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化全球化，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清楚：一是体现文化全球化的几个载体的关系，二是对当代文化全球化认识的主要分歧点在哪里。对于前一个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经济全球化是推动整个全球化的根本动力。当代社会已经开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按照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信息全球化，从而推动全球化进程。对于第二个问题，从重要程度上讲，主要分歧点似乎在政治的全球化或者多极化，但实际上，按照亨廷顿的观点，是在于文化的是否能够全球化。
塞缪尔?亨廷顿是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著名学者，现任美国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曾多次访华。1993年夏，他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引起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和争论。这促使他进一步思索和研究，于1996年写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学术巨著。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该书所持观点公允与否，在学术界大有争论。但书中对现今世界各种文明的深入研究和剖析，对当代政治、学术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文化全球化的载体。鲍宗豪指出：英国开放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教授戴维?赫尔德等人在《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一书中，从全球网络的广度、全球相互联系的强度、全球流动的速度、全球相互联系的影响四种维度，描绘现当代文化全球化的形态。比如关于文化全球化的主要载体，他们认为：在现代早期（约1500年-1850年），是文化传播与模仿，通过迁移、战争和贸易形成；在现代（约1850年-1945年），是欧洲的全球性帝国跨国的世俗意识形态，如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当代（1945年以后），是大型的、公共的和私有的媒体、旅游、交通和通信公司。关于广度，他们认为，在现代早期，由于人口和军事上的优势，基督教传播到美洲，西方文化对新大陆以外地区的渗透和影响非常有限；在现代，西方的全球性帝国建立了跨大陆的和区域内部的电信基础，西方的全球性帝国将欧洲语言发展为一种重要的全球性语系，越来越多的文化制度和文化交流在新兴的民族国家层次上形成；在当代，电信、语言互动和交通等基础设施比以前更为广泛，文化接受、传播的新方式在全球的普及，大众文化形式也出现了从南方向北方的流动，虽然目前规模较小，但趋势越来越明显。
文化全球化的形态。在比较了文化全球化在现代早期、现代和当代的区别之后，鲍宗豪对当代文化全球化的形态的研究认为：
第一，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和接受以及各种文化交流，随着通信和交通领域的新技术革命的发生和发展，而形成了文化全球化的当代形态。如信息和图像的数字化、卫星传播和远程电话、新电缆和光纤技术以及全球互联网，使文化生产和传播的形式跨越了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的界限，实现“即时性”的传递和接受。如今，交流和通信已日渐变成了瞬间之事，卫星电视使得所有主要的新闻广播评论员有可能向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观众进行即时转播。这种即时文化联系，无论是通过传播范围很广的电话，即时广播还是电话会议，都以一种截然不同的形式使当代文化全球化具有直接性、即时性和广泛性的特点。
第二，实现文化全球化的媒介具有了当代的形态。文化传播的中介，已由少数精英、知识分子转变为大型媒体。电影、数码音乐、新闻和电视节目，伴随着跨国传播而形成全球文化市场。默克多帝国的扩张首先是在澳大利亚，其次才是以英国为基础。但是，正是由于它购买了美国电影制品厂20世纪福克斯公司，才使它进入了美国市场并成为一个国际现象。在欧洲范围内，以英国为基地的百代、Rank、英国广播公司（BBC）、Pearson和路透社都获得了全球性地位。
第三，以商业和娱乐为主要形式的商业化大众文化的兴起和流行，不仅涵盖了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科学文化，而且出现了文化的同质性、众文化消费的同质性。现在无论是在报刊杂志，还是在音乐、广播、影视、网络上，以商业和娱乐为主要形式的大众文化产品到处可见。在西方，大众文化消费的同质性主要存在于青年人中，同时，正传播到发展中国家，同一种产品可以在许多地方，为许多人所消费。如美国在英国电影市场占据的主导地位，给英国电影制造商带来的影响就是英国生产的电影越来越难销售。美国《泰坦尼克号》等大片在中国的放映，常常赢得很高的票房收入。
鲍宗豪同时认为，我们既要看到当代文化全球化中，大众文化消费的同质化一面，但不能因此就把这种“同质性”夸大为文化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大众文化消费的同质性并不意味着不同民族已在文化实践、信念和认同方面的同质化。我们认为，全球化不等同于同质化，更不等同于美国化。全球化一直都掩盖不了其背后软实力的较量。
文化全球化背后的软实力较量。所谓软实力，是指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美国前国防部助理部长小约瑟夫?奈提出来的。1990年，他分别在《政治学季刊》和《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变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质》和《软实力》等一系列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提出了“软实力”概念。小约瑟夫?奈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他认为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
美国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1969年在《两代人之间的美国》一书中认为，60年代的美国是全球化社会的成功体现，在历史上第一个接近全球化社会和地球村平台的国家是美国。我们不能再讲帝国主义，因为美国向所有社会提供了一个模式：这当中没有力量关系，因为这个模式是中立的。他举例牛仔裤、模特儿、电影电视、大学之间的国际交流作为论据，证明美国代表了唯一行得通的人类演变的模式。他还就传播这一点进行补充：如果说美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全球化的社会，是因为它是第一个传播发达的社会，全球至少有65％的信息源和信息接收终端是美国。我们是一个传播很兴盛的社会，是历史上最全球化的社会。“不管怎么说，美国强大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它对传播的世界市场的支配。世界上流通的80%的文字和影像来源于美国。”他从中引出政治教训：今后，我们应该通过网络外交的方式来实现炮舰外交和实力外交不能实现的目的。布热津斯基断言，归根结底，控制人类共同命运努力的成败取决于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哲学和文化层面，正是它形成了指导政治行为的重要观念和思想。这就是说，未来的世界命运走向，取决于文化之战。
在全球化进程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国家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除美国外，还有同属于发达国家的法国、德国、日本等。法国定期要举办全球性的世界法语大会，德国在全球开办了大量“哥德学院”。就连属于第三世界的印度，目前在华盛顿、巴黎、喀布尔、加德满都、北京、东京及海湾地区也设立了数十个文化中心。
“华盛顿共识”作为一种经济模式，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主张走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经济发展道路，而这种模式在阿根廷等国的实践结果表明存在严重问题。管理不善和腐败与“华盛顿共识”一起在近十年里破坏了十几个国家的经济，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发现，现代金融业的高速发展和贪婪为各种不稳定提供了渠道。
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2004年5月发表乔舒亚?库珀?拉莫的一篇论文，题为《北京共识》，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北京共识”还包括许多非经济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北京共识”取代了人们已广泛不信任的“华盛顿共识”。
2006年5月28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安排的内容是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联系到此前中共中央正式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及当时国际舆论对“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热议，这一次例常的集体学习的不寻常之处便跃然纸上，这就是：中央这一届领导集体开始从战略的高度加速推进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向全党发出新的动员令，即要把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视为今后的主要任务。胡锦涛强调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要求要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根本，通过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繁荣发展社会科学等措施，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全球化的碰撞——文化全球化还是“重新部落化”。软实力的较量此起彼伏，但并非无序。事实上，在全球跨文化传播热潮中，对于全球文化格局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文化主张，一种主张经济、政治全球化将带来一个全球性普世文化，它普遍适用于地球上所有的地方。另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不会带来文化的趋同，相反会激发地方主义，促使文化民族主义复兴。第三种看法属于折衷观点，认为全球性的文化将会出现，但它只能是一种“浮在表面的文化”，而本土文化将在深层次继续支配人们的生活。
文化民族主义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经常成为文化孤立主义的同义词。
文化多元并存的主张不时被人批评为文化对立。
普世文化的主张也常常被用作单一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
我们无意去赞同或者反对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指向的某一种主张，但有三点值得指出，一是既然全球化是一个动词，文化全球化也是一个过程；二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发现并整理出来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系统，全球化进程中的未来文化也应当是一个系统；三是到目前为止，现有人类文化中很难找到一种没有吸纳过异种文化的“纯正”文化体系。
反面地来说，既然麦克卢汉的“地球村”一词现在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小村子里居住着数个绝然不同的民族，他们能够长期不沟通，或者长期对立。正面地来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必然趋势。但它很可能要经历文化对抗—互融—更新的过程，从而形成一种与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相一致的新的文化体系。
也许这是一个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艰难、更加复杂和更加漫长的过程。目前全球化在世界各地的进程不一致，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文化的对立。
据李春华介绍，许多国家,甚至美国的许多亲密盟国,如西欧国家和加拿大,都在利用国家资源,大力扶持本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振兴本国的传统文化,并对外来文化的过度的影响加以限制。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法国。法国从二战后就一直警惕美国的文化入侵。20世纪80年代后,法国制定法律,成立专门的委员会,研究如何保护法语的纯洁性;20世纪90年代,政府和议会通过政令和法律,规定电台、电视台必须至少播放40%以上的法语曲目。国家还对影视业提供财政补贴,鼓励本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法国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围绕文化产品问题与美国展开了激烈的对峙,最终以“文化例外”的原则,将其区别于一般的货物贸易。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坚决的文化对抗，或者文化保护。但同文中同处接着又说：“整个90年代,法国都在呼吁欧共体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加强对欧洲文化和文化产业的保护。”这很值得玩味，因为我们知道，文化是分圈层的，西方文化、欧洲文化和法国文化是同一种文化的不同圈层，或者说后两者是前者的亚文化。这说明法国在对本国文化采取保护性措施的同时，也在主动进行文化融合。
文化对立有时免不了有冷战时期的影子和过去历史的印迹。2007年德国总理，那位“看上去像温顺贤惠的大妈”的默克尔，坚守其“价值观优先”原则，她不顾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执意会见了达赖喇嘛。其后默克尔又在访问印度前，抛出了一份亚洲政策文件，大意是要调整过去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政策，而增进与日本、印度等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亚洲国家的关系。继而她又在10月29日访问印度时，大搞“价值观外交”，强调要更加重视民主国家的印度。前日本首相安倍，也在2010年8月22日访问印度时，应邀在议会发表“战略性演讲”，高调提出“价值观外交”和建立所谓“大亚洲”伙伴关系。为此他呼吁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同日本组成新的四国战略与经济联盟，在欧亚大陆外围形成一个“自由与繁荣之弧”。但把中国排除在外。安倍说，“我们拥有自由、民主和尊重基本人权等共同的根本价值观以及战略利益”。时任日本外相的麻生太郎也做过题为“创建‘自由与繁荣之槐’——拓展的日本外交地平线”的演说。其中希望以“价值观外交”在欧亚大陆扩大影响的意图溢于言表。麻生指出，在外交上要特别重视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等普遍价值观，要以“价值观外交”来把欧亚大陆外延的东北亚、中亚、高加索、土耳其、中东欧直至波罗的海各国连接成带状，创建“自由与繁荣之槐”，还要加强与欧盟和北约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