营至今还争论不休。
我们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讲，对以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和《误读图示》为代表的误读理论的评价出现的分歧，关键在于对于误读产生原理或者机制的不清楚。
按照霍尔的理论或模式来观照布鲁姆的误读理论，可能对“误读”有更加科学的理解。
首先，关于误读的必然性。布鲁姆坚持误读是必然的和有意识的，尽管只在优秀的诗人中发生。他在《影响的焦虑》中用黑体字强调：“诗的影响—当它涉及到两位强者诗人，两位真正的诗人时—总是以对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进行的。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实际上必然是一种误译。一部成果斐然的‘诗的影响’的历史—亦即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诗歌的主要传统—乃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之漫画的历史，是歪曲和误解的历史，是反常和随心所欲的修正的历史，而没有所有这一切，现代诗歌本身是根本不可能生存的。”而且他把自己的误读理论称为“对抗式批评”，即“使用平衡或者平行的结构、短语和词语把对比的思想并列地放在一起”。按照霍尔的观点，布鲁姆的误读只是三种译码立场中的第三种，即对抗式译码立场。但是可以说，鉴于布鲁姆的研究对象，霍尔的解读立场包含了布鲁姆，同时也说明其可论证性。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哪一种解读立场，都不再是传播者本来的意义。因为霍尔明确表示，意义结构2可能无限接近意义结构1，但永远不可能是意义结构1。
其次，关于误读的产生机制。布鲁姆认为误读可能是由于文本本身的不确定性和巨大的意义空间造成的。这与霍尔对于符号内涵的多义性，和编码者建构的意义最终在译码过程中非一解式地实现一致。不同的是，布鲁姆吸纳了德里达“延异”的观点，认为阅读是一种延异行为，文学文本的意义在阅读过程中通过能指之间无止境的意义转换、播撒、延异而不断进行意义的滑移。霍尔通过外延/内涵结构关系，和内涵隐藏的社会意义结构具体构建了这种意义空间，并明确指出外延/内涵作为分析工具不是用来区分语言中意识形态的在场／缺场，而是仅仅用来区分意识形态与话语相交叉所处的不同层次。可以说，第一，霍尔与布鲁姆对于文本产生出不同阐释的原理是一致的；第二，霍尔通过搭建意义结构比布鲁姆更加精致地解释了阐释的原理；第三，布鲁姆用意义延异解释阅读行为的完全不确定性，甚至提出“阅读总是一种误读”。而霍尔通过意义结构1与意义结构2的非重合性，具体说明了阅读或者译码与原编码之间在永远不可能重合的前提下，从比较一致到完全相反的无限可能。特别是通过莫利的验证使其观点更有说服力。相对于布鲁姆而言，我们觉得更为理性的是斯坦利？费什的观点。同样是享有盛誉的文学批评家，同样否认意义在文本中的客观性，甚至提出不应当讨论“文本的意义是什么”而应当问“文本做了什么”。尽管如此，费什却明确指出意义的赋予并非个人化行为，不能随心所欲地把意义赋予文本。他提出“阐释群体”的概念。认为读者通过交流和互动，构建共同的意义。例如在文学课上，全班同学会在教授引导下最终对一部作品形成共同的解读。这个班由于与其他年级“共享”一个教授，从而形成更大的阐释群体。这位教授与其他大学研究相同领域甚至作品的教授参加同一个学术会议，阅读同一本专业杂志，就会形成相当大的一个阐释群体。费什的观点更加接近实际情况，也与霍尔的观点比较接近。
第三，关于研究对象。我们无可避免的要面对，布鲁姆研究的是文学批评理论，霍尔研究的是电视节目。布鲁姆认为误读理论适用于文学批评。虽然他在其著作中提到的是诗人，但明确表明也适合于其他文学形式的作者。而且布鲁姆集中分析的是不同时代的诗人之间误读的创造性作用。但是，误读不仅仅存在于文学，也不仅仅是历时的。按照传播学的观点，文学作为传播符号之一种，有代表性而且很重要，但它肯定不是人类传播的全部，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视觉传播时代，它甚至在沦为次要地位。文学与电视节目都是传播现象，都对传播符号进行研究，只是符号构成不同而已。而且误读随时出现在共时现象中，到网上稍一浏览就能证明这一点。
第四，关于“一切解读都是误读”。这一观点实际上更加流行于国内学术界。多篇文章都提到这个出自于艾柯的观点。但艾柯本人不承认自己有这个观点，甚至批评其为“愚蠢的想法”。强调这种观点，是强调或者过分强调了符号内涵的多义性对阅读的影响。强调文本的客观性，是强调或过分强调了符号解读中主导性话语结构的作用。在我们看来，二者本身并不矛盾，任何偏颇都可能导致谬误。作者在编码过程中加入了其所在时代的社会意义，读者在解读中受特定位置的影响（据莫利的研究，不是阶级地位）从特定角度进行解读，从而形成多义解读，但一定有相对统一的解读，这就是当时的“主导性话语结构”。这是对文本的共时分析。当时代发生变化，稳定的文本面对的是时过景迁的解读。多义解读的可能性更大，已经变化了的社会仍然存在新的“主导性话语结构”，但已经是“误读”了。这是对作品历时分析。鲁姆本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他说认为，在尼采和弗洛伊德之后，要完全回到寻求复原文本意义的解释方式是不可能的了。结合共时与历时分析，我们认为由于文化的传承性，文献的解读在不同时代都存在多义与共识两种现象。但始终存在对文献的一些基本认同，否则，人类文化就不能继承和积累了。
关于“误读”、“正读”及其他。误读理论实际上是讨论文本与阐释的关系问题。必须回答文本意义的客观性是否存在？什么是误读？什么是正读？现在我们按照霍尔的理论回答这些问题：
1.如果把文本理解为作者本来的意义的话，文本没有客观性。文本的意义是编码者与译码者共同建构的，而译码者是一个意义单元。极端一点说，文本的客观性是一个伪命题。
2.如果把与误读相对的“正读”理解为旨在寻求复原文本的意义的话，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正读。因为所谓文本的意义，也就是“意义结构1”，它只是编码者的意义，但它并没有讨论意义，因为这个时候的文本还是没有进入流通领域而被消费的“产品”。
3.如果把“误读”（misunderstand or misread）完全按照牛津辞典解释为“read or interret (text ， asituation， etc.) wrongly”的话，基于前面两个问题，这个词的阐述要做重大修改，甚至完全摒弃。
越来越多的人正确地认识到布鲁姆误读理论已经或正在颠覆传播的阅读阐释理论，但下意识地留恋着与传统理论紧密联系的“文本客观性”、“误读”和“正读”等范畴体系，是对布鲁姆理论评价分歧的根本原因。事情总是这样，新体系从旧体系蜕变而出，脐带会依依缠绕。毕竟，剪断脐带催生新生还是任其纠缠窒息新的生命，完全在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