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1957(下)
刘福春
1957年8月
1日《星星》诗歌月刊第8期刊出傅仇《我们在战斗中成长》、李耕《山村》、罗泅《青城滴翠》等诗。
1日《奔流》1957年8月号“反右派斗争特辑”刊出郑克西《略论李白凤的诗和诗论以及其它》和任访秋、郭光、刘溶《“青春组诗”是一束毒草》等文。《“青春组诗”是一束毒草》讲：“我们读了‘奔流’诗专号的‘青春组诗’(作者为右派分子李白凤)，一股毒辣的臭气，喷射得我们难以忍耐。我们认为，这一组‘诗’比‘珍珠和泥土’(《人民文学》5、6月号)、‘写给诗人的公开信’(《人民文学》7月号)的毒素还要浓烈得多！”
1日《处女地》1957年8月号刊出井岩盾《右派》、项兰田《反右派讽刺诗》、鲍明路《夜渡大凌河》、昌耀《伏虎者》等诗和田新《反对爱情诗讨论中的右倾思想》等文。
2日北京师范大学校刊编辑室编的《师大教学》报第175期头版头条刊出报道《在中文系党总支、民盟师大支部整风小组联合继续举行的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右派分子黄药眠的反动言行不是偶然的——在事实面前，黄药眠的狡辩矛盾百出、理屈词穷》、《中文系举行教职工大会：揭露和批判钟敬文、陈秋帆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和马特的文章《钟敬文的反党言行是一贯的》。前文云：“7月25日下午，在中文系党总支和民盟师大支部整风小组联合继续举行的座谈会上，黄药眠进行了第二次检查。他的态度极不老实，只说了些‘我的错误很严重、很大，并且是政治上错误’等空话，未谈反党活动的具体事实，也未认真检查思想实质，反而把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全说成是偶然的。……会上大家一致对黄药眠不老实和抵赖、狡辩的态度非常气愤，要求黄药眠正视自己的问题，端正态度，彻底交代。”
4日北京师范大学校刊编辑室编的《师大教学》报第177期刊出望远镜《斥黄药眠的“党在腐化”论》等文章。
4日《文艺报》1957年第18号刊出蔡其矫的诗《我们的春天》。
5日《人民日报》刊出新华社的报道《流沙河怎样把持“星星”培植毒草——在四川文联的围攻下开始交代他的罪恶活动》。新华社成都4日电：“在四川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工作人员的检举揭发下，右派分子流沙河最近交代了他和省文联的另一右派分子石天河结成反党联盟，有计划地篡夺‘星星’诗刊领导权，向共产党进攻的罪恶活动。”“‘星星’是四川省文联在今年1月创办的诗歌月刊。流沙河等经过积极活动进入‘星星’充当编辑后，就把‘星星’作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阵地’；并假借‘培养’为名，拉拢和联络一批青年人。他们到处刊登耸人听闻的稿约和广告。在稿约中，他们对浪漫主义等各种流派的诗歌都表示非常欢迎，但绝口不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流沙河承认，他们当时的编辑方针是：一、多登歪曲和反对共产党的‘讽刺诗’；二、多登宣扬颓废感伤情绪的情诗；三、多登小巧玲珑的玩意，引导读者脱离政治、脱离现实。当‘星星’创刊号上刊出的黄色诗歌‘吻’和反动诗‘草木篇’受到批评后，流沙河、石天河等满怀仇恨，立即组织反扑，打着执行‘百花齐放’方针的幌子来反对党的领导。”“流沙河承认，当时他们采用了五种手段来向共产党进攻。一、‘写’，他们写了好些文章对党进行污蔑和恐吓，或者向党‘算总账’；二‘骂’；三、是放毒草，企图在‘星星’上刊出一些攻击新社会的反动诗和比‘吻’还坏的黄色词。石天河还教导流沙河用‘地下斗争’办法在刊物中偷放补白，对党进行讽刺、攻击；四、煽动别人向党进攻；五、扩大影响，他们曾密谋把他们写的攻击党的反批评文章印发全国。石天河还支使流沙河四出造谣，说‘星星’被围剿等。”“‘星星’诗刊主编白航是党内的右派分子。石天河、流沙河就多方拉拢和影响他，挑动白航对党的不满情绪。他们利用白航来抵制党的领导，但又不愿白航对刊物管得太多，于是采取了既拉拢、又排挤的两面手法。白航完全接受了流沙河等反动的编辑方针，并同流沙河一起反对党为加强‘星星’编辑部而调进新的编辑人员。这样，‘星星’就完全落入了这一伙右派分子的手中。”“现在，省文联工作人员正乘胜追击，要流沙河等彻底交代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一切阴谋活动。”
5日《延河》1957年8月号刊出“延河”编辑部《本刊处理和发表“大风歌”的前前后后》、安旗《这是一股什么“风”——评张贤亮的“大风歌”》等文。《本刊处理和发表“大风歌”的前前后后》附有《张贤亮给编辑部的来信》，来信讲：“我是一个业余作者，又是青年，我有很多机会和一般青年接触，而且能和他们谈知心话，看见他们一般人不容易观察到的精神状态，你们说我有愤懑的情感，不错，我有的，你们说我有不平的声音，不错，我有的，而且我不只愤懑，我还痛恨，不仅不平，我还责骂。为什么呢？我就是看见很多青年的行为，听到很多青年的声音的结果。编辑同志：难道你们没有感到和平时期青年的精神麻痹了吗？难道你们没有感到生活提高的结果，青年中产生了享乐思想了吗？难道你们没有感到风暴，没有激烈的阶级斗争，没有动荡的革命行为，青年是怎样的在那里想着个人，知识浮浅随波逐流，对时代热爱不深，对生活拥抱不紧吗？请相信我，我没有偏见，没有只看着一部分，我看的是成千个被称为积极分子的人呀？而且很大部分是党员、团员，在南京、在北京、在银川。编辑同志！难道这不令人痛心，不令人愤懑，不令人不平吗？我们不能再唱催眠曲了，我们不能再安慰自己了，我们不能再满足现状了(我为我发表的三首诗感到羞耻)，忘记了‘五四’，忘记了‘一二八’，忘记了长征，忘记了保安的‘红小鬼’，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在对祖国犯罪，在对时代犯罪。(我不是左派幼稚病患者。‘大风歌’发表不发表没关系，我要你们知道)‘大风歌’就是要把这种睡眠状态的青年唤醒。”
5日《文艺月报》1957年8月号《揭露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批判右派文艺思想》栏刊出以群《施蛰存并未“做定了”第三种人》等文和陈山《孙大雨“看病”》等诗。
7日《红岩》1957年8月号刊出余斧的文章《错误的缩小和缺点的夸大——读孟凡的〈由对〈草木篇〉和〈吻〉的批评想到的〉》。
8日《人民文学》1957年8月号刊出公木《“写给诗人们底公开信”读后感——致诗人李白凤》和黄珮玉、沈仁康《再谈抒情诗的构思》等文及饶阶巴桑《工程师》、艾青《滇池呵》、袁水拍《讽刺诗三首》、蔡其矫《故乡集》、李瑛《斗争》、吴兴华《咏古事二首》等诗。《编后记》云：“七月号‘作家论坛’中发表诗人李白凤‘写给诗人们底公开信’一文，其中某些观点是我们不同意的，特别对于诗坛所作的基本估计，问题尤其明显，本期特发表了公木同志反驳的文章。”
8日《文艺学习》1957年第8期刊出袁水拍《寄托》、麦青《放火的妖精》、公木《他们从生活里拿走一切》、肖犁《右派“要人”咏叹》等讽刺“右派”的诗和沈澄的文章《“草木篇”事件是一堂生动的政治课》。文章讲：“人们本来是对‘草木篇’这一文学作品进行论争，但却被右派分子利用为向党进攻的手段，使它变成了政治性的事件。变成一场激烈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一场决定思想意识中的‘所有制’问题的战斗。”“流沙河——石天河——文汇报记者范琰——张默生，他们站在一个立场上，结成一条战线，向党进攻。在事件中的种种活动，表现了他们明确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石天河所以支持流沙河，不是与他们坚持反动的特务立场，妄图变天，因而想以‘草木篇’事件打开缺口、向党进攻有关么？文汇报上那篇充满恶意攻击的报导不也正是与文汇报几个月来坚决执行章罗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路线、唯恐天下不乱，到处点火的罪恶活动分不开么？至于张默生趁火打劫，更不能不说是为了向党夺取对知识青年和文艺事业的领导权，与全国范围内章、罗联盟起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作用。”
9日《人民日报》刊出沙鸥的诗《脸谱种种》，有《装穷卖苦》、《看准时机》、《制造流言》、《里应外合》4首。
9日北京师范大学校刊编辑室编的《师大教学》报第182期刊出报道《党委会、校行政、民盟师大支部等单位联合召开大会：粉碎黄药眠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黄药眠表示低头认罪，但对章罗联盟避而不谈》，云：“8月6、7两日，在新校北饭厅，由党委、校行政、师大民盟支部、校工会以及大家放、大家鸣等社团联合举行全校大会，批判章罗联盟大将、军师，‘四月会议’决定民盟向右转的主角之一，‘高校体制工作组’召集人，六教授之一，师大‘民主办校’之幕后人，‘高校领导体制’之起草人，我校和社会上的大右派分子黄药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大会由党委副书记方铭同志、民盟师大支部主委陆宗达教授主持。陈垣校长、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代表千家驹先生也参加了大会。”
12日《解放军文艺》1957年8月号刊出文莽彦《八一城抒情》、傅仇《森林之曲》等诗。
14日《人民日报》刊出新华社讯《不容右派分子篡夺人民出版事业领导权——文化部负责人谈首都出版界反右派斗争经过》。文化部负责人说：“不但在出版社的编辑和出版等业务部门的右派分子如此，在书刊发行、美术设计等部门，右派分子的进攻，一时也很猖獗。譬如，美术出版社设计组组长曹辛之，曾诬蔑美术出版社是‘官僚主义加小商人的领导’，公开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下台下轿，他还和人民出版社的张慈中、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孙正、财经出版社的卫水山、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唐祈和吕剑等相勾结，活动另外组织‘书籍装帧协会’和‘书籍装帧设计联合办公室’，实行资本主义的经营，企图垄断书籍的美术装帧设计事业。”
15日《人民日报》刊出陈敬容的文章《斥李白凤》，说：“‘人民文学’七月号有一篇李白凤的‘写给诗人们底公开信’。这信登在‘作家论坛’栏第一篇的地位，引起了我的注意。但是，我读了之后，不得不愤怒地告诉所有的读者：这是一株毒草，很恶毒的毒草。”
15日《青海湖》1957年8月号刊出昌耀的诗《林中试笛》，有《车轮》、《野羊》诗2首，诗后《编者按》说：“这两首诗，反映出作者的恶毒性阴暗情绪，编辑部的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它是毒草。鉴于在反右斗争中，毒草亦可起肥田作用；因而把它发表出来，以便展开争鸣。”昌耀讲：“1957年对于我以及我这样的一批人都是流年不利的一年。那年秋，正当我的第一本诗集《最初的歌》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第二编辑室发排出版，我以两首原由《青海湖》诗歌专号刊作头条(后挪于末版)的16行小诗《林中试笛》而罹罪。这很滑稽：歌颂等于‘毒箭’，故定为右派分子。从此扫出文坛，打入最底层。这是一个对于我的生活观念、文学观念发生重大影响的时期。我以肉体与灵魂体验的双重痛苦，感悟了自己的真实处境与生存的意义。而清白无辜与欲加之罪带给我的心理冲突终难将息。我感觉到自己从来没有像那时强烈感受到的与普通劳动者的认同。不，我的处境还要等而下之，一个‘贱民’即便想融入到‘普通劳动者’一族过一种平和的世俗生活亦不易得。”(《一份“业务自传”》，1997年3月《诗探索》1997年第1辑)
16日《人民日报》刊出该报记者姚丹的报道《在“草木篇”的背后》。报道讲：“‘星星’创刊于今年1月。早在创刊以前，石天河、流沙河和白航就秘密策划好了通过‘星星’进行反党的阴谋。他们给‘星星’规定的方向是：不走‘名人路线’，借以排斥进步诗人，要按照他们的反党意图，另外培植一批‘作者’；‘稿件不要机械配合政治’，从而企图大登其反社会主义的作品。石天河又据此写了公然排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稿约。在这种露骨的反党纲领指导下，‘星星’的第一期就出现了‘草木篇’和另一首坏诗‘吻’。”“今年春季，‘草木篇’受到批评以后，他们又密谋采取各种卑劣手段，向党发动猖狂的进攻。这一大群右派分子差不多都写了充满谩骂攻击的‘反批评’文章，投到各报刊。其中有的文章甚至写道：‘虚假的王冠快被摘下来了，虎皮交椅快要坐不稳了！’又骂批评者是‘妓院的老嫖客’。这些文章未被刊登，他们又打算秘密印刷，散发到全国。他们另一个恶毒的办法就是在‘星星’上继续放毒。决定以后更要多发表反党的讽刺诗和宣扬颓废、哀愁的诗。流沙河扬言还要写‘昆虫篇’，他叫嚣：‘你怕，老子二天(即以后的意思)还要干！’”
16日《中国青年》1957年第16期刊出沙鸥的文章《反击右派的战鼓——谈北大、清华的反右派墙头诗》。文章讲：“在北大、清华等大学里，在反击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中，许多同学除了向右派分子展开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外，并以大量的墙头诗反击着右派。”“从诗歌上来说，这是万分可喜的现象。”“我们从来也不曾掩饰，诗歌是我们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个武器。当我读到同学们写的许多反右派的墙头诗时，我是以激动的心情感到这个武器是如此紧紧地握在我们先进的同学手中，它又是以充足的火力射击着敌人。”
18日《文艺报》1957年第20号刊出公木《扫除灵魂底垃圾——击破丁陈反党联盟》、沙鸥《丁玲的哲学及其它》等诗和树鑫的文章《四川文艺界反击以石天河为首的反党小集团》。
20日《蓝星诗选》创刊号出版，覃子豪主编，至10月25日停刊，共出2期。第1期名为“狮子星座号”，刊有覃子豪的诗论《新诗向何处去》。纪弦讲：“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诗联’举行八月份最后一次的常务委员会。我到得较早，第二个到的是覃子豪，这时，其他常委和组长，还没有一个来，他就送给我一册八月二十日新出版的《蓝星诗选》第一辑，并说他的理论有和我相抵触之处，希望这不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友谊。散会后，回到家，我拜读了他的长文《新诗向何处去》，大部分未敢苟同，颇有几句话要说。当然，我也希望这不伤及我们之间的感情。否则，以团结诗坛为宗旨的‘诗联’之组成，岂不是根本就多此一举了吗？于是我写了《从现代主义到新现代主义》和《对于所谓六原则之批判》两篇长文，分别发表在《现代诗》第十九期和第二十期上，给了他一个总的答复。”(《纪弦回忆录？第二部》第81页，联合文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20日《文学杂志》第2卷第6期刊出林以亮《十四行二首》、梁文星(吴兴华)《览古》等诗。
21日《人民日报》刊出星环的文章《应不应该“一棍子打死”？》。
22日《旅行家》1957年第8期刊出田间《芒市见闻二首》、徐迟《旅行者的歌》等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