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而言，印度海外作家中有的更加关注印度移民的精神危机状态，有的偏好表达印度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不可通约，有的如拉什迪还以文学创作来阐释和传播自己的后殖民理论。总体上讲，因为普遍精通英语，印度海外作家在英美世界取得的文学成就似乎更大，在西方或印度国内的传播也更加广泛有力。华裔作家一般不具双重国籍，他们与中国的联系一般没有印度海外作家与印度的联系那么紧密。华裔英美作家关注的主题涉及中国传统的父子关系、母女关系在异文化场域的冲突，还涉及“唐人街”这一具有特殊意象的文化地理背景。华裔作家不像某些印度海外作家借宗教习俗等表现文化冲突，而是借家庭关系的失调表现东西文化冲突。家庭这一核心符码对于华裔而言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跨界之痛与家庭迁徙息息相关。有的学者正确地分析道：“通过追忆家族史的方式追寻文化之根成为华裔美国文学的重要题材和基本主题。”李健孙在《支那崽》中借人物的口写道：“我们这个家庭从它的种族文化连根拔起，然后阴差阳错地一头栽在一个不合适的国家里的一个不合适的地区。”关于华工们深入骨髓的思乡之情和故国之恋，汤亭亭在《中国佬》中饱含真情地、诗意般地写道：“他们在地球上挖了一只耳朵，要把他们的秘密吐露给大地。‘我想回家！’伯公叫喊道，身子紧贴土地，闻着泥土的气息。‘我要我的家！’男人们一起大声喊道，‘我想家！家！家！家！家！’心中的话说出来后，他们用泥土把话儿埋葬，像是在种庄稼。”伍慧明在小说《骨》的结尾描写主动进行“文化身份翻译”的主人公莱拉决心融入美国社会时，也是联系到家庭这一传统文化符号来叙述的：“我重又有了信心。我知道藏在我心里的东西会指引我向前。所以，在汽车转弯，把旧门牌、鲑鱼巷、妈和利昂，还有一切的一切都留在那里的时候，我并没有担心。”再如，《典型的美国佬》虽然写三个中国移民的美国化历程，但家庭文化却深深地影响着主人公的命运。“中国传统家族观念的根却深深地扎在他们的骨子里，是他们无法摆脱，也无以摆脱的。特雷萨的回归家庭正表明了中国传统家庭观在他们各自心目中的份量。”
总之，上述这些比较分析只是对两大跨文化写作群体的肤浅认识，但光是这些初步罗列的异同也是值得探索的迷人课题。这方面的探索等待着中国比较文学界有识之士的重视和努力。不过，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探索研究在目前还存在一些难题。例如，印度海外作家如印裔美国作家芭拉蒂?穆克吉和安妮塔?德赛等人与华裔美国作家黄玉雪、汤亭亭、李健孙、赵健秀等人基本没有什么交流，华裔英国作家与印裔英国作家、华裔加拿大作家与印裔加拿大作家等两方的情形基本上一样，这为我们探索双方的跨文化写作带来了一些不便。另外，目前中国学者与印度海外作家的直面交流机会并不多，中国学者石海军和奈保尔在伦敦的交谈成为无比珍贵的交流个案。迄今为止，我们对于印度海外作家群体的系统研究尚未真正起步，只停留在对一些代表作家进行一般介绍的初级阶段，因此，关于印度海外作家的历史发展、创作总体成就、印度与西方的评论和接受等等还存在很多的未知数。这既可以视为对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一大挑战，也可以视为一大机遇。从目前情况来看，印度和中国的同时崛起必将促使我们对印度文学和印度海外作家文学成就重新进行认识，并把它纳入比较文学范畴进行考察。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印度海外作家研究乃至华裔文学研究必将更上层楼。
前边说过，国内的海外华人文学研究及翻译的确取得了不俗的成就。相比而言，中国的印度海外作家研究及其他国家的海外英语文学研究没有这般热闹。这种现象可以理解，因为，我们毕竟是在中国的环境中研究外国文学，关注外国、包括华裔外国作家的中国书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倘若我们从长远的学术发展来看，从比较文学的远景来看，这种研究姿态又潜伏着一些学术误区。比如，很多中国学者用“亚裔/华裔美国文学”或“华裔/亚裔美国文学”来指代华裔美国文学，误以为华裔美国文学其实就是亚裔美国文学卓越而典型的代表。这实际上暗含一种学术误判，是对印裔美国作家或来自其他第三世界的美国作家的严重忽视。这便是笔者曾经指出的“中西中心主义”对中国学者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可以推测，当这些学者具体了解芭拉蒂?穆克吉、安妮塔?德赛、贾布瓦拉、基兰?德赛等印裔美国作家以及奈保尔和拉什迪等印裔英国作家的创作成就和他们在美国文学界的影响后，也许会对上述表述持谨慎的态度。因此，如何拓展我们的学术视野，成为当前的学术急务。关注印度海外作家，或许是其中的有效策略之一。
正如前述，奈保尔、拉什迪等为代表的印度海外作家英语创作在当代世界文坛的地位或比重丝毫不亚于华裔欧美作家的英语创作。在某些国家如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它甚至还超过了华裔作家英语创作的国际影响。因为，奈保尔、拉什迪和昂达吉等人的英语创作及国际影响比之韩素英和张翎们似乎要高一些。因此，笔者不惧浅陋，拟作抛砖引玉之举，试图以对印度海外作家群体的初步探索，尝试与其他中国学者一道拓展中国流散文学研究的界面。为此，笔者在本书中尝试将有代表性的八位印度海外作家串联起来进行考察，以探究他们作为一个创作群体的共同特征，也考察他们各自不同的一些创作特色。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本书为了统一起见，也为了照顾文学研究圈内外的称谓习惯，常以“海外作家”取代“流散作家”、“离散作家”或“流亡作家”等概念。以此类推，本书也常常以“印度海外作家”的概念指代生活在美国、英国或加拿大等国的印裔流散作家。
本书第一章简要介绍印度学者关于印度海外作家的部分研究成果，以使国内学界对此有一个大致了解。然后，各章依次对奈保尔、拉什迪、尼拉德?乔杜里、芭拉蒂?穆克吉、贾布瓦拉、卡玛拉?玛康达雅、安妮塔?德赛和维克拉姆?赛特等八位重要的印度海外作家的主要作品或理论著述进行个案研究。限于资料和篇幅，某些重要的印度海外作家如罗辛顿?米斯特利、裘帕?拉希里和基兰?德赛等人的文本暂不纳入本书研究范围。为了使读者对印度海外作家的创作根源及印度学者的相关研究视角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本书附录中对印度英语文学研究的相关信息作了简述。为了从多个角度考察这些流散作家的创作特色，本书在某些地方适当突出了纵向比较或横向比较的研究旨趣。例如，对奈保尔与泰戈尔的历史纵向比较、奈保尔与芭拉蒂?穆克吉的横向比较、拉什迪与奈保尔的横向比较、安妮塔?德赛与贾布瓦拉、芭拉蒂?穆克吉的横向比较等便属此类研究。维克拉姆?赛特的流散写作则以他的中国题材作品为分析对象，借以观察印度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芭拉蒂?穆克吉、贾布瓦拉或安妮塔?德赛等作家则选取其最有代表性的流散作品进行分析，基本排除了她们在印度期间创作的作品或其创作的与流散主题关系不太紧密的作品。如德赛于1988年初版的《鲍姆加特纳的孟买》便是笔者着力研究的对象。当然，这种选择对于全面考察德赛等人的创作和思想显然是不够的或不理想的。这主要是由本书着力探索印度海外作家的流散体验或跨文化思考所决定的。希望读者或专家以这样的心态和视角看待拙著尚不成熟的探索，并给予宝贵指点。笔者衷心希望这些尚不成熟的探索能为国内蓬勃兴旺的后殖民流散文学研究起到一点点建设性作用。希望国内能有更多的学者把研究视野转向印度海外作家甚或巴基斯坦裔、斯里兰卡裔、日本裔、韩国裔、越南裔、阿拉伯裔乃至非洲裔海外作家，并有意识地将华裔英美文学纳入与印度等其他第三世界海外作家的比较研究视野，以进一步促进中国的流散文学研究，为中国学者与世界流散文学研究界进行平等对话创造必要的学术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