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与福楼拜和自然主义
范水平
早年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求学时，李健吾便已经点燃了对福楼拜崇敬、向往的热情。他说：“《包法利夫人》原文是我读第三年法文读到的，教我法文的是美国温德(Winter)先生。……我跟他念了四年法文。后来我去法国留学，就是受了他教的这本书的影响，放弃了坡及其他法国象征派。……自然，我也接受了一些福楼拜关于艺术的理论。”后来，李健吾去法国留学，就是为了专门研究福楼拜。在法国的两年中，“我当时日夜研究福楼拜”。他折服于福楼拜的才华和“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思想。1935年《福楼拜评传》出版，奠定了李健吾作为著名的法国文学研究家和文学评论家的地位。这部巨著至今仍然得到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柳鸣九先生的高度评价。没有真正的学术认同，是无法写出如此切近福楼拜的精神内涵、历几十年而不过时的学术力作的。随后不久，福楼拜的主要作品如《福楼拜短篇小说集》、《圣安东的诱惑》、《情感教育》、《包法利夫人》等，中国人真正认识福楼拜这位法国文学巨匠，与李健吾的这些研究和译著是分不开的，况且，是他规范了“福楼拜”这一译名。李健吾服膺于福楼拜的一句名言：“杰作的秘密在作者的性情与主旨一致。”他在其文学评论中曾多次征引，并作出自己的注脚：“一部作品和性情的谐和往往是完美的标志。”李健吾是从法文原文学习、翻译、研究福楼拜的作品、书简和文艺思想的，法国文学研究是他的职业，而福楼拜研究则是他的事业。在李健吾的一生中，虽然他接触到很多种类的文艺思想和理念，如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等，但其中福氏的文艺思想对他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持续了他的终生。钱林森先生说：“着力于福楼拜独异个性的发掘而作灵魂的拷问，剖示作者的内在用心而做客观的展呈，便构成了李健吾阐释福楼拜的一种内在模式”，“三四十年代李健吾评论法国作家和中国作家大体上都采用这种模式”。便是李健吾自己，在1958年写的作为思想检查的《自传》里，也比较切近事实地承认了福楼拜对他的文学思想的影响：“我在巴黎，补习法文半年，另外一年半在图书馆读书，研究现实主义小说家福楼拜。他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对我起了很坏的作用。我在文艺理论上变成一个客观主义者。”
“研究现实主义小说家”——这实际上是李健吾在无奈之下的言不由衷之词！如果我们据此就认为他与自然主义无关便是不求甚解。李健吾有几处都说：因为中国需要现实主义，所以他研究福楼拜(见于《我所走过的翻译道路》和1981年的《自传》)。然后，在《拉杂说福楼拜》中，他又想撇清他与自然主义之间的关联。然而，李健吾深知福楼拜痛恨现实主义，不属于现实主义的阵营。圣伯夫将之称为现实主义作家时，福氏非常反感，李健吾不但在《福楼拜评传》中几次三番地为我们论证，就是在后来的其他文学评论文章中也如此这般地表述，如：“我们扩大了现实的意义。但是在十九世纪中叶，现实却专指丑陋的内容而言。……所以圣伯夫把《包法利夫人》看做现实主义的杰作，引起作者的愤怒。而法官用现实两个字形容《恶之华》的时候，鲍德莱耳感到气闷。……所以，假如我们现在说《恶之华》和《包法利夫人》是现实的，十九世纪中叶诽谤的意义自然不在话下。”李健吾还考证说，在《包法利夫人》问世之初，现实主义对于福楼拜来说，意味着一种轻蔑、恶意中伤，“批评家在这里看见奇形怪状的乡下佬，大惊小怪，想不出更坏的名词来诅咒，便拾起‘现实主义’这块烂泥投了过去：‘想做一个现实主义者，真实在这里算不了一回事：要紧的是丑！’……然而读者惊于它的新颖，一时没有更相宜的标记来说明它的特征，囿于懒惰，由于方便，也由于一部分的道理，便拿杜朗地之流的‘现实主义’招牌，借花献佛，转赠《包法利夫人》的作者”。而福楼拜自己，是非常厌恶这个称呼的，他“从来不曾有一句话表扬现实主义，一般人把他看作现实主义的祭酒，惹起他极度的反感……我们应当记住，《包法利夫人》时代的现实主义曾经和无知的法庭同时将《包法利夫人》驱逐出境”。根据《辽宁日报》1962年10月19日的《李健吾教授谈西欧文学与戏剧问题》，我们知道，李健吾在1962年10月中旬在沈阳文艺界和辽宁大学中文系做过关于“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专题讲座，在这个讲座中，李健吾把莫里哀和巴尔扎克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并没有提到福楼拜。然而，李健吾为何好几次都说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呢？他的批评方法到底是什么样的？对李健吾研究有素的韩石山先生一语道破：“不全是说谎，只能说囿于时代的偏见，一种机警的躲闪。从全国解放到他去世，三十几年间，无论政治的清明与暗昧，现实主义永远是个鲜亮的庇护，‘为艺术而艺术’从来被视为妖异。我们只能惋惜他去世太早，来不及修正他那掩饰的说辞。……事实上，在大学时代，甚至在整个前半生，李健吾从来是以‘为艺术而艺术’自诩的。”
李健吾心目中从没把福楼拜看做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而是津津乐道于福氏与自然主义作家左拉、圣伯夫、莫泊桑等之间的文学联系。李健吾热爱福楼拜，有如宗教徒热爱上帝般虔诚，在他心目中，福楼拜是最完美的，最让他心折的。他说：“我们不信世上单有一种艺术家存在。要是有的话，从理论和生活方式来看，中外古今也就只是一个，他叫居斯塔夫?福楼拜。”在他看来，“司汤达深刻，巴尔扎克伟大，但是福楼拜，完美。巴尔扎克创造了一个世界，司汤达剖开了一个人的脏腑，而福楼拜告诉我们，一切由于相对的关联”，“唯有福楼拜，是天之骄子”。福楼拜的可贵还在于“自从有了实业革命，差不多个个文人，不出卖灵魂，也要出卖物质的生存。只有这样一个人，硕果仅存，做成我们最后的反抗，从理想里追求精神的胜利”。
李健吾多次说：“拿一个人的经验裁判另一个人的经验，然而缺乏应有的同情，我们晓得怎样容易陷于执误。”所以，李健吾用他的经验去裁判福楼拜的经验，至少他自己认为是有很科学的“同情”的。因为福楼拜的文学理念和作品中具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对福楼拜研究有素”的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思想中也十分明显地体现出自然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他在研究福楼拜时基本袭用了福氏的创作理念和原则，比如，福楼拜为了写作小说《萨郎宝》，会去小说故事的发生地点突尼斯进行实地考察。当年，李健吾为写作《福楼拜评传》，为了解、体会福氏幼年时的居住环境和后来的生活环境对福氏创作的影响，他曾经去福氏小时候生活过的鲁昂医院进行实地考察；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把握《包法利夫人》中女主人公爱玛的生活环境对她的影响，他也到故事发生地去实地查看，了解当地的风情。这实际上就是在实证论影响下的自然主义理论所提倡的实地观察的方法。在具体研究福氏时，李健吾不但十分注重居住环境对福氏创作所造成的影响，还十分重视脑系病对福氏创作的影响，这从1934年他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两篇相关论文的标题即可清楚地看出：《福楼拜与医院——环境的影响》、《福楼拜的病魔——脑系病的影响》。前面说过，《福楼拜评传》既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也是他学术思想的滥觞，基本厘定了李健吾文学批评的主要模式。这种学术思想，实际上就是以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为主导的思想。后来，在《咀华集》、《咀华二集》中，李健吾在论及中国作家、作品之时，拉来为其论断作证的外国作家、理论家多达80多位，而其中引用最多的还是福楼拜，其次是左拉和圣伯夫，可见福氏对他的影响很深。1957年，他写的《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一文，实可看作是《福楼拜评传》思想的延续。
当然，李健吾接受自然主义文论的影响，并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广泛运用，还与1921年中国文坛上那次著名的关于引进自然主义的文学运动有关。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文坛，文学氛围相对比较宽松，面对写实小说的创作出路问题，当时的文坛大腕茅盾以《小说月报》为阵地，展开了为期一年多的关于引进自然主义文论的讨论。在1921-1922年的《小说月报》上，刊载了大量有关自然主义理论的论文和关于自然主义作家左拉、福楼拜等的研究论文，基本是讨论引进何为、如何引进、引进后如何扬长避短等问题。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文人之间心平气和的大范围的学术讨论，也是自然主义自引进中国以来所享受的最高的礼遇，它的积极性、优长等到公允的评价，理论的疏漏也得到比较公正的评价，与后来上纲上线的打压完全不同。20年代初，正在北师大附中读中学的李健吾已然是个文学积极分子，是文学情感极其浓郁的时期。他与蹇先艾等组织文学团体曦社，创办文学刊物《爝火》，请徐志摩、鲁迅到班上演讲，发表了小说《终条山的传说》、《一个兵和他的老婆》等，应该说，他对于当时的文坛动向是了然于心的。或许正是由于这双重合力，李健吾欣然接受了自然主义文艺思想的理念和方法，并加以积极实践，在文学批评中检阅着他的学术理想，一如福氏般的虔诚。
可以说，李健吾文学批评思想体系就是以自然主义为主导的。没有法国文学的陶冶，没有自然主义文学、文论的熏陶和给养，没有福楼拜文艺思想和作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没有李健吾那玲珑璀璨的文学批评华章。这也正是他与其他京派文学批评家的不同之处，也是他文学批评思想的独特之处，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还没有哪个作家、理论家像他这样自觉地把自然主义文论所倡导的方法化用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当中。而正是因为福楼拜的文艺思想的孕养，使得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思想不但以自然主义为主导，并有一定的超越，呈现出巨大的理论张力和强烈的现代意识。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江西师范大学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