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国内因素外，二战使得不少欧洲的美国同盟国变成了废墟，为了冷战的需要，为了跟苏联抗衡，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大力扶植欧洲经济发展，于是大量的专家、学者、企业员工作为志愿者被派往欧洲。同时，由于二战并没有给美国经济造成太大影响，二战后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迅速成为了一个超级大国，强大的实力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和移民。这期间美国政府发现，一方面许多派往海外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都因文化障碍甚至文化冲突无法适应派往国生活，最终无功而返；而另一方面外来移民及留学生中经历着这种“文化冲击”的也大有人在。可以说美国20世纪50年代国内外的文化矛盾、冲突及文化沟通的紧迫性客观上催生了一门崭新的学科——跨文化传播学，来研究相关的跨文化冲突问题。
霍尔的跨文化生活经历使得他对跨文化传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注意到了跨文化传播中的问题，获得了跨文化传播第一手的资料，从此对跨文化传播获得了感性认识；而真正引领他进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应该是他受到的学术影响。霍尔先后获得人类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过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后研究，又曾在外派人员培训学院中工作过。这些学习和研究使得他能接触到相关方面的学者，最后形成了跨文化传播这个概念。
《无声的语言》全书共分十一章和两个附录，分别是“时间之声”、“什么是文化”、“文化的词汇”、“基本的三分法”、“文化即是交流”、“无处不在的集合”、“虚幻的元素”、“有机的模式”、“时间会说话：美国口音”、“空间会说话”和“控制的松驰”，以及附录“社会科学家的纲要”和“文化之图”。传统上“无声的语言”指人类有声语言之外的动作、表情等辅助交际手段。但霍尔的这部著作仅仅从题目可以看出，该书“无声的语言”是指的文化。他把有声语言之外的全部文化形态作为一种广义的符号系统，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是这个符号系统的两个重要的子系统，也是霍尔在这部著作中的主要研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狭义的文化符号系统。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文化，在霍尔看来它们都和语言一样具有交际功能，所以他称之为“无声的语言”。因此该书主要研究不同民族文化的时间和空间观念，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人们的交际，特别是不同民族交际者在具体跨越文化的交际中受到何种影响。他纵向地比较了原始时期人类的“天体时间”、前工业时代民族的“自然时间”和工业时代民族的“人造时间”观念，横向地比较了美国人、拉丁美洲人以及南欧的西班牙人，乃至印第安齐楚亚人等的时间观念，研究了这些不同时间观念具体表现和对交际的影响作用。霍尔创造性地把文化的空间“语言”分为固定的空间模式、半固定的空间模式和动态的空间模式。固定的空间模式指的是城市和村庄布局，半固定的空间模式包括房间布置、座位排列等，动态的空间模式指人们面对面交际时的身体距离。而每一种文化在这三种模式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形成不同文化的行为规范。在跨文化交际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或者违反这些行为规范有不同的效果。他把美国人的交际距离分为亲密距离、个人距离、社交距离和公众距离，更是被当代身势语言研究者奉为圭臬。霍尔在书中借用通讯理论提出“文化即传播”的著名论断。他认为语言交际是一种高度选择性行为，电子实验室里的交流理论更是如此，他说：“依我看，电子工程师的方法与文化交流专家的方法主要区别在于，一者运用了高度简括的符号材料，另一者则在这些材料的所有含义被剥夺之前要弄清楚人们在交谈时发生了什么。”语言的高度选择性使语句有时失去意义，而文化的交流则总是富有意义和说服力。霍尔借助电话系统，把人类交流看作是由整体结构、构成内容和信息组成的交流系统，而信息这一子系统可分为集合、元素和模式，如词、音素和语法。并通过语言学习，霍尔证明交流中意义是系统赋予的，而不是信息或语言本身所有的，而文化作为系统在交流中显现意义。该书中霍尔还从人的感知角度，把文化系统分为技术文化、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并在附录中构建了由“互动”、“联合”、“生存”、“两性”等十个方面组成的文化图示，从而建立他自己的文化理论。
尽管霍尔自己说《无声的语言》一书只是“提供类似音乐入门那样的文化入门”，但后来的研究者普遍认为该书奠定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基础。首先，这部书第一次明确提出“跨文化传播”概念，从此跨文化传播进入了人们的学科视野，霍尔其功甚伟。其次，本书讨论了跨文化传播中最重要的问题，即关于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基本观点。该书从文化与传播的关系，或者说从文化的存在状态明确提出“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这一提法被学术界沿用至今，并影响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第三，从研究对象看，本书不是研究文化的传播，而是研究跨文化传播，是美国人和不同民族沟通交流中文化障碍对交际的影响，这为跨文化传播确定了或者说明确了研究对象，这是人们认为《无声的语言》是跨文化传播研究开山之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应当说，直到今天不是所有的人都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一些人还或多或少地把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混为一谈。第四，在这部著作中霍尔特别关注非语言的跨文化传播，乃至于这部书的第一句话就是“时间会说话”，本书也名为《无声的语言》。一般理解的无声的语言多指手势和面部表情等辅助交际手段。可是霍尔所指的无声语言，其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在这部著作中，狭义的无声语言指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广义的无声语言包括了人类有声语言之外的一切符号系统。这都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是文化构成体中不可忽视的部分，是影响和制约传播的重要因素，值得细致地观察与分析。可见非语言传播在霍尔理论中的重要性。这一思想直接影响到今天跨文化传播研究对非语言传播的高度重视，他认为，对他国的语言、历史、体制、习俗方面的正规培训只是全方位计划的第一步，对世界各国不同群休的非言语语言的介绍推广也同样重要。霍尔坚信，对不同文化行为模式的忽视是美国外交官们在外国遭遇误会和麻烦的关键所在。后来的研究证明，语言的跨文化传播固然重要，但在语言之外，特别是语言跨文化传播遭遇障碍时，非语言的跨文化传播有着无比重要的作用。第五，《无声的语言》一书主要着眼于文化的微观分析，这表明了在那个时代，即跨文化传播研究初期，跨文化传播与对文化进行宏观分析的人类学传播的区别，在研究方法上为跨文化传播特殊研究视角打下了基础。而且，与人类学主要针对个别文化研究不同，《无声的语言》主要是对不同文化，特别是不同文化的非言语行为模式比较研究，真正体现了跨文化研究的根本，即传播中的文化关系，这为跨文化传播研究奠定了研究对象的逻辑基础。尽管这本书还缺乏系统的跨文化理论研究，但筚路之功不可湮没。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无声的语言》是美国国内外发展的现实需要。该书出版后当时的发行量就高达50多万册，并被译为6 种语言畅销海外。而且半个多世纪后的现在，即使在学术界以外该书也非常流行。说明这是当时美国国内外文化冲突所急于解决的问题，今天也成为全球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节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现实需要：全球化与加速度
按照通常的说法，当下历史时期的特征一般可用如下三个概念之一进行描述：全球化、技术革命和民主化。在这三个方面，媒介和传播都扮演着核心的甚至是限定性的角色。
全球化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一个客观描述，是一个总的背景。
技术革命除了自然科学外，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表现出高度综合的趋势。
民主化可以看作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在全球化趋势下更多地表现为国际传播和渗透。
中国政府在多个重要的文献中提出的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观点，核心的或者起推动作用的是经济全球化。
全球化是跨文化传播的产生土壤。
爱德华?霍尔在《无声的语言》中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术语。如前所述，跨文化传播研究有它的实践和战略训练背景。而催生跨文化传播学科的产生，还缘于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20世纪，在美国的历史上，出现了空前的移民浪潮。这一浪潮在80年代之后更见高涨。移民带来了紧迫的和更加普遍的跨文化传播问题。最近20年的美国式的跨文化传播的经验实证研究，也是基于这一背景。
但是，跨文化传播的兴盛，或者说成为当代社会科学和传播学中的一门“显学”与当代世界的全球化及其趋势密切相关。20世纪末，人类经历了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开始进入被称之为“全球化”的时代。如同全球化理论家丹尼尔?耶金所说，面对世界全球化的浪潮，我们无处可逃，因为人类社会是以下三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并创造出这个新的历史时代。
一、经济全球化——全球化的推进器
世界经济全球化是近些年人们不可回避的一个热点话题。一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而出现的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和配置的客观趋势，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与信息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使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为整体的历史发展进程。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一是其根本推动力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二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
前者是人类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化大生产，严格说从工业革命就开始了，但这里说的“社会”是指的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社会”。而经济全球化的“社会”是指的人类社会，是超越民族国家的。且先不说人的文化属性，如果按照“人是经济动物”的观点，经济全球化本质上使每个个人不再是单一国家属性，而是“地球人”了。后者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协调机构，其工作机制已经不是单纯经济意义上的了，每一个了解《关贸总协定》的人都知道，这套游戏规则关乎其签约国的大量国家机构以及企业宏观政策方方面面。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国家社会组织也不再是“国家”了，遑论这些社会组织的人员。我们每个人都有切身感受，几乎每天的吃穿住行都在诠释着经济全球化。
二、政治全球化——全球化的利益格局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经济全球化促使国家间政治关系出现新的利益格局。其中突出的一是对传统“民族国家”主权的冲击；二是对传统意义上的“民族”的冲击；三是在“谈判总比战争好”的时代，国家之间、跨国利益集团之间已经打破国家自然界线，通过沟通与协调进行全球性利益分配，形成全球性不断变化的利益格局。
以经济全球化为助推器的全球化的推进，对传统的国家主义价值观念不断提出挑战，使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受到了冲击，推动着源于18世纪末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一主体的国际体系向多元主体的网络化的全球权力转变。政治全球化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的“多边干涉理论”认为，由于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互相依存的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内政会在不同程度上与世界发生关联，即使是一个国家的内部行为，如果破坏了全球秩序，国际社会也有权进行干预。对于现行国际法和国家主权观与这一理论的冲突，多边干涉理论明确表示，在全球化趋势下，前者必须让步。例如传统上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主权，就应当分为核心主权与边缘主权两部分：前者的权力可视为绝对的、不可谈判的；后者则是相对的，必要时可以让渡给国际社会。“9?11”事件后美国发起的国际反恐怖主义联盟、联合国安理会决定核查伊拉克、美英联军入侵伊拉克事件，直到最近“韩朝六方会谈”以及朝鲜核查危机等，彰显着“民族国家”的瓦解势头，更加重要的是，如此众多的国家，其中多是当代国际社会有巨大影响的国家的积极参与，这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人权高于主权”意识形态甚嚣尘上。他们并以此为理论基础，超越传统“国家主权”，操纵全球性政治利益冲突、分配和再分配。
当然政治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必然的命题，而是一个多种政治力量相互制衡和角力的过程，所以，准确地说，政治全球化是指这种政治角力的全球化。其中的两个极端就是单极化和多极化的角力。一方面“9?11”事件后美国的战略防御概念已由威慑和遏制转向“预防性打击”概念，北塞梯斯发生针对学生的恐怖事件后，俄罗斯也提出对付恐怖主义“先发制人”。一些国际政治势力甚至越来越不满意多边干涉必须经过国际社会协商程序的繁文缛节,转而倾向于单打独斗。另一方面冷战后国际政治学的主流还是建构主义的，按照秦亚青的研究，从哲学层面看待国际关系，今天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经历了从启蒙时代的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主体性，到当代的主体间性，“哲学的主体论转向强调了主体间性，强调了主体的存在是诸多主体之间的共存，体现在主体间相互活动之中。孤独存在变为社会存在，征服关系变为交往关系。”国家之间、国际政治势力之间当然保持着经济、军事等角力态势，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国际沟通与传播互动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重要和频繁。何况，对于政治全球化的理解和诠释，甚至对于这一命题的提法，世界各国和各种政治势力都有很多不同，特别是对于那些相对弱势的国家和势力，更加主张、需要和践行着传播和沟通。
三、文化全球化——全球化的软实力拼盘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曾预言：“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对这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马克思的预言被席卷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浪潮所印证。
为了表述的简便，此前我们所说的都是“全球化”。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对于全球化及其趋势，人们的认识是有分歧的。如前面提到的几个全球化，作为世界最有影响的大国之一，中国政府的表述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