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如此，从超民族性到超国别性，都程度不等地显现出了文化融合过程之中汉语文学超越汉民族文化、超越中国文化的超文化性来。这就意味着汉语文学的文化之根拥有了多元文化这一现实，而这一多元化的文化之根，正是在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之中形成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歌德之后，于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在这里，不仅“世界的文学”发展趋向对歌德所提出的“世界文学”进行了多元文化的扩充，而且关于文化交流的“世界性”预言也正在成为全球化之中多元文化交融的现实，因而汉语文学的超文化性不过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交流的具体体现之一。
只有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才可以真正把握住汉语文学何以会具有超民族性、超国别性、超文化性这样的语种文学特征。可以说，从语种文学的角度来看，所有那些已经出现而存在着的世界各国的汉语文学或汉语写作，实际上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海外华人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即海外汉语文学，实际上应该是世界性的汉语文学现象。因此，在中国北京出版的《世界华文文学》既然已经将“海外”改写成“世界”，也就应该更进一步，重新命名为《世界汉语文学》，来与《世界汉语教学》相呼应，以实现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从而展示出汉语文学这一语种文学发展的大趋势。
二
随着汉语文学学术研究的日益发展，关于海内汉语文学的文学史书写也不断进行，诸如《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汉语新文学通史》的先后出版。不过，无论是《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注重汉语文学的海内构成，还是《汉语新文学通史》在海内文学史中加入海外文学因素，都呈现出汉语文学史个人书写过于强化汉语文学的某一特征，忽略了海内汉语文学以及海外汉语文学的三重特征，失落了海内汉语文学史书写的丰富性与完整性。所以，应该从对汉语文学这一概念进行学术正名出发，对已有的那些关于汉语文学的种种命名进行学术性的区分，然后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进行文学史料与文学现象的梳理，进行从文学史价值到文学价值的双重判断，以区分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与作品在汉语文学现代发展中所发挥的从阶段性到总体性的影响与作用。
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可以说海内汉语文学的研究与海外汉语文学研究应该是具有不同侧重点的：较之海外汉语文学具有语种文学、民族文学、国别文学这样的三重特征，海内的汉语文学则具有国别文学、民族文学、语种文学这样的三重特征。这就是说，海外汉语文学更加突出的是语种文学这一特征；而海内汉语文学更加突出的是国别文学这一特征。显然，无论是海外汉语文学，还是海内汉语文学，在三重特征之中，正是以民族文学特征作为中介维系着语种文学特征与国别文学特征，进而在三位一体之中最终体现为海外汉语文学与海内汉语文学之间的文学书写差异。
正是在两者之间存在着文学书写差异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海内汉语文学与海外汉语文学之间具有根本上的文化之别：前者是在同一个中华文化之根的基础上，通过汉语写作来表达出民族文化的特色；而后者是在超越单一的中华文化影响之后，通过汉语写作来表达出本土文化的独特内涵，具有多元的民族文化性质。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汉语文学的超文化性可以是，也只能是相对于海外的汉语文学而言的，如同汉语文学的超民族性是相对汉民族文学而言一样，也如同汉语文学的超国别性是相对中国文学而言一样。所以，对于海内汉语文学来说，由于不能同时具备超民族性、超国别性、超文化性的三重特点，从而与可以同时具有这三重特点的海外的汉语文学相对举，实际上是不能构成海外与海内这样的对应关系的。
所以，在消解这一海外与海内的虚拟对应之后，海外汉语文学与海内汉语文学，在事实上也就共同构成了世界性的语种文学的汉语文学。因此，与中国汉语文学相对应的，正是其他的各国汉语文学，即可命名为世界汉语文学，以便形成世界汉语文学与中国汉语文学相对应的语言表达，而这将是符合名实相符与约定俗成的语用原则的。如果能够达成这样的学术共识，也就可以放弃海外华文文学这样的说法，更不用提出海内汉语文学的新说法，而是将汉语文学研究置于汉语与文学的基点之上，其研究对象既可以是中国汉语文学，也可以是世界汉语文学，更可以是汉语文学，从而使世界汉语文学与中国汉语文学之间形成对应关系，两者共同构成汉语文学，以不断拓展汉语文学的研究视野。
从汉语文学研究的现状来看，人们较为注重的正是关于世界汉语文学与中国汉语文学之间对应关系的研究。在这一对应性的文学关系的研究之中，不仅世界汉语文学具体化为从东南亚到欧美的各国汉语文学，而且中国汉语文学也具体化为大陆汉语文学、台湾汉语文学、港澳汉语文学，由此而展开彼此之间从文学比较到比较文学的诸多研究。这就表明，就汉语文学之内的文学比较研究而言，其对象应该是世界汉语文学与中国汉语文学。由于汉语文学的一致性基础是汉语写作，显而易见的是，进行汉语文学之内的文学比较研究，主要是就汉语文学自身的形态发展而言的，包括从汉语文学的文体、手法到汉语文学的言语、修辞诸方面在内。因此，汉语文学之内的文学比较研究，仅仅是一种基于文学层面的对于汉语写作进行的比较研究，这对于汉语文学的学术研究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完整的，这就需要进行具有整体性的从文学到文化的文学比较研究，因而比较文学研究就大量引入汉语文学之中。
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强调世界汉语文学与中国汉语文学的对应关系，进行汉语国别文学之间的比较文学研究，也将显得较为重要。这是因为，无论是从影响研究来看还是从平行研究来看，实质上都具有从文学到文化的两大层面，具体而言，无非是文学语言所能表达的文化，与表现文化所能选择的文学语言。所以，对于汉语文学之间的比较文学研究来说，将从汉语文学语言所能书写出来的民族文化与书写民族文化所选择的汉语文学语言来具体进行，一方面要比较各国汉语文学所展现的民族文化内涵与文化传统，一方面要比较各国汉语文学的语言表达与语言艺术，由此而构成进行汉语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的两极，从而提供较为广阔的汉语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
当然，就目前汉语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而言，可能主要将是进行影响研究。这是因为世界汉语文学在各国发展得并不平衡，能够进入国别文学构成，特别是作为国别文学之中的民族文学构成的，实际上并不多，因而也就更多地表现出世界汉语文学与中国汉语文学之间比较明显的从文学到文化的历史渊源。这恐怕就是一些人赞同将世界汉语文学称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一个内在原因。但是，随着世界汉语文学的发展，汉语文学的多元文化根基的形成，汉语文学之间的平行研究也会出现，即使就作为表达文化的文学语言的汉语来说，也会因为文化的多元化而出现国别性的发展，而出现汉语自身发展的多样化，从而形成汉语文学从文化到语言的多姿多彩的文学格局。这一点正是所有语种文学发展的趋势，譬如说，英语在世界各大洲出现的国别性发展，西班牙语在拉丁美洲出现的国别性发展，而与之相伴的正是英语文学与西班牙语文学的迅速发展，并且分别可以由现代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这样产生了全球性影响的文学现象来予以展示。由此可见，语种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从影响研究到平行研究，是直接与语种文学的发展水平相联系的，至于跨文化研究这一比较文学研究范式，更是针对文化的多元化与语言的多样化的世界文学现实而提出来的。所以，就汉语文学的发展而言，与英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等语种文学的发展相比，应该承认是有着一定距离的。
不过，对于中国汉语文学来说，无论是在文学发展方面，还是在文学研究方面，这样的距离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较之世界汉语文学的国别之分，中国汉语文学只有区域之分。从汉语文学发展的中国现状来看，也就是大陆汉语文学、台湾汉语文学与港澳汉语文学的三足鼎立。这三大区域汉语文学尽管都同样是以中华文化为文化之根，但是存在着较大的区域文化差别：首先主要是具有现实决定性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别，简单地说，即所谓制度性的政治-社会差别；其次才是具有历史稳定性的人文地理方面的差别，简单地说，也就是所谓地方性的社会-自然差别。正是由于大陆汉语文学、台湾汉语文学、港澳汉语文学三者之间存在着从制度性到地方性的区域文化差别，从而产生了中国汉语文学的区域文学差异。对于这样的区域文学差异，其研究范围显然不能归入比较文学研究，而应该纳入区域文学研究之中来进行文学比较研究，无疑才会合乎文学研究的学科需要和学术规范，以有利于学术交流。与此同时，这也就意味着更不能将所谓的海外华文文学与台港文学并置在一起，来与大陆汉语文学进行比较文学研究。
从中国汉语文学区域分布的现状出发，可以追溯中国汉语文学区域分化的渊源。在汉语文学的中国现代发展过程之中，文学区域分化的最初动因是侵略战争，无论是台湾汉语文学，还是港澳汉语文学，都曾经受到殖民地化的制度性压迫，而这一点在台湾汉语文学发展过程之中特别明显，虽然日本殖民统治者所推行的“皇民化”导致其一度被腰斩，但是在政治高压之下的台湾汉语文学仍然坚持“台湾话文”的书写，保持了与中国汉语文学发展的一致性，凸显出台湾汉语文学的地方性色彩。与此相对应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汉语文学再度面临沦陷区与抗战区这样的区域分化，沦陷区汉语文学所承受的政治高压与台湾汉语文学相似，只不过由于殖民地化尚待时日，因而依然能保持住汉语文学发展的连续性。较之前两者，抗战区汉语文学虽然存在着政治宣传与艺术创造之间的两难选择，但文学自由得到了最大的战时保障，再加上对战时生活的全面书写，从而促使抗战区汉语文学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汉语文学发展的主流，主导着中国汉语文学现代发展的战时方向。
这就表明中国汉语文学在区域文学分化之初就难以避免制度性的政治挤压，甚至促成文学政治化这样的区域文学特征，这就影响到和平时期中国汉语文学在区域分化之中的文学走向。这一点，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大陆汉语文学与台湾汉语文学之中显得十分突出——无论是渲染革命的大陆汉语文学，还是鼓吹战斗的台湾汉语文学，不仅政治倾向性形成党派意识形态之间的激烈对抗，而且具体呈现为红色经典与白色经典之间的区域文学反差。不过，如果说大陆汉语文学的政治立场在此时仍旧固化，那么，台湾汉语文学的政治姿态则有所放松，为文学开放了市场之门，促使台湾汉语文学书写得以获取相对的个人自由，在文学的战斗之外还可以去满足形形色色的文学需要，从而在这一阶段成为中国汉语文学发展的先导，这一区域文学风向引领着港澳汉语文学，进而扩展到80年代的大陆汉语文学。
这就表明，在中国汉语文学区域分化的历史和现实中，通过区域文学差异的文学比较，不仅可以看到区域文化的制度性与地方性差别，更可以看到文学发展之中汉语书写的走向，尤其是可以看到区域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所有这一切，也证明在文学研究之中不能生搬硬套某一研究方法，特定的研究理论只能适用于特定的研究对象，否则，只能使文学研究在削足适履之中难以前行。
汉语文学的海内与海外之分，实际上不过是对中国汉语文学与世界汉语文学的虚拟命名。因此，所谓海外华文文学或海外华人文学这样的命名，一方面既显现出在汉语文学如何表达文化中对文化多元化的认识不足，又揭示了多元文化在如何文学书写中对汉语多样化的认识不足，以至于出现了对于汉语文学现代发展的长期误认，并且影响到汉语文学研究的开拓性与持续性。这就有必要从为汉语文学正名出发，建构合乎学科需要与学术规范的方法与规则，以有助于拓展汉语文学的研究视野与领域。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