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10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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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汉语文学的海内与海外(1)

汉语文学的海内与海外

郝明工

如果说汉语文学在从古至今的发展过程中,在中华一统的大前提下,早已经从民族文学转向国别文学的古代发展,那么,进入20世纪以来的汉语文学,已经从国别文学向着语种文学演变,即呈现出汉语文学的现代趋向。在这里,并不否认汉语文学在古代中国也曾出现过向着语种文学发展的某种端倪,主要出现在所谓汉字文化圈的诸国之内。然而,只有当汉语文学的书面语言体系从文言文向着白话文进行现代转换,并且出现汉语文学的国际传播,才有可能真正促成汉语文学趋向语种文学,从而适应了人类社会从19世纪的欧美现代化到20世纪的全球现代化这一文化转型背景下世界文学发展的大趋势。

依据歌德在19世纪初期最先提出的关于世界文学的构想,世界文学应该是各个民族文学、国别文学进行文化交流的产物,也就是来自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学在互相交流之中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在这里,仅仅从歌德的构想再往前迈进一步,也就是说,从语言表达的角度来进行考察,就会看到20世纪的世界文学会由诸多语种文学的现实构成,因而世界文学不仅仅是人类进行文化交流的产物,而且也将是人类进行语言创造的产物。由此可见,在人类社会的文学现实中,既有着不同民族或不同国别这样的文学之分,也有着不同语种这样的文学之分。所有这一切,将会直接影响到与汉语文学相关的学术思考。

从文学书面写作的角度来看,从最初的诗发展为全面的文学,随着个人文学书写能力的不断提升,不仅个人语言表达的文学对象越来越纷繁复杂,而且对于文学对象进行个人表达的语言本身也越来越丰富多彩,因而文学的发展也就在这两者的相辅相成之中展示为从历史到现实的具体过程。所以,语言与文学自始至终难以分离,也就在于语言可以承载文学的不同文化内涵,而文学的文化内涵也可以运用不同语言来进行表达。这就意味着具体的文学与具体的语言之间,既有着文学的文化内涵与语言表达之间的固定关系,于是便出现以特定文化为内涵规定的文学,从民族文学到国别文学;也有着文学的文化内涵与语言表达之间的选择关系,于是便产生了以特定语言为表达手段的语种文学,从汉语文学到其他的语种文学。于是,就汉语文学的现代发展而言,似乎就出现了汉语文学的海内与海外之分。显然,海内的汉语文学就是作为国别文学主要构成的中国汉语文学,而海外的汉语文学既可视为语种文学的各国汉语文学,与此同时,在其国内又能成为国别文学的构成之一,诸如东南亚、欧美各国的汉语文学。

海内汉语文学之说实际上源于海外汉语文学的现实命名,而海外汉语文学事实上便具有这样的实际命名——从海外华人文学到海外华文文学。不过,无论是海外华人文学,还是海外华文文学,都与作家个人的汉语写作直接相关。首先是,从侨居海外的华侨,到移民海外的华裔,运用汉语写作的文学作品都是华人文学,尽管并不排除华人用其他语言写作的文学作品;其次是,无论是华侨还是华裔,运用汉语写作的文学作品都是华文文学,尽管并不排除华人之外的其他作家用汉语写作的文学作品。要言之,作家是否运用汉语写作这一方式来进行个人的文学创作是最关键而又最根本的。这既是从海外华人文学到海外华文文学如此命名更替的安身立命之处,又是海外汉语作家与海内汉语作家之间进行文学互动的至关紧要之处。

显而易见的是,仅就Chinese Literature这一英语译名而言,与之相对应的汉语译名中,“中国文学”是具有某种泛指性的,而“华人文学”或“华文文学”则是各具某种特指性的,虽然都可以在约定俗成的前提之下进行一般性的运用,然而,就名实相符的语言运用来说,“汉语文学”无疑具有最为明晰的外延与内涵,因而也就应该有可能成为概念性的学科命名。这并非是出于理论上的一种臆断,事实上更有着来自语言运用上的证明——“中国大陆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从1979年开始酝酿(以《花城》创刊号所发表的曾敏之《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为标志)。”这无疑表明,汉语文学这一命名实际上是最早出现的一个命名。然而,随后又出现了对于汉语文学这一命名的抛弃。这是为什么呢?

根据抛弃汉语文学这一命名之后出现的种种命名,也就是从华人文学到华文文学的一再重新命名,特别是华文文学,尽管命名的前提仍然是已经成为某种一致性的语用意识——“华文文学,是一个比中国文学内涵丰富得多的概念”,因而据说可与语种文学的英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并列,但是,实际上的华文文学,与语种文学的汉语文学相比,还是有着内涵的不同——“华文文学除了中国文学之外,还包括海外华文文学。”这就在于,至少汉语文学与中国文学在根本上就是两个难以完全重合的概念,更不用说海外华文文学这一说法是否具有合理性。与此同时,又对所谓华文文学的概念外延进行了这样的界定:“凡是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作品,都可以称为华文文学。”。事实上,这不过是将汉语改写成华文之后,又重新承认了汉语文学的全部内涵与外延。

问题在于,在从台湾、香港、澳门到大陆的中国之内,不仅汉语成为一个统一的语用命名,而且也成为一致对外的语用命名,因而无论是中国大陆各个高等院校设置的有关对外汉语教学这样的专业系科,还是类似在中国北京出版的《世界汉语教学》这样的专门刊物,都在证实着汉语这一命名的合法性。更为重要的是,按照国际惯例,汉语这一命名不仅在联合国得到了作为五大工作语言之一的承认,而且在世界各国都得到了公认,因而在各种语言之中都有着与之相对应的专有译名。可是,为什么偏偏有人要将汉语文学改称为华文文学呢?

也许,只能从以中文来取代汉语的语用习惯来加以辨析,在承认汉民族文学能够代表中国文学的前提下,人们已经习惯于用中国文学来指称汉民族文学。然而,汉语文学无疑是一个比汉民族文学的外延与内涵更为广大而明确的概念,不仅能够体现出汉语文学超越单一民族的普泛性质,而且还能够体现出汉语文学超越单一国别的普泛性质,因而才有海内与海外、中国与世界的文学之分。更为重要的是,汉语文学已经体现出超越单一文化的普泛性质,正是在这一点上,由于过于强调文学的华夏文化之根,才出现了将汉语文学称为华文文学之举,因而特别看重汉语文学的中国文化渊源,而忽略了世界各国本土文化对于各国汉语文学的制约,犹如华侨、华裔之于中国人一样,在强调本民族、种族的文化同一性的同时,而忽略了不同民族、种族之间的文化交融性。

正如汉语不能称为中文一样,汉语也不能称为华文,这就在于汉语写作这一文学创作的个人语言表达,主要是进行文学的语言表达,而在众多作家的汉语写作基础上形成的汉语文学,所表达的文化内涵无疑具有多元性,汉语文学的文化内涵与语言表达之间存在着多与一的现实关系,并且体现为汉语文学的超民族性、超国别性、超文化性,而这一切已经为汉语文学既能够包容中国的汉民族文学,又能够包容中国其他民族的汉语写作,更能够包容世界各国的汉语文学或者汉语写作,这样的文学现存事实所证实。因此,根据名实相符与约定俗成的双重语用原则,汉语文学无疑要比华文文学更具有学科命名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因而也就具有了合理性。这就在于,至少从语种与语种文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如此——当今世界上既然已经存在着汉语、英语、西班牙语、法语、俄语、德语等等语种之分,又存在着英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德语文学等等语种文学之分,那么,由汉语而汉语文学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如果仍然坚持将汉语写作的文学命名为华文文学,无异于对学术研究的规范化与国际化人为地进行障碍设置,自然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

当然,这并不是要否认汉语文学有一个从民族文学到语种文学的发展过程。事实上,现在世界上一切语种文学都同样具有一个民族文学之始基,也就是说,任何语种文学都是在民族文学的基础上逐渐成长起来的,并且往往要经过国别文学的发展阶段,而最终发展到语种文学。从这样的意义上来看,语种文学的出现应该是人类文明发展到较高社会阶段而出现的文学现象。因此,语种文学不仅是民族文化发展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的历史标志,而且更是民族文化能够进行互相交流的现实产物。如果说,从古代文学到当代文学,已经显现出语种文学由民族文学成长而来的历史轨迹,语种文学的民族文化之根的确源远流长,那么,从传统文学到现代文学,同样也显现出语种文学自身发展的现实动向,语种文学的多元民族文化内涵的确在进行着融合,特别是在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由局部而转向全球的20世纪,语种文学的发展更加突出了世界性的文化融合这一趋向。

这就是说,汉语作为文学的语言表达,只能在汉民族文学的生成与发展过程中得以完成,再由民族语言逐渐成为由各民族运用的共同语言来突破语言的民族限制,进而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语言之一,进行文学表达,从而最终实现超越国界的汉语写作,向着汉语文学这一语种文学发展。

这就在于,从汉语文学的超民族性到超国别性,不过是表明了汉语进行文学表达的文化内涵,已经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转变为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距,并且将在多元文化基础上的文化融合过程中来加以消弭,具体地说,也就是世界各国的汉语文学及汉语写作,无论是通过移居他国而创建了国别文学构成之一的汉语文学,如东南亚各国已经形成的汉语文学,在进行文化融合的漫长过程中缩小了中外之间的文化差距;还是尚处于移居他国而促成国别文学中的一种汉语写作现象,如欧美各国的正在兴起的汉语写作,也在进行程度不等的当下文化融合以缩短中外之间的文化差距。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将会产生对于所谓华人文学或华文文学的种种误认。

华人实际上可以视为对于移居在中国以外世界各国的中国人的统称,可以分为侨居的华侨与移民的华裔,并且通常情况下,是在先侨居而后移民的过程中,由华侨转为华裔的,与此同时,这一过程更是一个文化融入过程,往往需要至少几代人的时间。因此,无论是华侨还是华裔,第一代移居者的文化之根与中国文化是难以分离的。随着世世代代的移居,华人的文化之根已经吸取了越来越多的移居国的本土文化,而与本土文化难以分离,因此,所谓华人文学或华文文学的文化内涵已经从以中国文化为主转向以本土文化为主,而汉语则成为文学表达的语言,而世界各国作家的汉语写作也将有可能成为各国文学的有机构成,也就是成为国别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就表明,先有中国文学中的汉语文学,而后有世界各国文学中的汉语文学,因而汉语文学的超国别性也只能在中国汉民族文学形成的前提下得以实现。从世界各个语种文学的发展来看,都同样经历了从民族文学到语种文学的发展过程,而世界各国文学都可能同时包容若干语种文学的成分,特别是在一些通过移民而形成的国家,不同的语种文学通常都会成为这些国家的国别文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然,语种文学能否成为国别文学的组成部分,与这一语种文学的个人写作是否能够对本土文化进行表达直接有关,也就是说,汉语文学必须表达出各国本土文化的内涵,才有可能成为国别文学的一部分,否则,将始终游离于国别文学之外。

能不能达到这一点,将取决于各国进行汉语写作的作家,特别是华人作家。华人作家的文化之根必须得到转化,既然已经移居,尤其是移民其他国家,就应该以移居国家或移民国家的社会成员之一,乃至民族成员之一的创作姿态,通过汉语写作来促使汉语文学成为国别文学的语种文学构成,甚至民族文学构成。仅就新加坡文学而言,就具有多语种文学与多民族文学的双重构成“新加坡文学”,而在其他东南亚国家也存在着类似的文学构成趋向。这是因为在东南亚国家中华人移居的历史已达数个世纪之久,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已经融入移居国的社会与文化。比较而言,移居欧美各国的华人,不仅主要集中在20世纪这一个世纪内,而且人数较少,尚未真正融入移居国的社会与文化,因而在汉语写作上刚刚呈现出朝着国别文学构成的未来方向发展,而能否完成这一向着国别文学构成的发展,还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全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