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是指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信息是传播的内容。传播的根本目的是传递信息，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受或信息反馈活动的总称。
和一般意义上的传播有所不同，跨文化传播并不把传播单纯地看作是信息传递和交流，而是看作由特定的文化对信息进行编码／解码过程。传播主体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是特定文化因素的聚合，是不同圈层的文化关系。所以跨文化传播把传播过程看作是由文化身份决定的角色行为过程。对于传播事件，跨文化传播学有着自己的视角，这也是跨文化传播中知识建构的方法。
玛莉?简?柯利尔认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主要视角大约有以下一些。
实证客观的视角。是传播学研究很常用的视角，这种视角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其核心是认为行为与文化的必然联系。它认为任何文化现象都可以被发现、观察、测量和操作，文化是由决定行为的不同的心理结构所决定的，其中的因果关系也可以被证明。它从社会学角度，认为信仰、感情、态度和价值观等文化因素，可以通过行为调查，用问卷法及其分析研究等实证的方法进行，并作文化的可变性分析。而古迪昆斯特还进一步认为，特定的文化是群体跨文化传播行为的预言者和解释变量，就是说，通过比较不同的文化，找出某些文化的特性，可以对为这种文化所有的“陌生人”跨文化传播的行为给予事前预言和事后的解释。
批判、解构的视角。这种视角的思想基础是怀疑论，普鲁斯指出，批判的观点的特征是“对所有认知形式的存在持有极端的怀疑主义”。批判的视角对话语、传播事件和媒介文本进行解构，多从批判角度对各种修辞工具的使用、权力、权力授予等进行解读。这一视角与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对电视节目的“对抗性解读”假设有相通之处。而根据莫利的验证，证明了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关系冲突导致这种解读，这也说明了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冲突。荷兰学者冯?戴伊克是批判、解构视角的代表，他通过对报纸的新闻结构研究，分析其中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
释读、重构视角。其思想基础是文化可以通过重构给予理解。其方法是强调研究者作为特定社会成员和文化分享者的意义，在不断地解释其文化意义的行为中，与研究对象彼此建立起可以预期的信任关系。格尔兹发展出浓密描述法，通过对某一文化项目（仪式、游戏、生活时间程序）的浓密描述，重构其文化，表现出个人经验与群体经验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从而发掘其潜隐的意义和价值体系。
此外还有布尔克提出的戏剧学的视角。按照吴予敏的说法，所谓戏剧学的视角是将语言看作行为的基本模式，而不是当作传输信息的载体。戏剧学视角是一种分析工具，它强调，对人类行为的描写，应当将其看作由动机驱使的、创造意义或被安置意义的存在。人们是通过有意义的行为来创造现实的。现实的结构是一个分享符号的过程。人们既要用行动去安置世界的符号意义，又要不断地根据符号化的世界校正自己的行为。因此，对于文化的边界，即人们分享意义的边界，要进行反身性的追问。从戏剧学的视角出发，文化可变性分析，将文化变迁孤立起来观察，忽略了文化的情境；而文化成分分析，集中研究作为认知关键的语言，分析了许多有意义的行为类型，但是忽略了语言是已经被创造出来的意义系统。事实上，意义是要通过不断的信息刺激，在人们心里引出反身性的确认才可能建立的。
任何学科都应当有一套属于该学科特有的术语体系或者叫范畴系统。尽管跨文化传播学的多学科来源使它的范畴系统个性特征还不够明显，但这个术语体系也正在形成中。1974年由坎顿和约瑟夫撰写的第一本全面介绍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专著《跨文化传播介绍》（An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出版。这本书首次涉及了六个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关键概念，后来有研究者将其概括为: 语言、非语言代码、态度-价值观取向、思维模式、作为文化中介者的译员和作为说服者的跨文化传播的角色。但是跨文化传播学的术语体系建设十分缓慢，第一本有关华人社会的跨文化传播学重要概念的著作，是由美国罗德岛大学传播系教授陈国民与安然合作编写的《跨文化传播学关键术语解读》。
《跨文化传播学关键术语解读》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共收录了97个跨文化传播学的基本范畴，下编收录了28个跨文化传播理论方面的术语，从这两个侧面，对跨文化传播学的术语群作简明扼要的诠释，从而提供了跨文化传播学的基本框架和前沿状貌。术语体系是学科理论之网的节点，任何对某一学科术语的研究和汇集都是对该学科理论体系建设令人钦佩的工作，并值得高度重视。《跨文化传播学关键术语解读》上下编分类的层次感很强，表明编者对跨文化传播理论基本结构的认识。上编采取的是英文字母顺序排列，所收录的术语广泛涉及文化学、语言学、传播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如“克里奥语、语用学、濡化、文化自知、地球村、偏见、价值观、W-曲线取向、多元时间取向、禁忌”等等，一方面显示出跨文化传播学与多个学科之间的联系和这些学科对跨文化传播学的影响在术语上的反映，有利于学者开放性地研究跨文化传播，这是符合跨文化传播理论形成过程中基本特点的。而且一些被编者认为是稳固地反映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术语形成这个术语体系的内核，如时间学、跨文化曲解、文化价值取向、跨文化有效性、多元文化人、视角转换等等。另一方面，术语都多是从跨文化传播角度来解释的，如关于“句法学”，这是一个典型的也是基本的语言学术语，语法分为词法和句法，句法学是对语言符号组合规则的研究。而在《跨文化传播学关键术语解读》中，更多地是从符号关系角度与人类理解、人类沟通方面去解释。这类例子在该书中比比皆是。下编解释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术语。这28个术语排列也是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其收录内容与古迪昆斯特2005年出版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化》序论中的25种理论学说基本重合，其释义也基本一致，只是更加简明。这表明了《跨文化传播学关键术语解读》吸收了最新的理论成果。但也有一些术语的收录值得重视，如“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这个假说更多地是出现在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研究领域，它企图解释语言与思维、语言与认知的关系。而在本书中，对于这个术语的介绍更多地是从语言-心理-文化观-跨文化障碍角度去介绍分析。其他如“陈国明的人际关系发展理论”、“跨文化适应的转化学习模式”等等。该书还有一个特点是术语和理论的关联性，即采用互见法联系相关的术语和理论。虽然这种方法不是该书的创造，但对于正在建设中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是很有益处的。
当然这本书也有不少可商榷之处，如术语的收录视野不够开阔。既然希望构建跨文化传播术语体系，就可以进一步理解并考虑跨文化传播理论和术语的来源，以及对跨文化传播研究有重要影响的其他相关学科的术语和理论。像人类学，特别是人类文化学的一些重要术语还是应当收录，比如对“深描”之类的术语，应当是关键术语等等。在理论体系的构建中，编者尊重并吸收了古迪昆斯特《跨文化传播理论化》的研究成果，既然该书如其介绍，是“华人社会第一本以中文出版的有关跨文化传播学重要概念的辞典”，但理论介绍过于西方化。实际上连古迪昆斯特本人在其书的序言中也一再强调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本土化甚至中国化。诚如编者在“全球本土化”一词的解释中所说，应当“采用全球的视野看待本土”。从2008年开始，美国权威的《跨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年刊》就把该刊1974年刊创刊时的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转向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质疑。
我们之所以花了较多篇幅介绍《跨文化传播学关键术语》的基本内容，是因为跨文化传播理论建设是当前跨文化传播学的最重要工作，而术语体系的建设应当成为理论学说建设的基础，实际情况却是，与理论学说的建设相比，术语体系建设更为不足。
$第三节 跨文化传播学的对象和任务
一、跨文化传播研究与“噪音管理”
噪音是相对乐音而言的。具体来说，有规律的振动发出的声音称为乐音，声源的振动杂乱无章，毫无规律，所发的就是噪音。从物理意义来说，噪声是各种不同频率和强度的声音的杂乱组合。如置身于闹市时，汽车马达的隆隆声、汽笛的尖叫声、人群的喧闹声、一齐向耳边袭来。噪声的波形图是不规则的非周期性的曲线，而乐声波形图则是有规律的。
上一段的阐述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人的主观价值评判。从主观上来讲，由于乐音与人的生理节律相吻合所以使人听来悦耳，噪音的杂乱与人的生理节律不吻合因此使人生理不适。实际上噪音与乐音一样都是一种声音。对人来说是噪音，也许对某种动物来说很悦耳，如老鼠的吱吱尖叫声、乌鸦的聒噪、狼的嚎叫等。对人也一样，在中国古代，异民族的语言在一些文人雅士那里被视为“鸟语”，不堪入耳。
通讯中噪音被视为干扰。实际上通讯双方都有一致的通讯频率，凡不符合这种通讯频率而干扰了这种频率的都是噪音。因此为了有效通讯、提高通讯效率都要克服和控制噪音，通讯工程中有专门的噪音控制研究。此外除通讯双方频率一致外，双方对信号的输入和解释都要一致，否则阻碍通讯的正常进行。当一方由于某种原因发生变动时对方必须进行相应调整，否则将发生通讯障碍。
于是我们得出结论：一是噪音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二是凡是干扰有效通讯的都是噪音；三是为了有效通讯要对噪音进行控制；四是为了有效通讯双方要保持一致。
传播在本质上是通讯。在具体的传播活动中，都存在一个传播有效程度的价值判断问题，这就是所谓“有效传播”。有效传播是指传播互动过程中克服传播障碍而获得最优信息量的过程。任何传播都不是完全有效传播。人类传播活动中，传播障碍来自于两方面的“噪音”：一是自然噪音，即传播载体的物理障碍；二是“社会”噪音，即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传播参与者自身文化对传播的影响，从而对传播活动产生的障碍。在这个意义上讲，跨文化传播研究实际上就是传播的文化“噪音”研究。
人们并非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一点，尽管20世纪40年代，几乎与传播学产生的同时，就意识到传播中的“噪音”问题。1948年，在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工作的美国数学家C.E.香农提出了几乎是人类第一个传播模式，即传播的线性模式。这个模式的初衷是改进受电子干扰，或受噪音影响的电报或电话上的信息传递。虽然后来的人们愿意把香农的理论称为信息论，但他自己却坚持称之为传播的数学模式。是的，香农的模式为后来传播学模式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上为人所共守的基本范式。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香农非常重视通讯中的噪音，并把重点放在信息传播的传输过程，可以说这还是一种技术关注，但它启发了传播学者对信息发生影响的因素的高度重视。后来的学者逐渐注意到“噪音”充斥传播的几乎每一个环节，并且意识到，与通讯不同的是，通讯中噪音是要被完全克服的，而跨文化传播中，文化“噪音”是要利用和管理的。在这个意义上讲，跨文化传播的终极目的是人类理解。但人类是文化的动物，人类理解无可避免地要遭遇文化障碍。在跨文化传播中，文化不是要被剥离，而是要沟通和理解，从而达到人类的有效传播。
因此，跨文化传播学是以追求有效传播为目的，从文化对传播影响的角度，去研究在传播过程中文化的动态特征、文化对传播的影响和传播活动中文化形态的管理与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