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确定性高于最大“门槛”或者低于最小“门槛”，我们都不能有效地交流。当不确定性高于最大“门槛”时，陌生人的行为会被认为是不可预测的，我们就没有信心去预测或者对他们的行为作出解释。当不确定性低于最小“门槛”时，因为忽视了错误理解他人信息的可能性，从而导致我们可能会错误理解陌生人的信息。最大“门槛”和最小“门槛”是我们文化中不确定性的接受能力（acceptance of uncertainty）（如Hofstede的避免文化变异维度的不确定性，2001）和对模糊的忍受度（tolerance for ambiguity）（如Budner，1962）或者不确定性指向（uncertainty orientation）（如Sorrentino & Roney，1999）的一种功能。
有效的交流需要把不确定性介于这两者之间（Gudykunst，1993）。这时我们才能有充分的自信，从而感到很满足，但又不会产生自负。既然如此，在交流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发现潜在误解的线索，特别是当我们深思熟虑的时候。
不确定性会随着时间并在特定的交流中波动（如Planalp等，1988； Sodetani & Gudykunst，1987）。对交流中波动的一个看法就是预测性和创新性的辩证关系（如Baxter，1988）。预测性需要明白期望陌生人有怎样的行为，但创新性使我们对自己的预测不会产生自负。
焦虑（anxiety）等价于情感上的不确定性，只要我们与他人交流，就会经历一定程度的焦虑。焦虑是一种“一般的或者非特别的失衡之感”（ Turner，1988，p.61）。它源于不轻松、紧张、担心的感觉，或者对可能发生的事感到不安（注：在这指焦虑状态，不是焦虑的特性；见Britt等对群际交流特征的讨论，1996）。焦虑是基于对消极后果的预料产生的（Stephan & Stephan，1985），它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之一（Lazarus，1991； May，1977）。
舒伦克和利瑞（Schlenker & Leary，1982）指出，我们经常会在交流中被激励去陈述一种特殊的看法，但我们怀疑是否能做到，这时社会焦虑就产生了。从他人那里得到我们想要的反应期望越少，我们就越焦虑。群际交流有可能会制造紧张的社会焦虑，因为我们不想显得存有偏见，被认为是不合适的交流者（同样见Plant & Devine，2003）。与人际交流相比，我们在群际交流中产生的焦虑更加强烈（如Ickes， 1984；Word等，1974）。在跨文化中，与陌生人交流更容易感到恐惧（如Walbott & Scherer，1986）。对为什么经历焦虑的解释可以变化很大（如因为我们不想表现出偏见或者我们对外部群体有敌视态度；见Greenland & Brown，2000）。
对焦虑我们也有最大“门槛”（maximum thresholds）和最小“门槛”（minimum thresholds）（Gudykunst，1991）。最大“门槛”是我们持有焦虑的最大限度，不妨碍我们与陌生人舒适地交流。如果焦虑超过最大“门槛”，我们会感觉不安从而不想与陌生人交流。当我们的焦虑超过最大“门槛”的时候，我们焦虑的来源无从而知，或者“模糊，但又远远比模糊强大。因为没有明确的威胁或者危险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施加影响，它已经使行动瘫痪了”（ Riezler，1960，p.147；Turner称之为“扩散的”焦虑，1988）。当然，也有一种特定的原由（如我们感到自己的身份受到威胁）使焦虑超过最大“门槛”，不论我们的焦虑如何超过最大“门槛”，我们的注意力都在焦虑本身而不是放在交流的有效性上，这时我们倾向于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处理信息（Wild & Shapiro，1989）。
最小“门槛”是我们持有焦虑的最小限度，不妨碍我们能始终有兴趣与陌生人交流。如果我们的焦虑低于最小“门槛”，身体系统中就没有足够的肾上腺素去促使我们与陌生人有效地交流。举个例子来说，段（1979）指出因为焦虑，好奇心就被激起。当焦虑低于最小“门槛”时，我们就不会关心发生什么，对发生的事没有任何好奇心。
如果要交流，我们的焦虑必须介于两者之间。某些焦虑，但不是很多，可以“被转换成一种有用的并具有高度适用性的社会反应，即便不重要，这种反应对他人的行为产生最高的警惕性，也可以使焦虑自身免受情感和强制力的影响”(Schneiderman，1960，pp.161-162)。这种说法与贾尼斯（Janis，1958，1971，1985）的说法一致，他认为一般程度的恐惧可以引出适应的过程，但过低程度或过高程度的恐惧则不可以。我的立场与奇克森特米哈伊(Csikszentmihalyi，1990）的一致，有一个最佳的焦虑水平可以利于经历“顺畅”或者获得一个最佳的交流。这个论断也可与对此的研究比较，研究显示焦虑和行为之间有一个曲线关系。
随着时间的变化，对焦虑的管理与日益增加的信任有关。信任是“一个人从别人那里获得了所需，而不是面对他人产生的恐惧的自信”(Deutsch，1973，p.149)。当我们信任陌生人时，我们会期望积极的交流结果。当与陌生人交流时焦虑过高，我们害怕得到不好的结果。我们第一次与陌生人见面时，“信任一点也不比一种对希望的幼稚表达多”(Holmes & Rempel，1989，p.192)，我们与陌生人慢慢熟悉之后，对他们一定程度的信任是非常必要的。焦虑可以看成是与恐惧和信任有关的辩证关系。
交流中的焦虑主要来源于消极的期望。斯蒂芬和斯蒂芬(Stephan & Stephan，1985）指出我们害怕四种形式的消极期望、对自我意识的期望、对不好的行为结果的期望、对陌生人给予消极评价的期望、对自己内部成员给出的消极评价的期望。
焦虑的行为结果之一就是避免（Stephan & Stephan，1985）。我们避免与陌生人交流就是因为这需要管理自己的焦虑。尽管如此，舒伦克和利瑞（Schlenker & Leary，1982）指出对那些经历焦虑的人来说避免群际交流会产生不好的后果（如不能提高交流技能）。当经历焦虑并且不能避免陌生人时，我们更愿意尽快地终结交流（Stephan & Stephan，1985）。舒伦克和利瑞（Schlenker & Leary）同时也指出社会焦虑使个体在群际交流时感觉很不舒服，这也加强了人们认为自己不是合格的交流者的想法。迪万等（Devine 等，1996）认为感觉不舒服使行为紧张，可能会让陌生人感到对方存有偏见。
从认知角度来看，在我们如何处理信息上，焦虑会导致偏误。我们越焦虑，越会把注意力放在我们期望看到的行为上，就像基于消极观念的行为，也越是肯定这些期望是正确的，从而没有意识到行为和我们的期望不相协调（Stephan & Stephan，1985）。
费斯科和莫灵（Fiske & Morling，1996）指出，在群际交流中，我们经历焦虑的程度有一定的功用，可以影响我们感觉到一切在控制之中的程度。在某种情境中，我们越感觉不够强大，就会变得越焦虑，此时我们会觉得陌生人比自己反而会更容易控制。因此，当我们高度紧张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努力控制陌生人。
当焦虑或不确定性过高或过低时，我们就不能有效交流。在1995年出版这个理论的时候，我提出了最大“门槛”和最小“门槛”是灾难临界点（catastrophe point）的说法。那就是说，当焦虑和不确定性在二者之间时，对交流的有效性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个观点是根据灾难理论（如Tesser，1980）的假设提出的。灾难理论是指当其他变量（如焦虑、不确定性）达到一个灾难临界点时，另一个变量（如有效性）会有突然的间断性变化。换句话说，当焦虑和不确定性在最大“门槛”和最小“门槛”之间时，它们才与有效交流相关，而不是在超过最大“门槛”或低于最小“门槛”时有关系。
有效的交流（effective communication）交流是与信息的交换和意义的创新有关的一个过程（Barnlund，1962）。一个人理解信息的意思一定程度上与另一人试图表达的意思相对比较接近时，交流才是有效的。另一种表达是，我们之间达到了理解程度上的最大化时，交流才是有效的（Gudykunst，1993，1995）。这个观点有一点与崔安迪斯（Triandis，1977）的看法相似，他认为有效性与努力促使“同样的属性（isomorphic attributions）”有关。鲍尔斯和劳里（Powers & Lowrey，1984）认为“基本的交流保真度（basic communication fidelity）”即“两个或更多的个体在一个交流事件中认知的一致性程度”(p.58)。但是我认为形成同样的属性是不可能的。罗杰斯和金凯德（Rogers & Kincaid，1981）用了“互相理解（mutual understanding）”这个术语，麦克劳德和查菲（Mcleod & Chaffee）用到了“精确性（accuracy）”表示了我所谓的有效的交流。有效的交流不仅发生在直接的信息中，还会发生在含糊的信息中（Levine，1985）。
大部分时候（当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我们在理解陌生人信息时，都会参照自己的信息框架。陌生人在理解我们的信息时也会参照他们自己的框架。当我们和陌生人交流时，我们可能意识到无效的交流，或没有意识到交流是无效的。我们理解陌生人的信息可能并不是他们想传达给我们的意思，或者他们理解的也不是我们所要表达的，并且我们都没意识到这种差别。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意识到了意义上的差别，或者陌生人可能意识到了意义上的差别。当意识到了意义上的差别，我们可能修复或者不去修复问题。消除误解需要我们深思熟虑，当我们深思熟虑的时候，我们可以与陌生人协商意义。
深思熟虑（mindfulness）通常在交流的时候，我们不会对自己的行为有高度意识。换句话说，交流是没有意识的或者是习惯性的交流（Langer，1989）。但是，我们不总是习惯性地去交流，我们会把足够的精力放在重新记起谈话的关键词句上（Kitayama & Burstein，1988）。巴奇（Bargh，1989）认为习惯性地信息处理与注意力、意识性、意图和控制力的多种结合有关。当我们有意识地认识到我们的交流行为，一定程度上我们就是深思熟虑了。朗格（Langer，1989）认为“深思熟虑与以下三方面有关：新的交流类型的创新、对新信息的开阔视野、多角度认识问题”（p.62）。
朗格（Langer，1989）认为“分类是人类基本的自然活动……任何通过消除认知差异来消灭偏误注定都是徒劳的”（p.154）。做到深思熟虑就是要形成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差异。举例来说，当我们没有考虑周全时，我们倾向于用更为宽泛的分类去预测陌生人的行为(如他们的文化、种族、性别和角色)。当我们深思熟虑时，我们可以采用新的更有针对性的分类（如我们可以把宽泛的分类细化为更准确的分类）。分类越细，我们用来预测陌生人行为的信息就越个人化。
深思熟虑也与广泛接受新信息有关（Langer，1989）。当我们有意识地并以开放的态度接受新信息时，我们看待自己和陌生人行为的层面与我们无意识地接受信息是不同的。它要求把注意力放在交流的过程上而不是交流的结果上。当我们只注意结果时，我们会忽略交流中的细微线索从而导致误解。
我们还要意识到陌生人会用与我们不同的视角来理解和解释我们的交流（Langer，1989）。当我们不是深思熟虑的时候，我们会认为陌生人解释信息的方式和我们相同。深思熟虑可以允许我们在与陌生人交流的时候对交流的方式有了多种选择（Langer，1989，1997）。
深思熟虑的时候，我们需要与陌生人协商意义。我们需要有意识地试着理解陌生人的意思并且确保他们理解我们的意思。各种谈话机制用来确保一致的协商。协商意义跟创造和身份的反映有关，但当交流的参与者持有与我们不同的语言、来自不同种族或社会阶层，或者一个人是来自同一群体的残疾人时，处理方法就会复杂很多。
理论构建
理论陈述一般有两种：公理和定理。公理是“通过因果关系直接把变量联系起来的命题，因此公理的陈述揭示出变量之间的直接因果联系”（ Blalock，1969，p.18）。有些公理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成立，必须有条件限制。把公理和定理结合起来组成“因果联系过程”理论（Reynolds，1971），以解释有效的交流。很多关系，尤其随着时间的发展，都是相互的（如Hubbert等未公布的数据，1999，揭示了上次对有效交流某一点的理解力会影响到下次交流产生的焦虑和不确定性）。在特定的情况下，辩证过程影响到我们的交流（如Baxter，1988； Vanlear，1991）。不确定性牵涉到预测和创新的辩证关系。
这一版本有大量的公理（47个），但是并不过分（这只是1995年版本的一半）。雷纳德（Reynolds，1971）指出“对于处理完全抽象的逻辑系统……一个普通的标准就是从其他陈述推论中选出最少的公理，反映出的是简洁和精准。但对一个真实的理论来说，这是不够的，尤其是在它使理论更难理解的情况下”。既然我的考虑之一就是该理论的实用性，我就用到足够数量的公理陈述理论以希望提高交流有效性的读者能一目了然。
列博森（Lieberson，1985）认为通过调查需要分离出表象中的“基本因素”。在阐述这些公理和理论的时候，我假设管理焦虑和不确定性是影响有效交流的“基本因素”，因此其他的变量就是“表面因素”。深思熟虑使我们可以参与到管理焦虑和不确定性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