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北京师范大学校刊编辑室编的《师大教学》报第188期刊出报道《彭慧、穆木天的“检讨”是对党的反扑——中文系全体教职工对此极为愤怒，揭穿了他们的反扑阴谋，作了彻底揭露和批判》，云：“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急先锋、叛徒夫妇——彭慧和穆木天，在上次大会批判揭发斗争后，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写出了他们的所谓检讨。在‘检讨’中，他们不仅没有彻底交代，向人民低头认罪，而且对党进行反扑。八月十五、十六日下午，中文系党总支召开全系教职工大会，对彭、穆的反扑进行反击。会议由李文保同志主持。会上，大家表示了极端的愤怒，对彭、穆的反扑的阴谋，作了彻底的批判和揭露。两天大会发言的有二十三人。”
24日《人民日报》刊出新华社消息：改组编辑部扭转政治方向“星星”除去毒草开香花。新华社成都21日电：“自创刊以来一直被右派分子石天河、流沙河等把持的《星星》诗刊编辑部，最近已进行改组。新改组的编辑部在17日给国内许多诗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星星》诗刊现已是反击右派的阵地，是社会主义诗歌阵地！’”“从已发排的第九期所刊登的诗歌就可以看出这个刊物的政治面貌有了改变。在这一期刊有十多首反击右派的诗，占了这期刊物四分之一以上篇幅，其中有工人、战士和彝族青年的作品。此外还有歌颂祖国建设的诗篇。”
25日《诗刊》1957年8月号刊出袁水拍《一场恶战》、柯仲平《反右派的歌》、林庚《在历史的航程中前进》、阮章竞《招魂》、公刘《我们的生活向右派宣战》、李瑛《贴在街头》等诗和沙鸥《“草木篇”批判》、邹荻帆《李白凤的公开信》、屠岸《莎士比亚的照妖镜》等文。邹荻帆文章讲：李白凤的信“一开始，他仿佛在给诗人们献颂诗一样，‘为你们能唱出这末多丰富而美好的赞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民族、国家、人民的雄壮而快乐的诗歌感到无限的钦佩。’接着，他这样提出：‘我感觉到诗歌的创作被限制在如此狭窄的领域里，诗人们替自己划定了写作范围，就在这样的小天地里回旋着。’请看，他的前提和结论，竟是多么互相矛盾。一个颂扬的前提，一个诋毁的结论。如果联系起来解释，那就是说：他认为‘赞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民族、国家、人民’的诗歌，实在并没有什么可钦佩的，因为，他‘感觉到诗歌的创作被限制在如此狭窄的领域里’。这里，他的赞美很广泛，但极空洞。姑且不论是否我们的诗人已经唱出了这样雄壮而快乐的诗歌，如果按照他的说法，是已经唱出了这样的诗歌，那怎么能还说是‘限制在如此狭窄的领域’呢？李白凤所要的是怎样的‘写作范围’呢？难道我们还应该赞美资产阶级，赞美资产阶级在中国的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吗？是的，李白凤并没有明白地提出来歌颂资产阶级，但他在感觉到诗人们的赞美是在‘小天地里回旋着’之后，进一步来反对我们的诗人们，诬蔑我们的诗人们了。”“他是用了他的‘现代派’笔法，诬蔑了我们的诗人和我们的时代。难道他的公式不是这样在演绎：诗人们唱出了丰富而美好的赞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的诗歌，——但是是限制在如此狭窄的领域里，——这是因为诗人选定了不那末太多的诗歌写作方法，——这是由于‘我们还不容许不同风格的诗歌有充分发表的可能性’，——这就造成了如马克思针对当时德国‘最新审查条例’所说的：‘它只准许产生一种色彩，官方色彩’，——而后要我们参考参考。”
31日《现代诗》第19期刊出马朗《岛居杂咏四章》、黄荷生《可怜的语言十首》等诗和纪弦的文章《从现代主义到新现代主义——对覃子豪先生〈新诗向何处去〉一文之答复》(一)。
8月中国诗人联谊会在台湾成立，钟雷、上官予、纪弦、覃子豪为常务委员。纪弦讲：“中国诗人联谊会(简称“诗联”)，成立于一九五七年诗人节后，是由我和覃子豪、钟鼎文、钟雷、上官予、宋膺、左曙萍等共同发起的。这是一个聚全国诗人于一堂，主要以联谊为宗旨的团体。但是我们没有固定会址，只好借‘文协’水源路的老房子开会。那时候(一九五四年以后)，各大专院校差不多都有一个诗社的组织，例如台大的‘海洋诗社’、师大的‘喷泉诗社’、文化学院的‘华冈诗社’、台北医专的‘北极星诗社’(喻丽清任社长)等等。同学们时常邀请我和其他诗人去作专题讲演，开座谈会，有时他们举行朗诵比赛，就请我们去评分，所以‘诗联’的会务也相当的繁忙。在台湾，最初几年，特别是一九四九、一九五○这两年，军中文艺空气十分浓厚，一般军人都爱写诗，而新诗的读者也多半都是军人。直到一九五一年后，大专和高中的学生们方才开始爱好文艺，开始写起诗来。由军中而校园，写诗和读诗的战士与青年，一年比一年多起来了。因此，‘诗联’的组织与活动，在当时，的确是有其必要的。”(《纪弦回忆录？第二部》第80页，联合文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8月《黎？穆特里夫诗选》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8月沙鸥的儿童诗集《快去迎接春天》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8月童晴岚的诗集《海堤诗草》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8月张自英的诗集《下弦月》由反攻出版社出版。
8月李季、姚以壮、朱红兵的诗集《银川曲》由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
8月高平的诗集《拉萨的黎明》由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收有《悬崖上的绳索》、《藏族骑手》、《钢铁的城》等诗。
8月顾工的诗集《这是成熟的季节啊》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收《我们在海防线上》、《开罗呵！你的名字就是胜利》、《这是成熟的季节啊！》、《战士的荣誉》等诗37首，分为2辑，有作者《后记》。
8月刘文玉的诗集《柳笛集》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为“青年文艺创作丛书”之一种。收《柳笛》、《炼钢炉旁》、《春天的使者》、《塔山下边梨花开》等诗39首，有作者《后记》。《后记》说：“几年来在党的培养下，使我在业余时间里写了点不成熟的诗稿。”“叫它‘柳笛集’，是因为它不成熟，正像用柳枝拧成的笛儿一样。不过，孩子们在春天里吹奏，虽说没腔没调，却能表达点家乡的味道。如果说这个集子是诗，也仅仅是传达了些微家乡变化的声音罢了！”
8月王希坚的诗集《远方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收《天安门前》、《又一座大厦开工了》、《列宁墓》、《在朝鲜时我又想起》等诗34首，有作者《后记》。《后记》说：“最近几年写的诗很少，回顾起来自己也不够满意，但在这几年当中，也的确作了不少探索和努力，下过一些工夫。这里的几篇短诗，从它的风格的参差不齐和内容的芜杂不一来看，就可以看到我的摸索前进的痕迹。有些地方自己觉得好像有些心得，有些地方又还不敢肯定。在这本小册子能和读者见面的时候，我很希望能够从此得到一些意见和批评，使我能从参照启发当中，找到一个更明确的方向。”
8月严阵的诗集《春啊，春啊，播种的时候》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收《春啊，春啊，播种的时候》、《县委书记》、《拖拉机来了》、《水兵回到家乡》等诗37首。该书《内容说明》讲：“这部诗集包括三十六首短诗和一篇长诗‘风暴歌’，都是描写淮河平原上的农村生活的。这些短诗，从不同的方面，描写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给淮河平原带来的崭新的生活气象，和人民思想感情的变化。长诗‘风暴歌’，写出了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的阶级斗争，同时还穿插着一对纯洁青年的恋爱故事。这些诗作，语言朴素，带有浓厚的抒情情调。”
8月江西人民出版社编的《农村诗选》由该出版社出版。收黄思咏《敲钟老人》、张弦《我们的母亲恢复了青春》、李耕《秦老汉的脾气》、文莽彦《进城的姑娘》等诗35首。
8月公木的诗论集《谈诗歌创作》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和初学写诗的同志漫谈关于写诗的问题》、《邵燕祥的诗》、《谈中国古典诗歌传统问题》等文8篇，有作者《我爱》诗一首代序。该书《内容提要》说：“本书包括谈诗歌创作的文章八篇。其中，‘和初学写诗的同志漫谈关于写诗的问题’一文，详细分析了初学写诗者一些不正常的思想，例如认为‘写诗只要有真实的感情就行’、‘只要思想正确就能写出好诗’等等。‘邵燕祥的诗’等五篇，是对几个青年诗人的作品的评介，指出了这些诗作的优点和缺点。其余两篇，是谈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问题的，文章中讨论了古典诗歌的传统究竟是什么，以及应该怎样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
1957年9月
1日《星星》诗歌月刊第9期刊出本刊编辑部《右派分子把持“星星”诗刊的罪恶活动》一文和曦波《右派“作家”进行曲》、梁上泉《边山诗草》等诗。编辑部文章讲：“‘星星’诗刊1-8期，为右派分子石天河、流沙河、白航所把持，篡夺了党对‘星星’诗刊的领导，篡改了‘星星’的政治方向。现在，‘星星’诗刊编辑部已经改组。改组后的编辑部，对‘星星’诗刊1-8期作了初步的检查”，所检查出的“毒草”作品，“除‘草木篇’和‘吻’而外，我们认为还有‘风向针’(右派分子流沙河化名陶任先，4期)‘传声筒’‘泥菩萨’(白鸽飞，6期、5期)‘步步高升’‘我对着金丝雀观看了好久’(右派分子长风，2期)，我们所以把这些当作毒草提出，因为从政治思想倾向上看，它们是不符合六条标准的，有的异常恶毒地诬蔑党的领导；有的则辱骂人民、辱骂新社会，造谣新社会没有自由，人民甘愿过不自由的生活；有的则进一步诋毁我们的社会制度，散布官僚主义是社会制度产物的谰言，实质上宣传了取消党的领导，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主张，和全国各地的右派分子唱着同一个调门”。
1日《处女地》1957年9月号《锋芒指向右派》栏刊出师田手《党》、苗雨《给流沙河的“草木篇”》、方冰《是克雷洛夫的狗熊吗？》、沙鸥《未亡人》等诗。
1日 1957年9月号刊出陈瘦竹的文章《什么“同人诗刊”》，说：“江苏省人民广播电台文艺编辑部右派分子王染野，曾经拉拢一些对党不满的人，想要创办一个‘同人诗刊’，企图和‘雨花’文艺月刊及‘新华副刊’唱对台戏。他们为什么要办‘同人诗刊’呢？那是因为他们毁谤党所领导的文艺刊物是‘宗派把持’，有‘门户之见’。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毁谤党的文艺刊物呢？我们只要检查一下他们所纠合的是那一些‘同人’和要创办的是那一种‘诗刊’，那就可以明白其中的真相了。”“这样一批‘同人’，能够办出什么一种‘诗刊’来呢？这个右派刊物虽然还没有出版，可是据说早已有了编辑方针，其中一条，便是不登歌颂‘机器轰隆响、大红花’的诗篇。所谓‘机器隆轰响’，当然是指工农业的建设而言。只有一切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以及其他为人民立功的人，才有资格戴上‘大红花’。今天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以极大的热情和极高的速度在建设社会主义，不仅在工厂车间里和拖拉机站里有‘机器轰隆响’，而且在荒山野洼人迹罕至的地方也有‘机器轰隆响’。我们每天都可以听到从各个战线上传来的捷报，遇见为人民立了功应该戴上‘大红花’的先进的人们。我们正是依靠了‘机器轰隆响’以及戴‘大红花’的人，才有了今天的和平幸福的生活以及更美好的前途。如今有人憎恨‘机器轰隆响’和‘大红花’，那末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今天的诗歌如果不歌颂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那末它要歌颂什么样的生活呢？由此可见，王染野等心目中的那个‘诗刊’，完全和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背道而驰，只是少数野心家用来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而已。”
5日《文艺月报》1957年9月号《进一步深入展开反右派斗争》栏刊出刘金《“神经过敏”与“鼻子伤风”——读〈从“草木篇”谈起〉有感》、田之《“人民文学”反右派斗争获初胜——剥露唐祈、吕剑的原形》等文。田之文章讲：“反右派斗争开始以来，‘人民文学’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连续开了十几次会议，揭露与批判了唐祈、吕剑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在反右派斗争以前，唐祈还纠集了解放以前他们在上海搞的那个象征派颓废派‘中国新诗’的班底(包括曹辛之、唐湜、杜运燮、穆旦等)在办所谓‘同人刊物’和提倡新诗流派的名义掩护下，企图发展自己一派势力，开拓一个反党的文学阵地。”
5日《延河》1957年9月号刊出林山《新的土地》、高敏夫《指问放火的野心家》、沙陵《从哪里射来枪弹》、蔡其矫《绝句五首》等诗和安旗《从矫揉造作的“颂歌”到反社会主义的战歌》、沛翔《“大风”吹来了什么？——读“大风歌”有感》、姚虹《人民的洪流将席卷一切右派分子而去——斥张贤亮的“大风歌”》、霍松林《扑灭这股妖风——批判张贤亮的“大风歌”》等文。
6日《人民日报》刊出白桦的诗《有这样的诗人》。
6日《中国青年报》刊出孙秉富的文章《批判“人民文学”七月号上的几株毒草》，讲：“当七月份‘人民文学’的‘革新特大号’出版的时候，轰轰烈烈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早已开始了。很明显，读者期望这一期的‘人民文学’能够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参加这场关系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生死存亡的斗争。然而，当我们读了七月号‘人民文学’以后，是感到怎样的失望呵！反击右派的，仅有短短的两篇杂文。文艺界的右派言论也丝毫没有加以批判。这且不论。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在这一期里，却放出了比过去的每一期‘人民文学’还似乎要多得多的毒草。”“除作品外，在‘作家论坛’这一栏里(也是第一篇)，还有一株大大的毒草，就是右派分子李白凤的‘写给诗人们的公开信’。在这封公开信里，李白凤暗示我国的诗歌创作不自由、灰色是‘唯一钦定的色彩’。说老诗人的诗作可以被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编辑所扼杀，而‘要想从下面冲到上面来的年轻诗人，似乎并不比从石头的重压下冲出来的幼苗更省力’。”
7日《蜜蜂》1957年9月号刊出《本刊重要声明》，并在《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栏刊出尹一之《警告右派分子》、何建平《反右派诗二首》、叶蓬《把右派分子一网打尽》等诗。
8日《人民文学》1957年9月号刊出郭小川《射出我的第一枪》、张永枚《海的儿子》、骆文《她的歌》、文莽彦《八一馆》、吴奔星《漫步雨花台》、李欣《再见》、路展《沿着钢铁大街》等诗。
8日《文艺报》1957年第22号刊出通讯《文艺界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斗争深入开展李又然、艾青、罗烽、白朗反党面目暴露》和闻山《致“黄鸟”诗人》、公木《骗取党龄的人》等诗。通讯讲：“文艺界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正在以激烈的辩论和严肃说理的方式更深入地开展。随着会议近几天揭露和批判了丁、陈反党集团的走卒李又然的反党言行，并对艾青、罗烽、白朗等人的反党言行也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大会揭露：艾青和丁、陈集团的关系非常密切，他热心地为这个集团奔走效劳，出谋划策。近一、两年来，艾青活跃在丁、陈反党集团、江丰反党集团和吴祖光右派集团之间，进行传递消息、奔走串连、出谋献计、争取相互支援的活动，帮助和支持他们向党猖狂进攻。”
8日《文艺学习》1957年第9期刊出黄秋耘的文章《批判我自己》和张永枚的叙事诗《鱼水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