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王之后，紧接着的几家是邵雍、龟山、朱子和杨简。这些人除朱子外都没有专门的评《庄》著作。之所以提到他们，是因为邵雍欣赏庄子之辩才，龟山认为《逍遥游》、《养生主》之宗旨近于思孟的“无入而不自得”“行其所无事”，朱子称庄子见道体，杨简说庄提长生是贪生本术。对于邵子、龟山、朱子之说，方以智皆无评论。唯独慈湖之论受到了密之的驳正：“正曰：敬仲明骂庄生以扶儒，暗取庄向上之意以扫朱，有觑破者否？单标无意，亦取禅宗。”一句明骂暗取，着实让慈湖难堪。作为象山弟子，慈湖可是一贯相信本心是澄然清明的。至于“亦取禅宗”，慈湖倒不必过于挂怀，宋儒学佛而反佛者比比皆是。在这点上，明代人就显得开明多了，儒佛既可会通，自不必斤斤计较于此是而彼非。更何况“一罄咳，三教毕矣”，哪里还用得着明骂暗取？
宋代最后的几家是王世长、刘须溪、戴侗和李士表。王世长情况待查。刘须溪亦出象山之门，有《庄子》校点本。戴侗作有《六书故》，方以智《通雅》引用此书颇多。李士表则是《庄列十论》的作者。四家之中，最受密之欣赏的是刘须溪之说：“儒者取厌，故庄生别路謦欬引之，苦其心以为筌蹄。又自疑筌蹄之误来者也，自毁之，然犹证于经，质于理，玩其文字而自谓得意者。”此说得到了密之的正面回应：“世道交丧，道有窊隆。儒不知时，况陈陈相因乎？别路謦欬，犹张凉州之于晋也。”张凉州即张轨，曾经据守凉州，数次匡扶晋室。密之认为，庄子的别路謦劾，正足以助儒存真也。其他三家，因无关宏旨，这里也就不多提了。
5. 全文的最后是明代部分。家数最多，篇幅也最长。特别是，由于许多被引征者就是方以智同时代人，有的是好友如张溥，有的是世交如萧伯玉，有的是亲人如方大镇，眉批中措辞也开始变得谨慎起来。前面的赞叹推崇之辞基本上看不到了，提名道姓的批评反而多了起来。另有一些内容，干脆不加任何评点。
明确给予批评的主要有以下几家：第一位是高叔嗣。此人认为，《论语》书中既然载有姗笑孔子的接舆和沮溺，那么庄周所录的巢许之徒，也不能绝对看成没有。上古风俗淳至，现在觉得是攻击圣人的话，在当时也不算什么过甚之辞。方以智对此说的回应是：“不悟化身酬唱，难免痴蝇钻纸。”
第二位是李贽。李的看法是：“顾后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庄周之徒是已。”这无疑是说，庄子是一位患得患失的自了汉。方以智于是“正”之曰：“忧君忧民，正是一贯。禹稷颜子，易地皆然。素其时位，心则一也。故君子既知其素，又知其位。偏才使锋，但快意耳。”
第三位是陈蝶庵。陈蝶庵说：“‘肆廉直’，犹不失老子面目。‘狂而荡，矜而忿戾，愚而诈’，直是庄周、韩非矣。”方以智反问道：“蝶庵既然厌庄，且问自号蝶庵，又是何意？”
这些批评大体可归为三类：一类是替庄子辩解。深信儒宗别传的方以智当然无法容忍李贽的“自私”说和陈蝶庵的“狂荡”论。一类关涉到读《庄》方法。密之曾经说过：“《庄子》者，可参而不可诂者也。以诂行，则漆园之天蔽矣。”像高叔嗣这样斤斤计较于巢、许之有无，根本就无法进入到庄子的精神世界：“庄子叹世之溺于功利而疚心其始，又不可与庄语，为此无端崖之词，卮之、寓之，大小重之，无谓有谓，有谓无谓，使见之者疑愤不已，乃有旦暮遇之者。” 因此，什么鸿蒙拊髀雀跃，什么河伯望洋而叹，什么北游服隐弅之默，什么童子指七圣之迷，全都不过是化身酬唱而已，巢、许又何能例外？
明确表示赞赏的也有三家：
第一位是万历年间的李衷一。李氏认为：“《人间世》大戒，发挥忠孝至矣。精之可以养生，高之可以御气，得其意而善用之，骄者可使下，薄者可使厚，烦法令者可使简，多嗜欲者可使浅，初亦何害于吾身与吾民？苟不原其得而索其所以失，将《六经》之书、孔孟之道，有用之一再传而失者，何论老庄哉？”这已经十分接近方以智的立场，所以方氏的眉批，表达的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虚无者，道之至体。名法者，道之事用。若以互救，名法、虚无犹茶饭也。若体其固然，名法即虚无也。圣人中和正用，岂沦荒唐而流惨礉哉？庄子正卷卷于中和，特其词锋矫异耳。若是巧贩虚无，横驰险诈，正赖的彀、徙木。一核名实，始以大戒发挥人间。”
第二位是心学家焦竑。焦氏本有《庄子翼》，方以智引述的却是他《笔乘》中的两段话：“舜无为而治，非不治也。禹行无事，非不行也。昧者遂至清谈废事，斯失之矣。庄曰：‘水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夫以废事为无为，是郁而闭之，而几水之清者也。”“释氏之论酬恩者，必呵佛詈祖之人，曾知呵詈之为皈依赞叹乎？秦佚之吊，尝非老聃矣，栗林之游，又尝自非矣，而亦谓诋訾聃、周也可乎？”前者批清谈，后者赞别传，这也难怪方以智会感叹说：“澹园老庄《翼》，弥缝婆心，其一澄一流者乎！”
最后一位是公安派的袁宏道。袁氏兄弟和焦竑一样，极尊李贽，方以智当然知道。他最欣赏袁宏道的，并非他的狂放、使酒和性灵乍现，而是他的迷途知返：“中郎之酒，贪醉且六十年。特取其晚悔语，亦良剂也。或曰：‘快意已过，晚年留此困人耳。清凉于《庄》，但取其文。’愚则曰：‘聪明人，还从聪明人折肱路入。留此忏悔，原自投机。’”
除了明确地批评和赞赏之外，明代剩余的十几家又可分为几种情况：一种仅仅罗列他们的说法，不加任何评论。这样的例子包括薛文清、邓潜谷、方大镇和张溥等人。一种虽有眉批，但却常常借题发挥，很难读出方以智本人的立场。萧伯玉、梅惠连诸条，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
最为特殊的是熊明遇之说。熊是明代较早接受西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在福建任职时曾和方孔炤共事，这使得方以智有机会向他当面请教有关西学的知识：“西儒利玛窦，泛重溟，入中国，读中国之书，最服孔子。其国有六种学，事天主，通历算，多奇器，智巧过人，著书曰《天学初函》。余读之，多所不解。幼随家君长溪，见熊公，则草谈此事。顷南中有今梁毕公，诣之，问历算奇器，不肯详言，问事天则喜。盖以《七克》为理学者也，可以为难。”就重视象数、物理而言，两人显然是同道。对于熊明遇如下说法，方以智可谓心悦诚服：“为物不二之宰，至隐不可推见。而费于气则有象，费于事则有数。人身天地，二而一也。明乎天地之为物，与物身者不悖，斯进于格物矣。神圣所以范围曲成，若方圆之有规矩，罔或外焉。”他的眉批简直就是熊说的注脚：“质测通几，后儒草草。捉个冒总，禅便嚣嚣。核真象数，让痴子矣。然秩序端几，费隐一际。在齐《灵》《素》，律历同符。一石一草，物则历然。夫岂可以掠虚昧灭哉？”
可是，在对待《庄子》这个问题上，两人却刚好相反。熊明遇认为天地间的真象数之所以失传，正是稷下、庄列这些纂玄标异者邪说飙兴的结果。而在方以智眼中，庄子却是读书博物然后才归之于约的君子。对于熊明遇的这种论断，方以智只好委婉地说：“庄亦言极物而止，只是不遇地上菩萨，与他交盘。”
以上就是《总论》上篇的大致内容。在这将近两万字的长文中，方以智汇集并品评了自汉至明数十家庄子论说。就涉及范围之广来看，此文足可作为庄学的一个简略历史看待。
三
方以智之前，以集注形式解庄者，代不乏人。陆德明《音义》不论，宋有褚伯秀，明有焦竑，皆为其例。但是，撇开《庄子》文本，汇历代庄评于一编的，并不多见。《炮庄发凡》中提到的“薛更生、陈旼昭时集诸解，石溪约为《庄会》”，是否属于此类著作，不得而知。但稍早于密之的陈治安（万历年间曾任长沙令），确有《南华真经本义》附录八卷，详细列举了自战国至明末的各家庄评。根据本篇眉批记载，方以智的确读过这位“陈玄晏治安”所著的《本义》，他并且提示说竟陵派谭友夏之说多取自于该书。这多少可以解释《总论》上篇与《本义》附录在内容上的一些重叠现象。不过，两者也有着明显的不同：《本义》附录征引诸说非常详细，《总论》上篇则多括其大义，点到为止；陈治安评论诸说，遵奉的是以《庄》释《庄》原则，极力排斥儒释道混同之论，方以智品评各家，贯彻的正是三教会通原则；陈治安的附录更似文献汇编，方以智的《总论》上篇则是“烹炮”庄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炮庄》成书之后，曾得到一些学者的激赏。这一点从书前的十几篇序言可以看出（书序通常都是说些恭维的话），从当时的诗文集也可找到根据。另外，它也引来了一些质疑。其中一条出自于方以智好友钱饮光，另一条出自于四库馆臣。钱氏认为，《庄子》本来就够难读了，《炮庄》再杂以禅语，只会让人越发不懂。四库馆臣则以为，此书属有托之言，“非《庄子》当如是解，亦非以智所见真谓《庄子》当如是解也”。书籍的难易程度不应作为评判其价值的标准，所以钱氏的说法可以撇开不论。但四库馆臣的意见需要认真对待。“非《庄子》当如是解”，涉及的是解释活动的成败。“亦非以智所见真谓《庄子》当如是解也”，那就属于解释者主观动机的问题了。如果解释者明知自己的解释背离文本，但出于另外的目的却偏偏去强加附会，那么他的解释严格来说就不能称作“解释”，只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炮庄》一书的确是有托之言，明遗民们从该书极力发挥的“托孤说”中产生某种家国之感，自是情理中事。但能否像四库馆臣所说，方以智本人也不相信自己所说，那就很值得考虑了。以儒解庄并非始自方以智，也不是始于道盛。郭象有此说，韩愈有此说，林希逸也有此说，这早已是一个悠久的解释传统了，方以智和道盛不过讲得更极端一点而已。若说密之不信自己，那还得证明前面的许多人也一样的口是心非才行。
从解释史的角度看，重要的倒是前面的问题。“非《庄子》当如是解”，这也是现代学者的普遍看法。庄子属于道家，庄子嘲讽孔子，庄子提倡逍遥无为，庄子破掉一切是非对待，这是人人皆耳熟能详的看法。问题是，一个文本字面所说的，和它实际想说的，并不永远是一致的。荒唐之言通常都不能荒唐地理解。一旦接受了“正言若反”这种说法，那么何谓正，何谓反，落实起来就有说不尽的困难。当我们接受庄子是道家代表这种现代“常识”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思考一下，有没有另外一些可能？千年庄学史，有如此多的以儒解庄者出现，那仅仅是因为解释者的儒家身份吗？庄子“反语”背后的“正语”，有没有可以与儒学相契接的地方？
不管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何，有一点倒是可以确定的：思想总是在争执中向前推进，歧解是再解释的前提。因为有了“儒宗别传”这个说法，我们就不得不重新思考：庄子在什么意义上说是道家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