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在印度之外”:印度海外作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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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海外流散文学研究在印度(1)

引言

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偏好欧洲作家的话,重要的英语文学奖如英国的布克奖和美国的普利策奖均青睐属于流散一族的印度海外作家。到2010年为止,已有五位印度(或印度裔)作家获得布克奖。他们是:1971年的奈保尔(V.S. Naipaul)、1981年的拉什迪(Salman Rushdie)、1997年的阿伦达蒂?罗易(Arundhati Roy)、2006年的基兰?德赛(Kiran Desai)和2008年的阿拉温德?阿迪迦(Aravind Adiga)。如加上有德国血统、后嫁给印度人并定居印度、再后来自动放逐英国的R.P.贾布瓦拉(Ruth Prawer Jhabvala)就是六位,因为她的长篇小说《炎热与尘土》获得1975年布克奖。至今已有十本左右与印度题材有关的作品获得布克奖。维克拉姆?赛特以1400多页的长篇小说《如意郎君》获得1993年布克奖提名。裘帕?拉希里(Jhumpa Lahiri)获得了美国的普利策奖。安妮塔?德赛(Anita Desai)、芭拉蒂?穆克吉(Bharati Mukherjee)、罗辛顿?米斯特利(Rohinton Mistry)、维克拉姆?赛特(Vikram Seth)等人也获得过西方的文学奖项。随着奈保尔、拉什迪、安妮塔?德赛、贾布瓦拉、维克拉姆?赛特、芭拉蒂?穆克吉、卡玛拉?玛康达雅(Kamala Markandaya)、基兰?德赛和裘帕?拉希里等一大批印度裔流散作家在西方文学界名声鹊起,印度学界开始关注他们的流散创作,有的学者还以更加包容的心态评价这些海外流散作家。1996年12月,拉贾斯坦大学举办了题为“Expatriate Writing: Theory and Practice”(流散写作:理论与实践)的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结集出版,这就是J.贾延主编的大量涉及印裔流散文学的《印度流散作家:理论与实践》。近年来,包括博士候选人在内的印度学者越来越把目光投向印裔流散文学,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正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年来,印度比较文学会议也把印裔流散文学列为重点探讨对象。由于印度实行双重国籍制,芭拉蒂?穆克吉、拉什迪、维克拉姆?赛特和罗辛顿?米斯特利等印裔流散作家均具有印度与美国、英国或加拿大国籍。这和华裔美国作家或华裔加拿大作家只有居住国国籍的情况显然不同。印度学者往往视芭拉蒂?穆克吉和拉什迪等人为印度英语作家。关注海外印度流散作家是世纪之交印度英语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的一大亮点。印裔流散作家在印度学界受到重视与华裔英美作家在中国学界走红互相呼应。

本章拟对印度学者关于印裔流散作家的研究进行简介。先对相关的研究著作分类择要说明,并对其研究特点进行概括。对于印度学者关于印度海外作家研究的介绍,将是我们进入印度海外作家的文学世界之前必备的一把钥匙。

$第一节 个案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散见于《贾达瓦普尔比较文学学报》等各种刊物的、涉及印度海外散文学研究的单篇论文不计其数,限于篇幅,此处不予归纳。在笔者所见范围内,就研究单个印裔流散作家而言,值得一提的是下边这些著作(包括论文集):

关于奈保尔的研究著作有:C.B.乔西的《V.S.奈保尔的流亡之声》、M.K.雷主编的《关于V.S.奈保尔论文集》、P.潘沃尔主编的《新评V. S. 奈保尔论文选》、V. S. 巴特尔的《论V. S. 奈保尔笔下的印度》等。

C.D.乔西的著作在1994年出版,七年后即2001年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除引言外,该书主体部分分为六章。引言和第一章“流亡的声音”主要论述奈保尔流亡意识的实质和历史文化动因。乔西联系奈保尔的流亡意识来阐释其身份认同危机。他认为,就奈保尔而言,流亡和家园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奈保尔流亡的基本动机是“寻求身份认同。他的创作便是发现自我的过程。当被一刀斩断实际的家园以后,他用语言来重建小说中的家园”。艾勒克?博埃默认为:“奈保尔在文学上真正效仿的是康拉德。”乔西也将创作过《黑暗之心》的康拉德拿来作为解释奈保尔存在主义思想的一个来源。他认为:“在‘存在的阴影’中关注自己命运这点上,奈保尔无疑是康拉德的继承人。”他认为,奈保尔还未具备深刻的洞察力和丰富的知识来就印度文明和印度教进行权威评判,但他同时承认,奈保尔对印度的某些批评是诚实的印度人不会拒绝的。作为一个“逆写帝国”的后殖民作家,奈保尔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乔西清晰地意识到:“奈保尔的近期作品(指《百万》)显示出一种关心和完全容纳印度的姿势,而这点恰恰将他与写作《中间通道》和《印度:受伤的文明》时的奈保尔拉开了距离。”第四章“从观光客到定居者:头四部小说”论述《米格尔大街》、《神秘的按摩师》、《埃尔维拉的选举权》和《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等四部小说。第五章“流亡的自由”论述《斯通先生和骑士朋友》、《岛上的旗帜》、《模仿人》和《在自由的国度》等四部小说。第六章“没有遗产可以继承之地”论述《游击队员》、《河湾》和《抵达之谜》等三部小说。第四到第六章按照奈保尔生活与创作发展的历史线索进行追溯,深入考察了其创作蕴含的后殖民文化信息。通观全书,作者着力挖掘奈保尔生活背景和时代文化对其创作的历史影响,论述有力,考证翔实,是一部研究后殖民流散作家奈保尔的力作。

V. S. 巴特尔基于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论V. S. 奈保尔笔下的印度》比之乔西的著作缩小了研究范围。他集中研究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即《黑暗地带》、《印度:受伤的文明》和《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考察奈保尔与母邦印度爱恨交加的文化互动。他的著作在2005年即奈保尔获奖后出版,该书除前言和序言外,分为九章:1、奈保尔其人其作,2、奈保尔的思想意识:三重身份,3、《黑暗地带》对印度的批判,4、《印度:受伤的文明》:奈保尔的印度文化观,5、奈保尔评价印度的一些错误,6、对印度民主的考验,7、对印度世俗主义的威胁,8、奈保尔的写作风格,9、结论。

作为奈保尔研究最新著作之一,巴特尔主要从奈保尔的印度现实观察、历史论述和文化身份认同等三方面考察印度三部曲。例如,面对奈保尔对于印度贫困问题的描述,巴特尔质问道:“奈保尔想展示什么?蔑视还是痛苦?很明显,这是一种轻蔑而非痛心。如果他对印度有同情心的话,他绝不会写出那些东西来。”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奈保尔是“通过西方眼光来评判印度”。面对奈保尔的解构主义姿态,巴特尔指出:“没有任何个人或组织,任何党派或学会会赞成奈保尔的观点:食盐进军是没有任何严肃意义的象征之举……我们不能像奈保尔那样将食盐进军视为一个象征符号。它的确是对印度民族主义的一大贡献。要是甘地不将印度视为一个民族,这一成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奈保尔说:“印度缺少意识形态,这是甘地和印度的双重失败。印度人民没有国家观念。”巴特尔认为,奈保尔是错误的,因为:“如果不是甘地,谁又赋予印度人以国家观念?奈保尔没有意识到,他忽视了甘地的伟大业绩,从而扭曲了自己的视线。”巴特尔以还原历史的方式进行反驳。就其文化身份,巴特尔说,奈保尔可以说是“双重流亡或曰二次流亡者”,“我们可用不同的术语来表述他的身份,如被放逐者、侨民、流亡者、移民、避难者或无家可归者”。巴特尔还认为:“奈保尔用他的笔力,将平凡男女关于殖民地的真实体验意象化。这是他对我们理解当代人困境的重大贡献。”他的评价比较中肯地揭示了奈保尔身份探索的当代意义。通观全书,和乔西的著作相比,巴特尔对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显然是取批判姿态,这多少有些影响该书某些论断的客观理性。但是,巴特尔对于奈保尔印度书写的深入考察是基于印度历史现实的,这又体现出该书的重要学术价值。总体来看,这本著作是近年来关于奈保尔印度三部曲研究很有价值的一部。

潘沃尔主编的《新评V. S. 奈保尔论文选》均在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出版,这体现了印度学界对于奈保尔的高度重视。两书收录的论文绝大多数为印度学者所撰。其中有的文章在奈保尔获奖之前发表过。雷主编的论文集包括以下这些篇目:“奈保尔:不是印度人的印度人”、“身份问题:论奈保尔的印度游记和特立尼达游记”、“奈保尔小说:关于殖民社会祖先记忆的影响和自我分裂的故事”、“奈保尔的《半生》:两难境地中的身份探索”和“《米格尔大街》和《半生》的比较研究”等。

P.潘沃尔的论文集包括以下这些篇目:“奇怪的动机:基拉米提亚变为周游世界者”、“奈保尔和历史的负担”、“清醒地带:奈保尔和狄里帕?帕达恭卡尔对话录”、“《黑暗地带》的重新定位”、“后殖民的生存寓言:奈保尔的《岛上的旗帜》”和“为诺贝尔奖两呼”等。其中,奈保尔与印度记者对话录即“清醒地带:奈保尔和狄里帕?帕达恭卡尔对话录”发表在1993年7月18日的《印度时报》上。从上述篇目来看,印度学者对奈保尔的论述非常全面。他们主要围绕奈保尔的印度书写及其文化身份探索等问题进行探讨。例如,关于奈保尔的身份追问,潘沃尔在该书引言中说:“奈保尔对自我身份和周围世界的探索,如关于民族、历史、族群和文化的探索,已经形成一种广义的‘自我流亡诗学’。”格拉认为:“奈保尔提出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归纳了流散者独特的意识形态并超越了它。他是一个以主人的工具对抗主人和他自己人民的模仿人,是一个没有家园的人,一个陌生人。他在没有家园的世界里随遇而安。”

关于拉什迪的研究著作有G.R.塔勒迦和R.K.达万主编的《拉什迪的小说》、M.穆克吉主编的《拉什迪〈午夜诞生的孩子〉解读》和G.库马尔的《印度的审查制度:以〈撒旦诗篇〉和〈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为例》等。塔勒迦的论文集作者除了三位西方学者外,其余全部来自印度。他们的论文涉及拉什迪的几部小说和文论集,包括《午夜诞生的孩子》、《耻辱》、《美洲虎的微笑》、《哈伦与海的故事》和《想象的家园》等。这些论文探讨的内容包括拉什迪小说的描写主题、文学技法、历史文化信息即拉什迪风波、拉什迪的宗教态度和拉什迪受到的传统影响等等方面。整体来看,印度学者对拉什迪的评价比较客观。如有的学者认为,拉什迪与奈保尔一样,加入了解殖英语的行列。“单单研究他对解殖英语(decolonizing English)的贡献就足以形成一本著作。”拉什迪获得布克奖的《午夜诞生的孩子》浓缩了整个二十世纪印度的历史。“拉什迪证明,印度青年充满希望。如果印度是充满希望、蓬勃成长的国度、如果印度能产生一批拉什迪,它就会迎来充满希望的世纪。1978年不会成为民族死亡的日期。”就其继承的文学传统而言,R.K.达万认为,拉什迪追随着君特?格拉斯、梅尔维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乔伊斯和贝克特等西方作家的书写传统。“与其说拉什迪是印度英语文学的一部分,不如说他是世界文学主流的一部分。”拉什迪与奈保尔是当今印裔流散作家中进行印度书写者成绩最为卓著的二位。有的学者认为,他们两人在将东方世界黑暗化方面做了相同的工作。拉什迪在《耻辱》中所描叙的邪恶三姐妹住的地方尼沙普尔仿佛就是“奈保尔笔下的黑暗地带”。两人存在一定的思想差异:“与奈保尔不同,拉什迪将移居视为某种形式的再生,他还认为,作家能够按照自己纯粹的意愿来对新世界进行改写。”还有学者认为,二人的共同点在于,都加入了“解殖运动的战斗文学”阵营,因为他们都属于“第三世界的世界主义者”。

M.穆克吉主编的《拉什迪〈午夜诞生的孩子〉解读》由十二篇论文组成,其中六篇是印度学者所撰。他们对《午夜诞生的孩子》的书写主题、后现代主义技巧以及对印度女性的描写、对印度民族命运的思考等等进行了探讨。哈利西?特里维迪认为,尽管拉什迪口口声声利用英语创作征服英语,从而达到异军突起并最终能“逆写帝国”、消解帝国中心的美学旨趣的目的,但其最终效果令人担忧,这是因为:“使用主人的语言不可避免地会以主人的语气说话,会与主人妥协达成共谋。”并且,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并不清楚,拉什迪和那些与他同舟共济或追随他的人是否已经真的征服了英语,并因此在解殖英语事业中发起了重要的打击……但很明显的是,通过拉什迪对英语这样一种印度文学语言始料不及的卓越反应,英语确实又一次征服了全印!”根据拉什迪在小说中对床单的描叙,R.B.奈尔推断出其中的后现代解构意味:“这种碎片性由《午夜诞生的孩子》中那个‘穿孔的床单’(perforated sheet)的隐喻而体现出来。”拉什迪不欣赏甘地对印度未来的设计。对此,R.B.奈尔认为:“甘地在拉什迪小说中引人注目的缺席意味着拉什迪欣赏尼赫鲁所设想的世俗民族主义印度,而非甘地所期盼的那个印度。 ”

在《印度的审查制度:以〈撒旦诗篇〉和〈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为例》中,G.库马尔考察了奈保尔创作的心理动机以及《撒旦诗篇》在印度受禁的原因,他把该书和奈保尔的《黑暗地带》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库马尔认为,拉什迪思想中的西方因素是他解构东方宗教权威的一个原因:“拉什迪有一副西方的头脑,但却完全缺乏东方意识。”

关于安妮塔?德赛的研究著作有:乌莎?般德的《安妮塔?德赛小说的人物角色与冲突研究》、R.K.达万主编的《安妮塔?德赛的小说》、M.索兰吉的《安妮塔?德赛小说中的生存策略范式》和R.K.古普塔的《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安妮塔?德赛小说》等。德赛在印度、英国和美国三地进行流散写作。她创作丰富,是当代印度学者争相评述的后殖民流散作家,其代表作包括《哭泣吧,孔雀》、《城市之音》、《今年夏天我们去哪儿》、《斋戒盛宴》和《伊萨卡之旅》等长篇小说。

乌莎?般德的《安妮塔?德赛小说的人物角色与冲突研究》分为七章:1、引言,2、第三种力量和文学人物,3、进入黑暗通道,4、无边的虚幻,5、绝望的尽头,6、快乐的视野,7、从黑暗到光明。该书着意揭示德赛作品中的存在主义思想和人物心理刻画等方面。作者认为:“安妮塔?德赛并非刻画对外在事物的体验,而是表达对心灵所见的客观真实的认识……为此,她把握住流动世界中人物角色的激动、情感与情绪。这就是为何她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人物都具有内在隐秘生活的独特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