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博士学位后，我就一直致力于发展解释和研究跨文化传播理论的项目。理论研究项目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理论，包括设计检验理论的理论性研究，也包括适用于随着个体或社会变化的理论行为研究（Berger等，1974）。目前，这一项目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理论：有效的人际交流和群际交流理论以及跨文化适应理论。
当我开始这项研究时，还没有有关有效交流和跨文化调适的理论研究，我决定从一个现有的理论出发。我选择不确定性削减理论（URT； Berger & Clabrese，1975）作为起点有几个原因：第一，直觉上，我认为不确定性削减理论是有道理的；第二，不确定性削减理论包括一些理念（如相似性）允许从人际、群际和跨文化文本上做一个相关和直接的拓展；第三，我意识到不确定性削减理论对于提高交流质量的直接暗示。
我发展焦虑和不确定性管理理论研究分几个阶段。最初，通过整合不确定性削减理论和社会身份理论（如Tajfel，1978，1981），我发展了一个群际交流的模式（Gudykunst，1985b）。我选择关注群际交流是因为我认为跨文化交流是群际交流的一种。下一步，米切？汉默（Mitch Hammer）和我（Gudykunst & Hammer，1988b）发展了一个运用不确定性削减和焦虑削减来解释跨文化适应的理论版本（这个版本包括24个公理；见Witte，1993）。大约同时，我吸收了斯蒂芬和斯蒂芬（Stephan & Stephan）关于焦虑的有效人际和群际交流以及跨文化适应的抽象理论，这些理论都侧重于焦虑和不确定性削减（Gudykunst，1988；这个版本的理论包括13个公理，有两个侧重于跨文化变异）。
1988年版本的理论也没有正式用到焦虑和不确定性管理理论，而二者均是侧重于焦虑和不确定性削减。尽管如此，削减焦虑和不确定性在这些理论中并不是“结果”，有效的交流和跨文化调适才是结果。鉴于这一点，这一理论跟不确定性削减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连续性，但是结果不同。1990年，我采用了1988年的有效交流理论作为外交沟通的指导。我还运用这个理论观照了衔接差异的内容（Gudykunst，1991）。
1993年，在这一版的理论中，我首先详细地阐述了超理论假设，然后侧重于焦虑和不确定性管理（如把焦虑和不确定性控制在最小“门槛”和最大“门槛”之间以确保有效的交流），并且把深思熟虑容纳进来。我从禅宗打坐和阅读佛经中意识到深思熟虑的重要性，然后找到包含深思熟虑的社会科学著作。我还拓展了公理的数量，使这些公理比1988版的更具体，并且在跨文化变异中增加了一些公理（这一版包括49个公理，11个侧重跨文化变异）。
1993年版本的理论侧重于人际与群际交流的能力，并且第一次使用了焦虑和不确定性管理理论这一概念。一个名字看上去是件小事，但对于一个理论来说却是大事。到我命名这一理论为止，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一理论完全是不确定性削减理论的延续，并把这一理论当成是不确定性削减理论的一个版本（有一些人到现在仍这样认为）。和1988年版本不同的是，1993年这一版的理论被设计成一个实用性的理论（如个人可以运用此理论来提高交流质量）。从关注焦虑和不确定性削减到关注焦虑和不确定性管理，从侧重解释有效的交流到侧重于实际运用，这一变化改变了理论的基本性质。
1995年，我澄清了几个1993年版本中曾提出的顾虑，并且扩展了在焦虑和不确定性管理理论过程中文化变异的讨论（即这一版本包括了94个公理，理论主要部分的每一个公理均对应一个跨文化公理）。这一版的理论包含了与陌生人交流的道德因素，并且坚持了成为一个实用性理论的目标。1998年（Gudykunst，1998a），我重新修订了跨文化调适版本的理论（Gudykunst & Hammer，1988b），并且概述了它如何被用来设计成跨文化调适的训练项目（这一版本包括49个公理，另有跨文化公理）。为了在文本中展现这一理论，我先从理论的范围开始。
理论的范围
一个处理交流与文化的理论应该明确说明在分析的四个层面上发生了什么，以及这四个层面是如何相关联的。这四个层面就是：个人、人际、群际和文化(Doise，1986)。个人层面与促使我们交流和影响我们创造并解释信息方式的因素有关（融入群体的需要、自我意识的支持）。人际层面与当我们作为个体时影响我们信息交换的因素有关（亲密的友谊、社会网络）。群际层面与当我们以自己群体成员为基础与其他群体交流时影响我们信息交换的因素有关（社会身份、集体主义自尊心）。文化层面与在跨文化背景下影响人们交流的相似性或不同点的因素有关（文化变异的的维度）。
这一版的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的设计是为了解释人际和群际交流的有效性。有两种方式可以区别人际交流过程和群际交流过程。一种是我们对他人行为做预测的时候采用的数据类型：文化（基于沿袭之前文化现象和规则的人们行为准则的预测）；社会学（基于他人群体成员和角色的预测）；心理学（基于个体和对与我们交流的个人信息的预测）（Miller & Steinberg，1975）。如果我们的预测主要基于文化和社会学的数据，群际行为就会发生。当我们预测主要基于心理学的数据，人际行为就会发生。
另一种区分的方法就是引导行为的身份：人（我们与其他人分享我们的观点）、社会（我们与种族群体、社会阶层等特定的群体成员分享我们的观点）、个体（用来区分自己和其他群体成员的我们的观点）（Tajfel，1978；Turner等，1987）。在所有交流中我们会全部用到这三种身份的种类，但是一种身份种类会倾向于占主导地位（Turner，1987）。如果我们的行为主要通过社会身份引导，群际行为就会发生。如果我们的行为主要是由个人身份引导，人际行为就会发生。
我们可以描述出人际行为与群际行为的区别，以及主要通过人际和群际为特征的交流。大多数情况下，即使并非全是，交流与人际和群际的因素也有关系。因此我相信在解释有效交流时必须把这两个层面的分析都包括进来。
假设
为了理解和评估理论，必须理解理论家对假设的制定，一个理论的假设可以被质疑，但理论的内容被评估时必须假定它们是正确的。在这一部分中，我列出超理论假设和理论假设以及我用来构建理论的方法。
超理论假设（Metatheoretical Assumptions）
任何一个理论学家在作出假设时都会遇到至少三个超理论问题：本体论（ontology）（如现实世界的实质是什么）、认识论（epistemology）（如我们如何获得知识）、人类（human nature）（如人类行为的基础是什么）（Burrel & Morgan，1979）。为了做出超理论假设，我避免了极端的“客观主义（objectivist）”假设和“主观主义（subjectivist）”假设。我相信这两组假设在不同的环境下都有充分依据（在我们无意识的情况下，“客观主义”假设成立［自觉地意识到目前的交流］，当我们有意识的时候，“主观主义”假设成立）。
关于本体论，我认为名字、观念和标签都是用来创造我们 “主观”现实（如唯名论）的人为构造。在文化和种族群体纳入社会化进程的轨道后，我们与其他成员一起分享了大量的主观主义世界的现实。我们分享的主观主义现实世界如此稳定，以致于我们会认为它是“客观主义”现实世界（如“现实主义”）。我认为交流的基本过程与跨文化过程是相同的，但是文化为我们如何理解交流的内容提供了准则，这个假设与哈米尔（Hamill，1990）的理论相似：我们天生具有逻辑结构，但我们的文化却在这种固有的知识之外创造出独一无二的意义。
在认识论上，我认为我们对交流的理解（如“反实证主义”）和对交流的外在观察（如“实证主义”）为理论的产生和检验提供了有用的数据。意义不是单纯地产生于个人，它是当我们交流时被构建出来的。作为研究者，我们需要发现交流中潜在的规律，同时意识到我们的主观现实世界有所不同，所以我们的解释永远不会尽善尽美。
关于人类，我认为当我们没有高度的意识时（如我们不是深思熟虑的；Langer，1989），交流不仅受到文化和群体成员的影响，还有结构上、情形上和环境上的因素（如“决定论”）。尽管如此，当我们深思熟虑时（如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我们有能力选择交流方式（如“唯意志论”）。费舍和布朗（Fisher & Brown ，1988）提出一个人如何选择与伙伴交流的方式会影响到关系的改变。因此，如果一个人深思熟虑，就会影响到交流的有效性。
理论假设（Theoretical Assumption）
陌生人(strangers)在早期的著作中(如Gudykunst，1991，1998b； Gudykunst & Kim，1997)，我认为不同群体（包括文化、种族）的交流过程与同一群体内部成员的交流过程是一样的。我把与我们不认识的人和与我们处于不同环境中的人的普通交流过程叫做“与陌生人的交流”（Simmel，1908/1950，关于陌生人的概念；见Gudykunst & Kim，1997，对概念有一个完整的描述；见Roger，1999，对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陌生人角色的讨论）。
西米尔（Simmel，1908/1950）认为陌生人拥有在同一时间又近又远相互矛盾的特质。“对于陌生人来说，近与远作为一个整体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以一种最为简单的格式固定下来。这种格式表明：在一种对他的联系中，距离意味着他实际上很近，但也是很远的”(p.402)。陌生人通过身体上的亲密接触表现“近”的意思，通过不同的价值观和处事的方式表现“远”的意思。
我们不会与任何人都建立群体成员关系，因此我们遇到的每个人都是潜在的陌生人，那么在交流中，人际交流过程和群际交流过程都会发生。与陌生人的交流通过焦虑和不确定性表现出来。赫曼和谢尔德（Herman & Schield，1961）指出：“在陌生环境中，心理上的第一反应就是缺乏安全感。对环境中存在的潜在性不知情，对达到目标的方式不知情，对有意图的行为不知情，这些都会造成不安全感。”（p.165）尝试处理陌生环境的模糊状况与寻找信息（管理不确定性）和紧张的减弱（管理焦虑）有关（BallRokeach，1973）。因此它们也是与陌生人交流的中心环节。
既然与陌生人的交流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么就需要在陈述公理时采取一个角度。我采用陌生人接近群体内部成员这一角度来建构有效的人际和群际交流理论。这一理论也适用于陌生人进入群体内部这一角度。尽管如此，陌生人的角度和群体内部成员的角度也有一些差别（如陌生人比群体内部成员更具深思熟虑； Frable， Blackstone & Sherbaum，1990）。下面内容会谈到这些问题。
不确定性（uncertainty）马里斯（Marris，1996）指出“不确定性产生于我们的前意识（preconception）里……因为事件只有在有目的性的特定文本中和对秩序有期望时才会出现不确定性”（p.16）。他还指出“不确定性的组成依赖于对我们需要的预测，我们可以预测什么以及我们可以对它做些什么”（p.16）。瓦茨（Watts，1951）表明单纯的预测是幻想，因为世界基本上是不可预测的(同样见Becker，1971；Solomon等，1991)。同样地，马里斯（Marris）称“不确定性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状况”。格里夫和豪格（Grieve & Hogg，1999）认为“不确定性的减弱也许是最为基本的动力过程，这一过程存在于群体成员和群体行为中” 。
不确定性是一种认知现象，它影响了我们考虑陌生人的方式。伯格和卡拉布瑞斯（Berger & Calabrese，1975）指出预测性的不确定性与我们不能预知陌生人态度、感觉、信仰、价值观和行为的能力有关。举个例子，我们需要预测出陌生人可能采用哪些行为模式（注：在理论的公理中我聚焦于行为，但是公理也只能适用于感觉、信仰、价值观和态度等）。解释性的不确定性是指我们对陌生人的行为、态度、感觉和信仰的解释的不确定性。
与我们和自己群体内部的成员交流相比，当我们和外部群体成员交流时，我们会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性（Gudykunst，1985b；Lee & Boster，1991）。通常情况下当陌生人表现异常，给我们提供奖励，或者我们以后期望再次见到他们时，我们尽量要管理不确定性，但不总是这样（Berger，1979）。既然如此，就不用对他们的行为管理自己的不确定性。
我们并不总想使自己的不确定性最小化。例如，维克（Weick，1979）指出歧义可以引发创造力。当与陌生人交流时，我们也可以故意模糊一点。列文（Levine，1985，p.20）认为模糊性可以使我们通过“不透明”保护自己。艾森伯格（Eisenberg，1984）也认为某些情况下模糊是有益处的（它可以使我们保持超越陌生人的力量）。
我们评估不确定性的程度随着文化、种族群体和个人而变化。举个例子，巴索（Basso，1979）指出美国西部的阿帕其族人不认为不确定性给他们带来困扰。林和蔡（Lim & Choi，1996）也指出韩国人有时创造模糊的信息以至于其他人“搞不清楚他们的意思”。在任何文化里，有人认为不确定性很重要，而有人不这样认为。下面会解释这些差异性。
不同文化和个人的不确定性有所不同，针对这些不确定性我提出最大“门槛”（maximum thresholds）和最小“门槛”（minimum thresholds）（这些概念首先由Gudykunst引进，1991）。最大“门槛”就是我们持有不确定性的最大量，能够充分预测陌生人的行为从而感到与他们交流是舒适的。最小“门槛”就是我们可以持有不确定性最小量，在预测陌生人行为时不至于感觉乏味或者产生自负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