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后现代主义是二十世纪中叶出现的一种世界性文化思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迅速发展，现代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阶段，而现代西方文化也经历了一次次新的裂变，随之推进到后现代时期，这深深反映在文化哲学理论的更新中。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后现代社会（或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产物，它孕育于现代主义的母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右），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母体撕裂，而成为一个毁誉交加的文化“幽灵”，徘徊在整个西方文化领域。后现代主义的正式出现是二十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其锋芒毕露是七十到八十年代的事情。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后现代主义开始由欧美向亚洲地区传播，使后现代主义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后现代主义在整个思想界引起了一场“后现代转折”。这一颠覆性逆转和标新立异，已经远远超出艺术和文学领域，而深达哲学、心理学、宗教等各个领域。其中，在哲学和社会领域的重要思想家包括丹尼尔？贝尔、哈贝马斯、利奥塔德、德里达、福科等人，文艺理论方面则有罗兰？巴特、伊哈布？哈桑等，文学家中则有纳博科夫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人。
就后现代主义思想资源而言，贝尔认为，作为反文化的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极端扩张而导致的文化霸权主义，它意味着话语沟通的制约的无效，它鼓励文化渎神与信仰悼亡。后现代主义比现代主义更“现代”，是现代主义的推进，它的特征是张扬非理性，认为艺术即标新立异，即游戏，抹杀艺术与生活的界限等。贝尔指出，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一种反文化，其目的是通过对人的感觉方式的革命，以反文化的激进方式，使人对旧事物一律厌倦而达到文化革命的目的。哈贝马斯通过谱系学分析指出，二十世纪后尼采主义从两个方向进一步发展了后现代主义，其一便是德里达、福科等人的“解构主义”思想资源。而利奥塔德认为，随着后现代的来临，学者的使命变了，由“元话语”的使用转向日趋精细的局部论证剖析，由知识的启蒙变为知识专家控制信息。他认为，后现代知识最为推崇的是想象力，具有这种不断创新的想象力，就具有了将分离的知识有系统地整合并迅速清晰表达的可能。想象力可以包容整个后现代的知识领域。后现代是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它表现为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解“元话语”、解“元叙事”、不满现状、不断创新。哈桑则认为，后现代主义趋向一种多元开放、玩世不恭、离散、不确定的形式，一种断片和反讽的话语，一种分解的渴望和对复杂的无声的创新。哈桑对后现代主义文艺特征的第一个概括是“解构性”，它指不确定性、无我性、无深度性、无原则性、零散性、卑琐性等。其中的非原则性是对一切准则和权威的合法性加以消解。哈桑还借用巴赫金的“狂欢”一词来表现后现代反系统的、颠覆的、包孕着苏生的要素。
包含这种思想因素的后现代思潮对于包括印度海外作家在内的东西方作家影响深远。拉什迪由于长期身处欧洲，思想活跃，容易在诗学著述和文学创作中感染后现代思想。有人评价说：“拉什迪消解了只有不变身份和单数历史的民族观念，继而使人就消解的民族概念产生怀疑或渐失信心。”还有学者认为，在世界范围的解殖浪潮前，拉什迪努力“将英语文学传统国际化”，他的诗学观可以视为“第三世界后现代主义”的诗学观。这说明，拉什迪不仅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深刻影响，还以第三世界的后殖民作家身份主动发声，以创造后殖民诗学话语的“第三度空间”。例如，石海军说：“后现代与后殖民本来是互相对立的，但当拉什迪以文化杂交的身份出现时，后现代与后殖民之间的界限被他轻易弥合了：拉什迪既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先锋人物，又是一个非西方的后殖民作家；后殖民与后现代所关注的民族、种族、性、性别与阶级等问题因此重叠在一起。”以上学者准确地把握住了拉什迪深受后现代解构立场与后殖民思想双重影响的事实。
拉什迪作品体现出后殖民时代第三世界作家跨文化写作的许多共同特点，他的诗学观更是因其强烈的后殖民语境和后现代解构色泽而引人注目。他的文学创作和诗学观对霍米？巴巴等人的文论著述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巴巴在其后殖民文论代表作《文化的定位》中常常引用或借鉴拉什迪的思想资源，这一点尚未引起中国学者足够的重视。拉什迪的诗学观涉及历史书写、第三世界民族叙事、小说与政治、文化身份建构、文化混杂、流亡散居、边缘写作、英语内部解殖、英联邦文学等诸多重要问题，本文尝试对此进行简介。
一
拉什迪（Salman Rushdie）于1947年生于印度孟买。1961年，年仅14岁的他来到英国上中学。1965—1968年间，拉什迪在剑桥大学学习历史和表演艺术。大学阶段所受的历史专业训练对他日后的诗学观和创作两方面均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他评价自己的小说《午夜诞生的孩子》时说，主人公萨利姆的故事虽然不是真正的历史，但又“以历史的形式演绎发展”。1988年，他在论及小说《耻辱》时说，历史是他所接受的专业训练。他常常以一种历史的方法进行创作，但为小说之故，采取的是完全没有条理的方式。“我始终认为，必须牢记历史和故事之间的关联。”2009年，拉什迪在接受中国《新京报》记者金煜的电子邮件专访时承认道：“我的历史学专业对我影响很大，而在我出生的印度文化中，到处都有人讲着神奇美妙的寓言和真实的故事，我也一直都将两者结合起来。至于引起的争议，剧烈的社会矛盾到处都有，我的一本书只是成为这种社会矛盾的时空坐标。”这些话表明，拉什迪在创作中尊重历史事实并借鉴历史方法进行创作，同时，他还自觉借鉴印度丰富的文化传统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拉什迪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道：“我想起当初学习历史时，学院的老师给我一条建议，而今我以非历史的原因采纳之。他说，没有听见人们开口说话，你就不能书写历史。我不知他用意何在。我从未书写历史，但我的确发现，听不见人们的声音是很难下笔的。”拉什迪似乎与20世纪西方两位批判的历史哲学派代表人物产生了思想共鸣。意大利的克罗齐断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的柯林武德将其观点引申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是过去时代思想的再现。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把过去的思想纳入到现在历史学家活的思想中。但拉什迪的兴趣毕竟不在专业的历史研究上，而在于借用历史方法和视角书写东方第三世界和西方第一世界，因此，他更看重当代的历史流变而非过往的历史风云。他说：“一个历史学家会被那些最终再现过去历史的当前事件而感染。”这似乎代表了拉什迪自己的历史理念。拉什迪显示了比较成熟的历史意识，他心目中宽泛的历史是包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混合时间。这与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体现的三维时间观有些相似。
拉什迪站在后殖民时期的土地上，以一种复杂的眼光阅读过去和现在，他的结论是：“历史始终是复义不定的。历史事实很难确立，人们可以赋予不同的意义。真实来自我们的偏见、误解和无知，如同来自我们的感悟和理解。”拉什迪告诉读者，阅读萨利姆在《午夜诞生的孩子》中那些不太可靠的叙述，好比我们每天“阅读”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每个人可以有自己对历史、对世界的不同理解。历史的复义含混造成据以书写的文学文本的阅读张力。在这里，拉什迪与20世纪后期诞生在西方的新历史主义学派找到了思想契合点。新历史主义发展了一种文化诗学观，尔后形成一种新历史诗学。这一诗学还原存在的历史性，敞开存在的意义，恢复历史意识，延伸文本维度，使文本的写作和阅读成为生命诗性的尺度。新历史主义领袖人物、美国学者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旨在将“大历史”（History）转化为“小历史”（history），某种程度上是对于官方大写历史的一种反动，它体现了新历史主义诗学锐意创新、关注民间话语和历史的旨趣。拉什迪以其论述和文本实践艺术地回应了这一点。他将自己的小说《午夜诞生的孩子》称为“历史的混合辣酱”，分明暗示了他将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官方大写历史和普通民众历史等而观之、合而书之。烹制这种五味俱全的“辣酱历史”，便是一种新的历史诗学建构的过程。也许正因为如此，有人评价道：“拉什迪小说是对历史文本的反思，特别是对建构民族国家的官方历史的反思。”
在将历史与小说联姻的过程中，拉什迪择己所需地过滤历史，他既尊重历史又超越或虚构、改写历史。拉什迪以《午夜诞生的孩子》中的萨利姆为例进行说明。萨利姆当初剪报，拼凑一封给萨巴马提少校的匿名告密信，可以视为他即拉什迪本人剪裁历史以满足自己（小说）的需要。那封简短的匿名信只有十三个单词，这是西方视为不吉利的数字。信虽简短，但却蕴涵深意：“萨巴马提少校，星期日早上你的妻子为何要去卡拉巴路？”这十三个单词来自不同的剪报，象征历史过滤后的沉淀物。拉什迪的作品具有深厚的历史感，这与他善于剪裁、浓缩历史风云有很大关系。
关于拉什迪的历史书写，论者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他的四部小说即《午夜诞生的孩子》、《耻辱》、《撒旦诗篇》和《摩尔的最后叹息》只是塑造了一种“精英历史”，没有多大价值。有的则认为，拉什迪小说如《午夜诞生的孩子》讲述动人的故事，是引人入胜的历史记录，拉什迪改变了西方心目中的印度形象，他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充满激情的描述使他胜过了表达同样主题的吉卜林、福斯特、拉贾？拉奥和R.K.纳拉扬等人。不管怎样，拉什迪在历史诗学的指导下，融历史因子于文学创作之中，其作品的史诗风格卓尔不群，其所取得的成就足以让人深思。
二
拉什迪曾经不无深意地说：“与成千上万的人一样，我是一个历史的混血儿。”的确，拉什迪的身世非同寻常。他出生于孟买，祖父是乌尔都语诗人，父亲是穆斯林商人，但他自幼接受了英语教育，内心深处认同西方文化。他的足迹踏遍了印度、巴基斯坦和英国三地。他的心灵深处打上了“混血”的痕迹。更重要的是，他还见证了印度次大陆的历史变迁，这对他的第三世界民族叙事有着直接影响。如同眼花缭乱的拉美历史变迁影响了马尔克斯的魔幻笔法一样，印度次大陆在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数次政治和文化地图重绘使拉什迪感慨良多。
拉什迪曾经在1987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总之，扫描印度几千年的历史风云，从未存在一个完整的印度。没有谁能统摄整个印度，莫卧儿人和英国人也不例外。”但是，1947年8月，尼赫鲁在午夜宣布印度独立却把一个敏感的问题带到了世人面前：“印度真的存在吗？”拉什迪的答案是：“我来自于孟买，出身于一个穆斯林家庭。我心目中的印度建立在多样、复数和混杂的理念之上。” 换句话说，拉什迪所理解的印度是处于历史和民族叙事时段中的印度，是存活在新历史主义视界中的后殖民地印度。这是拉什迪借用西方话语对印度进行历史观照。不止于此，拉什迪还认为，跨文化的英印文学只有采取一种民族加国际的双重身份姿态，才能“赢得自己的境界、视阈和自信”。
拉什迪曾被人称为国际作家，在东西方世界游刃有余。他与芭拉蒂？穆克吉、马尔克斯等人一样，是典型的“第三世界世界主义者”。出于一种跨文化的世界主义写作姿态，拉什迪在《午夜诞生的孩子》中将东西方文化元素有机地调和在一起。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在这里汇聚，萨利姆的混血儿身份，“历史的混合辣酱”，“基督徒保姆的泡菜”等无不隐喻着印度次大陆的复杂多元。小说《耻辱》里主人公奥马尔三位母亲的“三位一体”，故事首尾场景的循环模式，“民主、自由、博爱”理念观照下的独裁者众生相，这一切展示了拉什迪采取双重身份写作的神奇魅力。引发一场轩然大波的《撒旦诗篇》更是极尽调和东西文化之能事。由于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拉什迪的第三世界民族叙事呈现出非常复杂的色调。单单一个“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不能包容他作品的复义，也不能用来定义他的第三世界民族叙事。
从更深一层意义上说，拉什迪的第三世界民族叙事是对他的同胞、同样出生于孟买的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的深刻启示。如果说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始于批判东方主义，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则开始于民族神话的解构。在这种解构中，巴巴重新建构了现代的民族概念即一种存在于历史叙述之中的民族观念。巴巴认为，民族如果追溯它的源头的话，只是一个神话而已。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来自于西方的政治和文学传统。他认为，拉什迪的《撒旦诗篇》意图便是重新阐释西方意义上的“民族”边界问题。拉什迪通过对意义、时间、国家、文化疆界和历史传统的系列消解暗示着，民族文化的根本变革将会导致生活与写作的崭新形式。民族叙事还是一种“矛盾的身份定位的场所”。在此意义上，巴巴将《撒旦诗篇》赞誉为“混杂的民族叙事的先声”。由此看来。拉什迪对巴巴后殖民理论具有宝贵的启迪意义。
三
西方当代作家中，将小说乃至自身与社会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乏先例，如萨特、索尔任尼琴等，拉什迪也不例外。早在1984年，他在接受别人采访时坦率承认：“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政治小说家。”他还自称“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动物”。他认为，自己的作品与政治、与个人和历史的关系联系紧密。别人也认为，他与奈保尔一样，半遮半掩地加入了“解殖运动的战斗文学”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