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了三种方式从传统的社会科学构建因果过程的理论。我引入了道德上的考虑和深思熟虑，并且这个理论被设计成实用性的理论。约翰尼森（Johannesen，2001）认为道德问题一直存于交流过程，并且“道德考虑已经成为交流理论的中心，至少从柏拉图就已经开始在交流中考虑道德问题了”（p.202）。1995年的版本，在“与陌生人的联系”这一部分我陈述了两个与道德有关的公理。在这一版中，我专门分出一章来讲道德问题以强调重要性。深思熟虑的加入至少从自然属性上保持了部分理论的主观性。当我们深思熟虑时，我们选择如何进行交流，并且我们的行为不受外部因素或内部特征（如身份、人格）制约。最后，现在的版本被设计成适用于个人提高交流质量，不是只对有效的交流作出解释。
有效交流的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
为了总结公理，很有必要用到图示。为了保持连续性我仍大致沿用了1995年版的那个图示（注：1995年版没有提到道德这一类）。
自我意识（SelfConcept）
自我意识是我们对自己的看法。特纳等（Turner，1987）提出我们把自己与在一些维度上与我们相似但与别人不同的人归为一类。格里夫和豪格（Grieve & Hogg，1999）认为“人们为自己和他人进行分类，从而表明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并彰显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从而使之更有意义并更具预测性——身份减少了主观不确定性”（p.926；也见Hogg & Mullin，1999）。社会分类有利于用社会身份确定自己。社会身份是群际交流的一般机制，而个人身份是人际交流的一般机制，但社会身份和个人身份最终都会影响我们的交流。不过在特殊情况下，我们的行为通常由一种身份引导（Turner，1987）。
当我们与陌生人交流时社会身份就起作用，因为作为群体成员来说我们认为陌生人跟我们有所不同。社会身份起作用依赖于我们如何把自己与陌生人分类。例如，我们依据种族分类时，我们的种族身份就会起作用。
引导行为的社会身份的力量有利于管理自己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但是这个观点必须有所限制。古迪昆斯特和汉默（Gudykunst & Hammer 1988a）指出只有在我们意识到陌生人来自其他群体，并且是所在群体的典型成员时，社会身份的力量才会减弱不确定性。当我们意识到陌生人是他们群体中非典型成员时，我们不会依据他们自身群体成员对待他们的方式与他们交流（如我们认为他们是“特例”）。在这种情况下，交流由我们的个人身份引导，并且我们会用关于陌生人个体的信息来管理自己的不确定性。身份带给我们的安全感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杰克逊和史密斯（Jackson & Smith，1999）指出有不安全社会身份的个人比有安全身份的个人在群体内部更容易被群体误解。
社会身份的复杂性会影响到我们与陌生人的交流。社会身份的复杂性的焦点是社会身份的差异程度，以及使其整合成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身份的程度（Roccas & Brewer，2002）。洛克斯和布瑞伍（Roccas & Brewer）提出“复杂的社会身份依赖于两种情况，一个是意识到不只一个社会分类，另一个是意识到多样的群体分类是不能融合的”（p.93）。他们认为我们的复杂性是“独有的领域”，自我意识在一方面复杂但在其他方面则不会。我们的社会身份越复杂，我们对陌生人就越具包容性。
我们的自尊，即对自己有积极的感觉或消极的感觉（如Rosenberg，1979）。自尊也会影响我们的交流，它对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和我们产生的焦虑有影响。例如，伯恩斯（Burns，1985）认为自卑会阻碍我们自己和陌生人对信息认知上的处理。相反，自尊感很强时，即使在紧张的情境中，我们也可以寻找到自己和陌生人的客观信息。自卑会使我们在与陌生人交流的时候产生紧张情绪。自尊感越强，就越有利于管理好我们的焦虑(如Becker，1971；Epstein，1976)。
与群体成员有关的集体主义自尊也会影响我们与陌生人的交流。集体主义自尊侧重于积极评价我们社会群体的程度。我相信我们会有一般的集体主义自尊和特定群体的集体主义自尊（群体与产生我们行为的社会身份有关）。一般的集体主义自尊程度高的个人比一般的集体主义自尊程度低的个人更容易对他们的群体产生偏见。但是，特定群体的集体主义自尊跟个人层面上的集体主义自尊相似，也就是说，特定群体的集体主义自尊程度高可以帮助我们管理焦虑和不确定性，并且当这个群体身份起作用时，我们可以获得关于陌生人的客观信息。这表明特定群体的集体主义自尊程度越高，我们的焦虑程度就越低，我们预测陌生人行为的精确度就越高。
社会身份理论表明，我们应该努力创建最积极的自我形象。当身份受到威胁，我们试着提升自己的尊严。沃彻尔和康坦特（Worchel & Coutant，1997）认为对我们身份的威胁可能来自群体内部（如我们群体的失败）或群体外部（如外部群体对我们内部群体的攻击）。他们认为两种威胁都会造成外部群体成员对我们的歧视。因此，意识到对身份的威胁，会导致群体的焦虑和不确定性。
五个关于自我意识的公理如下：
公理1：社会身份引导我们与陌生人交流程度的增加，会减弱焦虑并提高我们预测陌生人行为的自信。限定条件：我们感觉社会身份安全，陌生人被认为是典型的外部群体成员，没有深思熟虑，并且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时，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2：个人身份引导我们与陌生人交流程度的增加，会减弱焦虑并能提高准确预测陌生人行为的能力。限制条件：只有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我们对个人身份感觉安全，没有深思熟虑，并且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时，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3：当与陌生人交流时，我们自尊的提升会减少焦虑并能提高准确预测陌生人行为的能力。限制条件：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并且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4：当与外部特定群体成员交流时，我们群体内部对特定群体的集体主义自尊的提高会减弱焦虑并能提高准确预测陌生人行为的能力。限制条件：集体主义自尊只有基于内部群体，当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时，并且当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5：当与陌生人交流时，意识到威胁的增加会增强我们的焦虑并会降低我们预测陌生人行为的自信。限制条件：只有在我们不是深思熟虑的时候，这个公理成立。
动机（Motivation）
特纳（Turner，1988）认为当我们的需求得到满足时，会促使我们与陌生人交流。需要是“创造被剥夺感觉的基本状态”，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促使我们“消灭这种被剥夺的感觉”（p.59）。对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有四种需求至关重要：预测（或者信任）意识的需求、融入群体意识的需求、避免焦虑扩散的需求、保持自我意识的需求。
我们“需要在有目的既定的交流中 ‘信任’他人，他人是‘可靠的’并且他们的反应是‘可预测的’”（Turner，1988，p.56）。当对陌生人进行分类时，我们的固有观念会起作用。我们对陌生人群体的固有观念可以预测他们的行为。如果陌生人符合我们的观念，我们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可预测的。如果陌生人不符合我们的观念，我们会认为如果只基于群体的信息无法预测他们的行为。如果我们认为陌生人的行为是可靠的并且可预测，这会有助于自我意识的肯定并有利于我们融入其中。
我们未能融入陌生人群体中，产生了融入的需求（Turner，1988）。当我们没有融入其中时，我们就会经历焦虑和不确定性。融入的需求直接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社会身份有关。希望与他人行为相似并在群体中适应下来的需求与希望自己被看成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之间形成一种张力，我们的社会身份就从这种张力而来（Brewer，1991；也见Brewer & Roccas，2001）。希望被看成相似的需求使我们认同不同的群体进而融合。斯蒂文斯和费斯克（Stevens & Fiske，1995）认为对我们的行为来讲，归属感是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因为它抹去了我们与他人之间的模糊性，并且帮助我们计划自己的行动（也见Baumeister & Leary，1995）。被看作独特的需求表现在差异性的一般过程中。如果我们与陌生人努力交流却不成功，我们就没有达到融入群体的需求，这会给我们带来焦虑（Turner，1988）。
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是相互联系的。例如，蒂米拉斯（Demerath，1993）基于知识的反应理论表明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导致消极的反应（如恐惧、焦虑）。特纳（Turner，1988）的理论认为动机与对焦虑预测（如不确定性）的缺乏有关。焦虑的增加也会导致不确定性的增加。
与融入群体的需求紧密相关的是对自我意识认可的需求。当自我意识被认可了，我们会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安全，此时我们与陌生人交流会感到自信。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安全，我们就能更好的管理自己的焦虑并且有信心预测陌生人的行为。当我们的焦虑增强时，我们融入群体的需求和维持自我意识的需求就会增加（Turner，1988）。
四个关于动机的公理如下：
公理6：在与陌生人交流时，融入群体的需求增加将导致焦虑的增强。限制条件：只有在我们不是深思熟虑的时候，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7：在与陌生人交流时，维持自我意识的需求增加将导致焦虑的增强。限制条件：只有在我们不是深思熟虑的时候，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8：陌生人肯定我们自我意识的程度增加将减弱我们的焦虑。限制条件：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并且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9：在预测陌生人行为的能力上信心的增加将减弱焦虑，焦虑的减弱同样也会增加我们预测陌生人行为的信心。限制条件：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并且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对陌生人的反应（Reactions to Strangers）
认知复杂的人对陌生人的印象更为宽泛，更具有差异性，并且比认知简单的人更能意识到陌生人行为的多样性（OKeefe & Sypher，1981）。认知复杂与意识到不确定性之间成反比关系（Downey等，1977）。在处理信息时越复杂，我们就会为陌生人的行为找出更多的解释，分析出更好的以利于我们更好的预测陌生人的行为。
当态度僵化，并且不和谐时（如种族中心主义、偏见、种族主义、独裁主义、性别主义、年龄主义、教条主义等），我们就不能容忍陌生人的观点。如果持有僵化的态度，在与陌生人交谈时我们就不需要一个特定的场合。我们更喜欢暧昧的场合，因为它提供了“预测和行为基础的可靠知识”（Kruglanski，1989，p.14）。
当我们与陌生人交流时，僵化的态度使我们产生消极的期望。斯蒂芬和斯蒂芬（Stephan & Stephan，1985，1989，1992）指出我们越倾向于种族中心主义和持有偏见，我们就越容易感到焦虑。迪万等（Devine等，1996）认为个体存有的偏见越低“会在行为中表现得具有亲和力，即使这种行为没有特别的技巧”(p.443)，因为他们在与陌生人交流时焦虑程度很低。当我们态度僵化就会产生消极的期望，从而不能从陌生人那里得到新信息。因此，态度越僵化，我们准确预测陌生人行为的能力就越低。
休伯和萨伦蒂诺（Huber & Sorrentino，1996）认为不确定性指向影响我们能否管理自己的不确定性（也见Sorrentino & Roney，1999）。不确定性指向的个人比确定性指向的个人对以前的交流回忆更准确，更少用旧的分类和观念来考虑问题。一般来说，不确定性指向的个人比确定性指向的个人更愿意处理他们的不确定性。休伯和萨伦蒂诺（Huber & Sorrentino）认为确定性指向的个人倾向于“保持与已有的认知有关的确定性和清晰性，而不是努力去解决不确定性”（pp.592-593）。 萨伦蒂诺等（Sorrentino，2001）指出确定性指向的个人比不确定性指向的个人有更强烈的偏见。因此不确定性指向的个人更能准确的预测陌生人的行为。
我们对模糊的容忍度影响我们收集陌生人信息的种类。博德纳（Budner，1962）认为对模糊缺乏容忍的人会认为模糊具有威胁从而不能承受。斯默克（Smock，1955）认为如果我们对模糊有低容忍度，我们倾向于以第一印象来评价陌生人，但那是不成熟的。麦克弗森（Mcpherson，1983）也指出如果我们对模糊的容忍度不高，与陌生人交流时，我们倾向于寻找支持自己信仰系统的信息。皮里苏克（Pilisuk）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很大程度上容忍模糊，我们就会针对情况和陌生人共同找出“客观的”信息，这时我们对自己与陌生人的信息也更具开放性。
共鸣也利于焦虑和不确定性的管理。贝尔（Bell，1987）指出“认知上，有共鸣的人会考虑其他人的想法，是为了看到他人的世界。情感上，有共鸣的人会经历其他人的情感历程，他们能够感受到他人的经历”（p.204）。斯蒂芬和斯蒂芬（Stephan & Stephan，1992）认为共鸣的增强会使群际间的焦虑降低，但是斯蒂芬和芬雷（Stephan &Finlay，1999）指出“对其他群体不带有尊严的共鸣绝对会出问题”(p.727)。当产生共鸣时，既然我们要尽量从陌生人的角度去理解，那么产生共鸣的能力越强，做出的预测就越准确 (假设我们尊重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