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战国迄晚明，惠施一直被当作“辩者”之流，受到批评与轻视。方以智大概是第一个替惠施正名之人。他不但站在惠施的立场上，写下了令“五车吐气”的《惠子与庄子书》，而且径直称惠施为“深明大易”、“欲穷大理”的博物君子。晚近经由西学之“格义”，惠施之说常被纳入“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的论域中进行讨论。如果我们不纠缠于“逻辑学”、“自然科学”这些名字的话，此种做法早由方以智开端。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方氏的这种“孤明先发”自不应湮没无闻。另外，分析密之表彰惠施之学的因由，对于理解方以智自己的思想性格来说，也有其辅助的作用。
一、惠施之说
惠子之书不传，除政治活动屡载于《国策》、《吕览》外，所有思想性的言论皆见于《庄子》一书。由于庄书多属寓言，相关内容是真实的思想实录，还是《庄子》作者有意的设计，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在庄书中，惠施经常作为庄子的辩论对手而出场。他们讨论的话题包括“有用无用”（《逍遥游》、《外物》）、“有情无情”（《德充符》）、“鱼之乐”（《秋水》）等等。也有一些对话涉及两人的私交，如“惠子相梁”（《秋水》）、“鼓盆而歌”（《至乐》）、“运斤成风”（《徐无鬼》）等。细读这些对话可以发现，即便是那些比较私人性的话题，也仍然服务于庄子的学说及立场。比如，“鼓盆而歌”的故事，表达的是生命乃一气之化生，正不必为生死而烦恼。“惠子相梁”显示的，则是庄子对政治的厌恶和对权贵的蔑视。那些围绕特定主题的争论，不用说，更是对庄子思想的辩护和宣扬。在这些对话中，惠施只是庄子的陪衬，只是庄子或庄子学派表达自己思想的一个符号或工具而已。因此，要想从这些对话中了解真实的惠施，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儿。
唯一的例外是《天下》篇。此篇的末尾记载了惠施提出的一些论点，并对惠施的学说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尽管《天下》篇是否属于庄子本人的作品，尚有争议，但论者大都同意，它是庄书中仅有的一篇“庄语”。从该篇对其他各家叙述之准确性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它对惠施学说介绍的可靠性。下面两段话便是《天下》篇对惠施学说的述与评：
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历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晲，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弱于德，强于物，其涂隩矣。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宁，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悲夫！
《天下》篇认为，百家之学是上古道术分裂的结果。诸子各得一偏，是谓“方术”。惠施与众人不同的是，他乃“多方”，所以显得特别驳杂。紧接着，《天下》篇列举了惠施“历物”的十个论点。由于惠施本人的论证不存，这十个论点成了没有答案的谜语，留给了后世解释者们以无穷的想象余地。
第二段话是对惠施学说的评价。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在这段不长的评论中，《天下》篇的作者总共五次提到“物”这个词。用“物”来区分各家，本是《天下》篇的重要线索之一。像墨翟、禽滑釐的“不靡于万物”，宋钘、尹文的“不饰于物”，慎到、田骈、彭蒙的“于物无择”，关尹、老聃的“以物为粗”，庄子的“不傲倪于万物”，都是非常明显的例子。但如本段这样反复地强调惠施“强于物”（结果大概就是“弱于德”）、“于物也何庸”（对“物”无所裨益）、“散于万物而不厌”（分散心思于万物而不知厌倦）、“逐万物而不反”（追逐万物而不知返），还真不多见。品味《天下》篇的用语，其作者似乎有意要在惠施和其他各家之间做出区分：不管是墨子的“不靡”、宋尹的“不饰”，还是慎到的“无择”、庄子的“不傲”，讲的都是人对物的态度。唯有惠施一人想要了解万物本身。《天下》篇的作者显然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才说惠施的努力有如蚊虻之劳、形影竞走。
在段落的末尾，《天下》篇作者对惠施之才深致惋惜之情，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寓言故事中所描述的惠、庄友谊。我们虽不必因此而仓促得出结论说，此文一定是庄子自己所作，但有一点却是值得特别提及的，那就是《天下篇》作者对惠施的这点惋惜之情，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间，也几乎成了空谷足音。直到明末清初的方以智，我们才可以再次听到一些同情的回响。
二、历代评论
由于名家久成绝学，后世单独评论惠施学说者并不多见。下面选取的六家是较有代表性的言论。其中，荀子是专门批评惠施的，班固则扩展到整个名家。郭象、林希逸、焦竑的话都出自于他们的《庄子》注。朱熹则是与弟子讨论孟、庄何以互不提及时，顺便提到了惠施。
（1）荀子：“不法先王，不是礼仪，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愚惑众，是惠施、邓析也。”（《荀子·非十二子》）
（2）班固：“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譥者为之，则苟钩析乱而已。”（《汉书·艺文志》）
（3）郭象：“昔吾未览《庄子》，尝闻论者争夫尺棰连环之意，而皆云庄生之言，遂以庄生为辩者之流。案此篇较评诸子，至于此章则曰‘其道舛驳，其言不中’，乃知道听涂说之伤实也。吾意亦谓无经国体致，真所谓无用之谈也。然膏粱之子，均之戏豫，或倦于典言，而能辩名析理，以宣其气，以系其思，流于后世，使性不邪淫，不犹贤于博奕者乎！故存而不论，以贻好事也。”（《〈庄子·天下〉注》）
（4）林希逸：“墨翟、宋、尹、彭、田、慎到之徒，犹为见道之偏者。若惠子则主于好辩而已，故不预道术闻风之列，特于篇末言之。”（《庄子口义》卷十）
（5）朱熹：“如《庄子》书中说惠施、邓析之徒，与夫坚白异同之论历举其说，是甚么学问？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显理？”曰：“便是禅家要如此，凡事须要倒说。”（《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
（6）焦竑：“自惠施多方以下，与《列子》载公孙龙诳魏王之语，绝相类，解者多属臆说。范无隠与其门人尝论此云：‘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存而勿论可也。何者？此本非南华语，是其所辟舛驳不中之言，恶用解为？’虽然，凡庄生之所述，岂特墨翟、禽滑釐以来为近于道，即惠施之言，亦有似焉者也。刘辰翁所谓唯爱之，故病之，而不知者以为疾也。毁人以自全也，非庄子也。”（《庄子翼》卷八）
六家之中，荀子离惠施的年代最近。他的批评与《天下》篇的说法有近似之处，如怪诞、好辩等。所不同的是，荀子从儒家立场上指责惠施“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认为其主张不可以作为治国之纲纪；《天下》篇则惋惜惠施不自量力，追逐外物而不知返，结果在内在之德方面有所缺失（弱于德）。
班固的评论中，并没有直接提到惠施。但是，《汉书·艺文志》所列“名家”书目中，收有《惠子》一篇。因此，班固所评论的对象也应该包括惠施在内。班固与荀子一样，恪守儒家的立场。为了贯彻其“诸子出于王官”论，他把名家的起源追溯到了“礼官”。这和荀子“不是礼义”的定位，刚好处于对立的两端。班固的批评，“及譥者为之，则苟钩析乱而已”，则与司马谈的看法一致：“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论六家要旨》）
郭象是魏晋时期解《庄》的代表人物。他在这段评论性的话语中，首先感叹道听途说之伤实，然后给出了自己貌似“公正”的立场：从治国的角度来讲，惠施及辩者之说纯属“无用之谈”；从宣泄情绪、吸引心志的角度来说，辩名析理总比博弈这类活动要好些。郭象本人虽以口若悬河而著称，但他对惠施论列的话题显然并没有什么兴趣，一句“存而不论”，就把它们全部留给了所谓的“好事”之徒。
和郭象相比，南宋林希逸的看法更加简单。他认为惠施不过“主于好辩而已”，根本不足以厕身于道术之列，《天下》篇也只是顺便提及而已。作为林光朝艾轩学派的传人，林希逸的学术谱系可以追溯到北宋的程门。但和程氏的严正立场不同，林氏对佛、道两家的态度要和缓得多。他的《庄子口义》有一大特点，就是经常借用儒、佛的观念来解释庄子的思想。这种做法曾经引起过不少人的非议，譬如憨山德清在他的《观老庄影响论》中就曾表达过强烈的不满。不过，从林氏的这段论述来看，他显然没有把三教会通的观念扩展到惠施的身上。
六家之中，朱子的评价最出人意料。一贯主张“格物致知”的理学宗师，面对惠施的“历物之意”，却得出了不成学问的结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朱子的“格物”说，重心显然不在物理本身。其所谓“即物而穷其理”，所谓“一旦豁然贯通焉”，最后所得不过是德性伦理而已。在这段师徒对话中，朱熹还提出了一个比较新颖的看法，那就是惠施之学近于禅宗，都不过是“凡事倒说”而已。至于如何“倒说”、“倒说”的意义是否相同，朱子并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解释。
最后一位焦竑是明代心学家，他和大多数阳明后学不同，对于读书考据抱有浓厚的兴趣。引文所出的《庄子翼》就是他所编纂的一部《庄子》集注。之所以知道这段话属于焦竑本人所说，是因为它的前面冠有“笔乘”二字，这和焦氏另外一部书《焦氏笔乘》刚好同名。在这段话中，焦竑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惠施之说与公孙龙诳人之言“指不至”、“物不尽”、“白马非马”等属于同类的东西；第二，范无隐“存而不论”、“恶用解为”的说法太过苛刻，惠施之言“亦有似焉者”。可惜的是，焦氏并未解释惠施之说中哪些内容属于其所谓“似焉者”。
总括六家之说，他们对惠施之学的评论虽小有出入，但大体上还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好辩，怪异，无用，不成学问，不值得认真对待。这其实也是自战国到明末将近两千年间，人们对惠施的一种普遍看法。
三、方以智的观点
中国思想史中，第一次尝试给予惠施之学以同情的理解和积极评价的，始于明末清初的方以智。由于各种原因，方氏著作长期湮没，直到20世纪后半叶，经过侯外庐等学者的表彰，方以智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才逐渐被确立。随着方氏著作的整理，他的一些富有创见的观点和独特的视野越来越多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对惠施的重新评价，也许是其中虽非最重要但却饶有兴味的一个。
方以智对惠施的看法，主要见于《通雅》、《惠子与庄子书》、《药地炮庄》末卷的眉批中。《通雅》是方以智的早年著作，三十岁之前已有成书。由于战乱的影响，该书直到方氏晚年才得以刊刻流通。因为中间续有增补，所以并非全部内容均属早出。《惠子与庄子书》是方以智中年的作品。据文末识语，此文作于顺治九年（42岁），与方氏的另两本书《东西均》和《易余》大致同时。《药地炮庄》乃方氏晚年著作，全书完稿于康熙三年（53岁）前后。这几部不同时期的作品，同时提到惠施，说明方以智对惠施其人其学确实有着持续的关注和思考。
（1）《通雅》提及惠施的主要有两处：一处见于卷首三之《文章薪火》，一处见于卷一的“丁子有尾”条。其中，《文章薪火》的说法是：
老子、杨、墨，皆近孔子前后。自老子正言若反，而惠施交易之。其历物也，大其小、小其大、长其短、短其长、虚其实、实其虚而已。公孙龙遂为隐射钩距之机。皆杨、墨之流也。
此条意思是说，惠施的“历物之意”旨在打破大小、长短、虚实的限制，与老子的“正言若反”相近。到了公孙龙手中，则变成了猜谜、钩索隐情之类的戏法。二人皆属杨墨之流。
在方以智中、晚期作品中，除“杨墨之流”没有提及之外，其他两层意思都曾出现过。由于《文章薪火》是方以智长子方中德所笔录，时间跨度有二十年，所以我们并不能断定此条的准确年代。
“丁子有尾”条的内容如下：
《庄子》末篇言惠施历物之意曰：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卵有毛，鸡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山出口。此皆言物理变化本无定形定名，自我言之，无所不可耳。
“卵有毛”以下数语，属于通常所谓辩者二十一事。方以智的解释是，它们描述的都是物理变化，物理变化本身无常形、无定名，如何称谓这种变化则是人们约定俗成的结果。这里虽然不是对惠施之说的直接解释，但和过去对名家怪异、无用的批评相比，显然已经有了不同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