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孝作忠与儒学复兴——以抗战时期郭沫若和马一浮讲
陈俐王海涛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一直在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是军事抗战，一是文化抗战。如果说军事抗战的主战场在中原大地，那么文化抗战的主要阵地则在大西南。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家文化机关及重要高校、文化名流等也大量迁往内地。1938年4月，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1939年9月，著名大儒马一浮先生经过与政府及各方多次磋商，在著名寺刹乐山乌尤寺正式创办“复性书院”。各路群贤毕集，讲学论道。再加之故宫国宝中一部分南迁至乐山县安谷乡和峨眉县，乐山一时成为抗战时期民族文化振兴和传播的名城。其实，在复性书院创办之前，乐山就有悠久的书院教育历史，如乐山的东岩书院、高标书院、九龙书院，特别是明代即始的九峰书院，延办至近代，著名的经学大师、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廖平先生曾任主讲(书院院长)。他的关门弟子黄经华、帅平钧等先生后来成为郭沫若的中小学老师。深厚的国学传统通过师生的传承，自觉或不自觉地浸润滋养了一代文豪郭沫若。
四川一直是国学重镇，以尊经书院为据点发展而来的四川教育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维护，并没有因“五四”时期短暂的反孔运动而衰退。通过私塾及书院教育而传承的儒学，在四川有着深厚的根基和土壤。主张文化保种，认为中国文化可以同化西方文化的呼声在四川从来没有中断过。因此，抗战时期复性书院落脚乐山乌尤寺，成为儒学复兴的重要据点，就显示出历史的必然性。马一浮先生正是本着“唯学术不亡，然后民族乃不可得而亡”的文化保种理念，不遗余力地将复性书院办成研究国学“六艺”的纯粹书院。因此他在复性书院的示讲，成为正统儒学教育在乐山，也是在整个民族历史上的最后一抹余晖。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在乐山发生的与儒家文化复兴有关的三个重要事件就显得非常意味深长。
一
1939年，抗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父亲膏如老先生于7月5日病故。郭沫若得电星夜返家，为父治丧，这是一次影响巨大的“荣哀”，上至国家领袖、党、政、军要人、知识精英，社会贤达，下至基层政权、亲朋好友、街坊邻居，社会各界人士的题词、像赞、唁电、挽联，如雪片飞来。这一场丧葬祭奠活动持续四月之久，郭氏家族严格按照先儒古礼，聘请德高望重的先生为死者举行隆重礼仪。先是做完七七四十九天的“道场”，然后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仪式程序非常繁复。首先是遴选德高望重的耆宿负责书神、点主仪式。郭家特别聘请了著名理学大师、复性书院主讲(院长)马一浮先生主持“书神、点主”仪式。马一浮先生本是谢绝一切俗务的清流名士，哪怕是高官要人，马先生也绝不俯就应酬，能同意担任葬礼的“点主官”，算是给了郭沫若很大的“面子”。郭氏家族对马一浮先生的接待规格完全按照古礼：动用旗锣鼓伞，四人大轿前往迎接，点主官的乘轿临近孝家时，孝子要趋步向前，面对轿门跪请点主官下轿，迎进室内休息，然后举行“书神、点主”仪式。祭奠开始，鸣炮三响，然后鸣磬，击鼓，奏大乐、细乐。郭沫若的兄弟、兄嫂弟媳、侄儿侄女、孙辈头戴孝冠，身着孝服，脚穿孝履，披麻执杖，由司仪徐徐引入，洁身净体，背负亡灵牌至书主、点主台虔诚叩拜……
接下来，丧葬仪式又举行了“三献”盛典，设置了“歌诗、读礼、讲书……”等十二道程序，其中“歌诗、读礼、讲书”都是由有名望的先生吟唱讲解四书五经中关于孝之诗句，如“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子辈在父灵前跪听儒家经典的熏陶教诲。其中，由郭沫若的小学老师帅平均先生作“点书官”。帅先生曾就读于乐山九峰书院，是经学大师廖季平先生的高足，后又留学日本，由于常将“吾师廖井研”挂在口上，曾经被郭沫若在其自传《我的童年》中幽过一默，为此帅先生曾耿耿于怀。郭沫若回乡，专门前往帅先生处磕头道歉，师生方言归于好。在此祭典上，帅先生专讲“孝”道，从“孝”的字形考证，然后引申《易经》之义到“孝”之现实意义，口若悬河，专为昔日之“造孽徒”，今日之郭厅长讲解一小时之久。郭沫若等亲属“匍匐台前，感泣而极”。这位以白话新诗而闻名于世的叛逆新诗人，这次却以最纯正的传统祭奠形式，以最正统的宗法伦理道德为准绳，回遡自己一生的行状，其间充满着对自己有悖于家庭伦理而反省、自责、忏悔的告白。
二
这场从内容到形式都充满浓郁儒教礼仪色彩的盛典，由“千年国粹，一代儒宗”马一浮先生主持，经学大师廖平先生的传人帅平均先生讲“孝”，呼应着乐山另一个讲“孝”的话语事件，即马一浮先生在乐山复性书院开示讲学。马一浮先生在讲学中，以儒学六艺总摄一切学术，将六艺总为德教，而“孝”则为德之本，首讲《论语》之后，紧接着就是对《孝经大义》的讲解。在《答张立民》书中，马先生引用《孝经辨义》语申明讲“孝”的重要性，特别强调“……非孝无教，非性无道……孝以导和，为帝王致治渊源”。其基本观点是将“孝”看作对“德”的践行。先生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从批判现代文化弊端入手，指出如果“以万事万物为爱恶攻取之现象，而昧其当然之则，一切知解但依私欲，习气展转增上，溺于虚亡穿凿，蕴之为邪见，发之为暴行，私其身以私天下，于是人生悉成过患矣”。马一浮认为，要治私欲，必欲反其本，学习六艺之道，不过洞察表明善的本性而已，而返躬求诸心性的途径则是求之于《孝经》，因为它“使其体认亲切，当下可以用力。践行尽性之道即在于是，故知六艺之要归，即自心之大用，不离当处，人人可证，人人能行，证之于心为德，行出来便是道，天下自然化之则谓之教”。马一浮反复阐明德是性，孝是行，通过对孝的体认和践行，才可以达到“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的效果。因此，六艺之旨约在《孝经》。
实际上郭沫若父丧奠礼中，国家党、政、军及社会各界要人的挽联、题词、函电的话语形式，正是这种理论的通俗表达。几乎都是上联颂郭老太爷之美德，下联对郭沫若的当代功绩进行高度评价，并勉励郭沫若移孝作忠，为国尽忠，再创辉煌。函电中绝大部分用了“为国珍重”之词，特别传达出郭沫若身为“国家之人”的政治身份和历史定位。国家权力意志对个人的要求和约束得以集中表现。
民间仪式就其本质而言，是通过一种程序化、象征性的表演活动，表达同一族群或社群的文化认同，通过文化崇拜完成社会控制功能，增强族群的内聚力和文化认同感。在军事抗战、文化保种的大环境下，这场仪式不仅仅在于彰显郭氏家族的荣耀，而且以父丧祭奠的仪式活动为话语载体，强化作为华夏民族文化根基的儒家礼仪，将国家权力话语与民间情感诉求汇聚融合，“孝”与“忠”打通，家与国一体，其实质是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人心、共赴国难的动员大会；是以民间仪式对底层老百姓进行民族意识启蒙的宣传大会。民间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因“孝道”而沟通、融合，显示出上下一心、众志成城、抗御外侮的民族意志。
因此这一本属家庭个人性质的事件实际上成为民族意识形态话语集体表演，鲜明地表现出对民族文化意识和道德规范的皈依遵从。这场仪式，是郭沫若将个人自由放在民族的祭坛上，献祭于列祖列宗的牺牲仪式。郭沫若深知这场仪式对于上至国家，下至故土的示范意义。早在20世纪初日本留学期间，他就意识到“吾家为乡中望族，一举一动影响全乡”。而今，郭沫若作为抗战时期国共两方共同树立的文化领袖，这场个人之父的祭奠仪式也就转化成为效忠于国族的宣誓仪式。郭沫若在现场宣读的《家祭文》中之最后陈辞，俨然就是一篇抗战之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演讲。
三
这场盛大的父丧祭奠仪式之后，郭沫若与“孝”有关的话题并没有终止。无独有偶，回到陪都重庆后，又遇乐山同乡和属下胡仁宇先生的老母去世，因种种原因，胡先生未能回家奔丧。胡母的周年祭时，胡仁宇先生心潮难平，便撰写了一篇长文表达思念之情，谁知原稿居然被盗。凭着对母亲的一腔深情，他又重写祭文。祭文结尾，正如郭沫若之家祭文，胡先生将祭母与“抗战建国”联系起来申发其意义：
人类社会之得绵延不绝，民族生命之得系荣滋长，与世共存者，不但赖有无量数之“贤父”，实亦有无量数尽母职之良母，先总理昭示之“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尤以孝道为爱国齐家之本，总裁“报国与思亲”之感言，其能如晨钟之发人深省，使我中华民族立于健强之境，独力抵抗敌寇五年，屹立东亚，宏扬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