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哲学世界观而言，拉什迪与霍米？巴巴一样，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一定影响。他曾经将自己的政治观念与马克思主义挂钩，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印度等东方国家仍然适用。有人评价他：“人们不应该怀疑拉什迪欲以平等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式解决世界问题的认真态度，就哲学观而言，他是一位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众所周知，马克思是在活生生的社会政治实践中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作为受其影响的作家，拉什迪不同于一些纯粹的书斋学者。道义、责任、使命感使他的创作充满了政治激情，《午夜诞生的孩子》和《耻辱》在这方面是突出的例子。这两部小说对于印巴两国的政治现实作了艺术描绘，抛开其中的东方主义等因素，历史感的厚重加上政治批判意识的强烈使得它们引人注目。印度学者A.巴纳吉这样评价《耻辱》：“由于对1971年后巴基斯坦历史发展的真实报道，拉什迪的小说与美国的非虚构小说或新新闻风格建立了联系。”
1982年，在一篇题为《想象的家园》（Imaginary Homeland）的文章里，拉什迪展示了一个有着高度政治意识的作家机智而犀利的一面：“作家与政客是天然的对手。双方都想按照自己的印象表述这个世界，他们在同一领域里进行争夺。小说是拒斥那种官方政客版展现真实的一种方式。”1984年，拉什迪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作家们把描述世界的营生拱手让给政客们，那将是历史上一个巨大而可耻之极的弃权行为。”这充分体现了拉什迪关注社会政治的程度。他为此身体力行。1983年，他接受采访时告诉别人，《午夜诞生的孩子》是在一个非常黑暗的年代里创作的。次年，他告诉另一位采访者，这部小说是从1975年开始创作的，而当时正值印度总理英？甘地在全国实行 “紧急状态法”。小说中有大量情节抨击英？甘地及其儿子，因此，拉什迪心知肚明：“很明显，这是一场罕见的危险赌博。”小说完成后，拉什迪马不停蹄地进行下一轮“文学赌博”即创作关涉巴基斯坦“独裁政治”的长篇小说《耻辱》。拉什迪承认：“《耻辱》不是一幅民族的画像，而是对统治阶层的刻画。”即使我们不能用“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来形容拉什迪这位始终充满争议的作家，但他将笔作剑、直面政治现实的一面还是值得深思。当然，拉什迪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现实批判还与其带着“西方之眼”考察东方不无关联。对于他的相关论述和文学叙事，需要联系他的复杂思想背景深入思考才能得出结论。
拉什迪坦诚地说过：“我既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神学家，也非职业政客，因此不敢声称有任何专门的本事。但我发现，我的小说不能避开政治问题。当今时代，个人与国家事务的距离如此之小，我们再也不能埋头写作，而对大众社会视而不见。”拉什迪敏锐的触角不光伸探到印度和巴基斯坦，还延伸到以英国社会为代表的西方内部。1982年，在一篇题为《英国内部的新帝国》的文章中，拉什迪对英国社会歧视外来移民的种族主义行径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还大胆地就当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新帝国论调进行斥责。《撒旦诗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主人公之一萨拉丁遭到三个英国移民局官员的非法虐待。英国人抓住他的生殖器，逼迫他进行手淫。事后身为穆斯林后裔的萨拉丁“感到格外痛苦和耻辱。似乎他身上的自然生理过程也成了替罪羊。真是奇耻大辱！”将此一情节与近年曝光的英美士兵虐待伊拉克战俘的事实相比较，小说与政治亦即作家与现实的关系清晰可见。这部有争议的小说还描叙了一场劫机事故，一伙包着头巾的憎恨西方的穆斯林劫机者制造了一场空难，这是否2001年“9？11”事件的艺术预演？我们在这里似乎看到了拉什迪惊人的艺术想象力。
虽然浸染了很浓的后现代解构文化氛围，拉什迪毕竟无法避开生活万象与残酷的现实政治，他的选择就是以心以笔融入其间。这对当代中国一些已经深深陷入“象牙塔”中的知识分子不啻于一道清醒剂。
四
有论者指出：“印度已经对世界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主要是通过印度的英语创作来实现的，其中，英语小说首当其冲。”在对世界文学作出贡献的当代英语小说家中，有着印度血统的拉什迪显然占据特殊的位置。拉什迪以本人“行为艺术”般的跨文化生活实践及文学著述，生动地诠释了东西方世界当下流行的关键词如“流亡”、“移民”、“混杂”“身份”、“文化翻译”、“边缘写作”等。
1990年，拉什迪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时说：“我生在印度。我不仅是印度人，也是一个孟买人。”“作为一个孟买人（后为英国人），也就意味着与大都会一见钟情。”拉什迪记忆中的孟买是印度最具国际性、最混杂无序的一个城市。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的思想和创作深受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浸染。因此他说：“我已变成一个混血儿，一个历史的私生子，这在伦敦生活加剧这一状况以前就已成为现实。”这种文化混血儿身份使得拉什迪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1982年，他在伦敦接受采访时说：“一定意义上，我既身在印度与英国文化之内，又身处两种文化之外。在许多方面我不再是印度人。同样我也从未成为英国人。我仍然讲印度语言。在印度我有回家的感觉，在这里我也实实在在地感到轻松自如。”1983年，拉什迪在接受另一次采访时语气有了变化：“至少我明白我的确是外国人。我不认为自己是地道的英国人。”但他又说，他不是靠护照，而是靠朋友、政治亲和力和写作等界定自己的国籍。“我为印度、巴基斯坦和英国等三国都接纳我而高兴，我认为没有必要在其中进行选择。”1989年他说：“我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印度作家，因为我的确没有住在那里。某种程度上，这种散居人的生活体验更有意思。”这种穿越东西方文化界限的“文化骑墙”（culture straddle）姿态，使得拉什迪与另一位印裔英国作家，带有“文化无根”情结的奈保尔形成鲜明对照。
某种程度上，拉什迪优雅的“文化骑墙”姿势只是表面，作为一个从东方走向西方、从边缘走向中心的作家，作为一个政治意识、历史记忆比较鲜明的印度海外作家，拉什迪在英国并非始终生活得轻松自如。1983年，他在小说《耻辱》中道出了内心的一丝彷徨：“我们已经远离陆地。我们在历史中漂逝，在记忆间漂浮，在时间里飘逸。”在小说《午夜诞生的孩子》和《撒旦诗篇》里，“流放”一词屡见不鲜，“孟买”等怀旧的词汇和情节也不少见。1984年，在论述被他称为“半个移民者”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时，拉什迪根据希腊语“隐喻”（metaphor）与“移居”(migration)的词义联系，对于移居现象作了如下阐释：“移居者就本质而言是隐喻性的人，而作为隐喻的移居，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我们都在跨越疆界；在此意义上，我们都是移居的人。”因为时时处于一种自动的流放或曰流亡状态，拉什迪对于自己的个人体验有着很深的感慨：“移居他国必定失落自己的语言与家园。”这将使人经历生活变迁、遭受灵魂折磨。拉什迪由此引申开来：“但移民者不单只为自己的行动而改变，他也创造自己的新世界。移民者可能会蜕变，但正是在这种混杂化的过程中，新颖性涌现出来。”这说明，拉什迪这位天才作家不甘寂寞，硬是要在强挣脸面的移居或曰自动流放状态中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而这声音便是后殖民文学大合唱里最响亮的领唱。
《撒旦诗篇》典型地体现了拉什迪的上述创作旨趣。有论者称其为“充满创造想象力的后现代文本”，并揭开了这部争议小说主旨之“冰山”一角：“拉什迪的《撒旦诗篇》给予我们无数视角，让我们观察那些在这个世界里穿梭往来的精神文化孤儿。”论者还说：“这不是一本关于宗教的书，亦非宗教书籍，而是一本对自己的身份表达质疑的书。”1989年3月，拉什迪曾经自我剖析过创作《撒旦诗篇》的动机由来。他很迷惑，移民移居国外会给他们的语言、社会地位造成怎样的变化，移民又是怎样适应一个崭新的世界。他的写作完全融入了自己的身心体验：“创作《撒旦诗篇》时，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全身心投入。其中既有身为英国人的我，也有身为印度人的我。这一半爱着伦敦，那一半怀念孟买。”他以一种复数身份创作之。这种复杂的身份兼具内部和外部的二元视角，真正体现了跨国界、跨文化的创作特色。拉什迪在1990年回顾这部惹祸的小说时说：“如果问《撒旦诗篇》究竟是什么的话，它是一个移居者眼中所看到的世界。”他相信这部小说可以视为“人类的一个隐喻”。在这个二元视角的隐喻世界里，历史和记忆的碎片随着意识流不断漂来浮去，东西方宗教教义难分彼此，混杂和模拟比比皆是，这是一幅真实的后殖民文化景观。拉什迪说：“混杂化是小说最关键的原动力。”他还认为：“《撒旦诗篇》欣赏混杂，杂糅，混合，推陈出新，也赞赏人与人和各种文化、观念、政治、电影、歌曲之间的随意联结。它还欢呼混血化但却害怕纯粹的独断专行……《撒旦诗篇》为融合与联合产生的变化而欢呼。它是为我们自己的混杂而作的一首情歌。”对于两位主人公萨拉丁和吉布列尔来说，他们“都是演员，都擅长种种模拟行为。他们都是文化变色龙（cultural chameleons）”。这些后殖民时期擅长模拟的“文化变色龙”以一种复数亦即混杂的身份生活在一个混杂的隐喻世界。正如《逆写帝国》所言：“混杂性是所有后殖民文本的基本特征。”这也许就是拉什迪所谓“混杂化”产生的“新颖性”之一。他的《午夜诞生的孩子》也有突出的混杂因素，主人公萨利姆血缘身世的东西混杂既是印度这一“想象共同体”的文化隐喻和命运写照，又是后殖民文本在复数的文化语境里生存并不断产生“新颖性”的典范。
值得注意的是，拉什迪还将“翻译”（translation）、“隐喻”(metaphor)与“移居”(migration)三个英语单词联系在一起，阐释了他别具一格的文化翻译观。他说，translation来自拉丁语，而metaphor来自希腊语，二者同为“带走”之意。这样，二者就与migration近义。他的理解是：“移居国外将会改变一个人的面貌，变成一个被翻译的人，或者说进入一种隐喻状态，这时他们会本能地以一种隐喻而富于想象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对于所谓的“翻译”路径，他的解释是：“我所谓的‘翻译’是指自我被带入另一地域和另一语言之中。”拉什迪在小说《耻辱》中借主人公现身说法道：“我也是一个被翻译过的人(a translated man)。” 一般人认为，有些东西在翻译中一定会失落，他却抱定这样一种信念：“有些东西也能在翻译中获得。”拉什迪这里的“翻译”已经超越了纯粹的文学语言范围而达至人生哲理和政治文化层面。《耻辱》里有过类似含蓄表达：“诗人奥马尔？哈亚姆的情形有些古怪。他的诗在故土波斯从不被人看好。在西方，他一直生活在翻译中，这是一种对自己诗歌的完全改写。这种改写在许多情况下，不用说内容，就连原来的精神实质也已判若两样。”《撒旦诗篇》也可视为通过这一特殊“翻译”产生的混杂物即“新颖性”。移居者不断“翻译”他们所接触的异文化，也在异文化中“被翻译”而改变原来的文化身份。主人公萨拉丁和吉布列尔空降伦敦后，前者成为头上长角、半人半兽的怪物，他通过“文化翻译”得以生存，获得崭新的文化身份即“新颖性”，后者成为神的信使，这暗示他是不可“翻译”者，最终只得扣动枪机自杀。临死前，他对萨拉丁这位成功的“被翻译者”伤感地说：“很久前我告诉过你，假如我认为不能摆脱这种疾病的折磨，它终将再袭我身。我再也难以忍受。”如果将吉布列尔的话放在后殖民语境的隐喻中解读，其含义自然明了。对移居者来说，不能主动“翻译”自己者将是危机重重，主动“翻译”自己者如同拉什迪在小说里化用的印度宗教精神：“不，这不是死亡，是新生。”
霍米？巴巴认为：“作为一种生存战略的文化既是跨国界的（transnational），也是翻译性的 (translational) 。”一位是后殖民“文化翻译”理论的鼓吹者，一位在后殖民文本创作和论述里实践“文化翻译”，由此可见巴巴与拉什迪思想的契合。巴巴无意中还道出了拉什迪“文化翻译”成功的另一个秘诀：“正是在历史与语言的边界上行走，在种族和性别的分界处生活，我们才拥有一个位置，得以将它们的区别翻译成一种相关一致。”这是对后殖民作家边缘写作的一种肯定，拉什迪借助这种“文化骑墙”的写作姿态获得了成功。当然，我们应该清楚，这种“翻译”过来的“相关一致”不是纯粹的，而是混杂的“新颖性”。
五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英帝国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统治着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一战后，英国议会通过《威斯敏斯特法案》，承认各自治领的平等地位。此后，英国为加强与各自治领的联系又建立了英联邦。1983年，拉什迪在《英联邦文学并不存在》一文中，对习以为常的“英联邦文学”（Commonwealth Literature）这一概念大胆质疑道：“现在，‘英联邦文学’这一说法显得实在站不住脚。它不光是一个少数人聚居区，还是一个排他性的聚居区。使用这一术语会缩小‘英语文学(English literature)’这一意义本来宽泛的概念，从而将其变为更加狭窄的、局限的、民族主义的、甚至可能是种族隔离性质的东西。我心目中的英语文学仅指英语语言文学（the literature of the English literature）。”拉什迪将“英联邦文学”这一术语称为不真实的怪物，一种相当独特的“经典怪物”：“它长着狮子头，有着山羊腰，拖着毒蛇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