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刊登在《新小说》的创刊号上，但《海底旅行》并非梁启超所译，梁启超翻译的第一部小说是日本柴四郎(1852-1922)所作的《佳人奇遇》。这是一部政治小说，作品缺乏系统的情节，只是设计几个任务，以长篇对话来发表自己的政见或叙述事情的经过。比如第一回中幽兰、红莲和散士的对话，每个人一开口就是上千言，或叙述家世，或谈论国事，或谴责列强的殖民政策。1902年，梁启超翻译了凡尔纳的小说《十五小豪杰》，他并没有使用“科学小说”一词去称呼它，而更倾向于将其看作“政治小说”。正像白葭在《十五小豪杰？序》中所说：“读是书者，须知是书之旨趣何在，灵魂何存。曰：有独立之性质，有冒险之精神，而又有自制之能力也。不独立则不能生存，不冒险则不能进取，能独立进取而不能自治，则无意之举动，不规则之竞争，亦必终归于失败而已。”独立、冒险、自治，“是三者，皆中国民之缺点也”。梁启超翻译此书的目的就在于“吸彼欧美之灵魂，淬中国民之心志”。翻译时为了凸现“冒险”这一新题材的政治内涵，引导读者从“新民”的角度来进行阅读，梁启超还为全书增添了许多精彩的眉批和回目尾评，直接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见解，如：“武杜两党抗立，借以为各国政党之影子，全书之生气活泼，实在于是。读者勿徒痛恨杜番，且看他日服从公议之处，便知文明国民尊重纪律之例；观其后来进德勇猛之处，便知血性男子克己自治之功。”诸如此类的文字在译文中随处可见，而作者的意图也昭然若揭了。梁启超自己创作的唯一一部小说作品《新中国未来记》，虽有“未来”之名，但其实质也是一篇类似于《佳人奇遇》的“政治小说”，里面充满了大段的演说、论文等。由此可见，梁启超对于小说的政治功能是尤为关注的。
早在1898年，梁启超即在《清议报》第一册上发表了一篇《译印政治小说序》：“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政治小说”成为《清议报》的六大专栏之一。在《饮冰室自由书》中，梁启超说道：“著书之人皆一时之大政论家，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固不得专以小说目之。而其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则《经国美谈》、《佳人奇遇》两书为最云。”《新小说》发刊词也明示其宗旨为“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除《新中国未来记》之外，《新小说》上还刊登了玉瑟斋主人的“政治小说”《回天绮谈》，其实《新小说》上刊载的很多未标为“政治小说”的小说，其政治意味也很明显，如《洪水祸》叙述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东欧女豪杰》。则叙述俄国19世纪70年代的革命民粹派运动，《俄皇宫中之人鬼》描写俄皇宫中“人鬼”事，影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黑暗。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梁启超所关注的小说大都是有强烈政治意图的小说。
四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看梁启超所使用的“科学小说”一词，并纵观其整个使用过程会发现，刚开始的时候梁启超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将“科学”与“哲学”并置一处，使用所谓“哲理科学小说”一词作为小说类型的一种就并非无意为之了。
1902年，梁启超翻译了被大多数人认为是科学小说的《世界末日记》，他却将其标为“哲理小说”。《世界末日记》的原作为法国天文学家Camille Flammarion(1842-1925)于1891年发表的The Last Days of the Earth。小说描写的是一番末日情景：遥远的未来，太阳与地球渐渐地失去了活力，人类拥有了极其发达的科学水平，却丧失了生殖能力，面临着自身的灭亡。巴黎、伦敦、柏林等大都市早已在十万年前埋没于冰河之底。世界文明的中心转移至非洲的中部“桑达文市”，可是即便在这片土地上，也没有女性。世界上最后的男子“阿美加”(希腊语“最后”的意思)，带着人类繁殖的期望，率领健康的男子乘坐飞船，去寻找新天地与配偶者。终于，他们在“锡兰岛”上发现了世界上最后的5名女子，锡兰岛曾经是母系氏族的王国。阿美加遇见了少女爱巴，在历经了15年的飞船旅途后，阿美加等人回到了故乡。不料，那里竟然也被风雪淹没，传染病蔓延。最后残留的只有阿美加和爱巴，地球越来越寒冷，二人在大雪纷飞的埃及金字塔中相拥而死。
梁启超时常在文中插入自己的感想，并在文末附上解说，借此阐发作者的意图。此外，文中设置了很多对立概念：人生—财富、享乐—生殖、智力的发达—道德的沦丧、暴力—文明、母系社会—男子颓废、临终—归乡等。这些都包含着强烈的哲学意味，在《世界末日记》译后语中，梁启超认为其“以科学上最精确之学理，与哲学上最高尚之思想，组织以成此文，实近世一大奇著也”。他将之比喻为佛说华严经，论述了精神超越物质的不灭。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梁启超虽然提倡“科学小说”，但是在他这里的“科学小说”不单单是传播科学技术等“形而下”层面的小说，而应该包含更深层次的“形而上”的思想。
在1902年6至8月间发表的《格致学沿革考略》中，梁启超已经明确了“科学”的学科范围，将哲学、政治学、生计学、群学等归为“形而上学”，而将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等格致在《格致学沿革考略》中，“科学”和“格致”同时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梁启超那里，两个词语的含义基本上是可以互换的。学归为“形而下学”，他认为“形而上学之高尚，更过于形而下学”。所以梁启超一直更注重的是小说在政治、哲学层面能够达到的效用。在其同一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说道：“凡学术思想之发达，恒与格致科学相乘，远而希腊，近而当代，有明征矣。”在这里，他已经看到了“形而上”的哲学与“形而下”的科学之间有密切的关联。两年之后，梁启超续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近世之学术”部分时，便对“科学精神”做出了正面阐述：“所谓科学的精神何也？善怀疑，善寻问，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说、一己之臆见，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一也；既治一科，则原始要终，纵说横说，务尽其条理，而备其佐证，二也；其学之发达，如一有机体，善能增高继长，前人之发明者，启其端续，虽或有未尽，而能使后人因其所启者而竟其业，三也；善用比较法，胪举多数之异说，而下正确之折衷，四也。”这段论述表明梁启超的科学观念又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由“学科”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他所理解的科学精神的内涵是“求真”、“博学”、“创新”、“启迪”。这种上升的突破意义在于：科学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并不局限于自然科学，而是涵盖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整个“学术”，由此，便从根本上打通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将一般人以为的形而下的“科学”与形而上的“哲学”联系了起来。这不得不说是梁启超超越前人的创见。
五
梁启超作为第一个提出“科学小说”一词，并且也是第一个在其主办的杂志上使用“科学小说”一词去为小说分类的人，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前文已经分析过，梁启超虽然是最早使用“科学小说”这个词的人，但是他本人的知识背景和政治兴趣决定了他眼中的“科学小说”是一种更偏重哲理性的小说，或者说他期待看到的“科学小说”应该“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应该拥有“科学上最精确之学理，与哲学上最高尚之思想”，两者是缺一不可、相互促进的。在梁启超那里的科学小说中，“哲理性”不但不可或缺，甚至更为重要。更具体地说，梁启超眼中的“科学小说”是偏重于探求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小说，这种小说不仅仅将“科学”局限于物质的“形而下”层面，还考虑包含于其中更深层次的“形而上”的思想。这种构想可以说发展了“科学小说”一词中“科学”更深层次的内涵，与当时大部分人以及后来者对“科学小说”的一般看法都不相同。
要翻译或者创作出这样的“科学小说”，不仅要求译者/作者本人要有丰富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将“科学”上升到精神的层面，明白其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物质技术。而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在晚清时候的中国，科学主要与实用的对象联系在一起，处于“形而下”的层面。从科学观念的传播和影响看，相对于抽象的理论形态，“器”与“技”往往以更直观的形式展示了科学的价值，从而更易于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虽然，随着西方科学书籍的大量翻译、科技期刊的大量创办以及科技教育进入各类新式学堂，“科学”一词已经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此时的人们对“科学”的理解仍然还停留在较为浅表的层面。就科学而言，仿效其产生的科技成果容易，理解其背后的科学思想、方法和精神则需要漫长的时间。因此，梁启超所期望看到的“科学小说”在晚清基本上如凤毛麟角，只有理论倡导却缺乏实际的创作。
直到民国建立以后，随着科学传播专业化与制度化的形成，科学的全貌才逐渐为大众所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位于最高层次的科学精神，此时的科学传播运动终究也仅仅是一个启蒙而已，人们要真正理解并且具备科学精神，还需要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自维新以后，唯科学主义的思想一直在中国滋长着，1923年那场著名的“科玄论战”最后以科学派的大获全胜告终，恰恰显示出此时中国大地上大大缺乏以怀疑和批判精神为其内涵的科学精神。我们再回过头去看梁启超提出的“哲理科学小说”，会发现梁氏本人对于科学和哲学关系的理解也可能有问题。“科学加强了他们对客观的、起决定作用的宇宙的信念，这个宇宙本身是相对地不受人的意志支配的上帝般的威力的自然而然的源泉。”所以，他才会秉持类似于佛教的宇宙论观点。由于缺乏真正的科研经历和大量的科学实践，梁启超等人对于科学精神的理解是通过西方哲学家(如孔德)或哲人科学家(如皮尔逊)的著作间接获得的，关于科学的哲学观点并不等同于科学，因此梁启超的理解难免存在一些偏颇。除普遍缺乏科学精神之外，这也应该是“哲理科学小说”曲高和寡的原因之一。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