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说广汉郡治的具体地点在绳乡，《梓潼县志》(1999年版)已翔实地考证了绳乡在今梓潼县城北的连枝坝，有历史文物为证，否定了《华阳国志》的注解中说的在今广汉之北之说。汉高祖分蜀郡北部为广汉郡，当然是要把郡治设在广汉郡的腹心之地，而雒城(今广汉市)与成都相距不到百里，在这里设郡治布局显然不合理。从西汉初至东汉前期广汉郡治一直在今梓潼连枝坝，东汉后期，羌民大起义，公元115年攻陷阴平、汉中、巴西、广汉等地，广汉郡治才迁到涪县城(即今绵阳市)，东汉王朝与羌民起义军在川西北形成长期拉锯战的态势，再后来才不得不又迁到雒城(即今广汉市)。汉代的广汉太守绝大部分时间驻在梓潼、涪县，只有少部分时间驻雒城。李白将唐代的绵州刺史(当时管辖梓潼县)称之为广汉太守是情理中事。“刘文”将李白说的广汉太守换成汉州刺史，并说他到非管辖地的青城山去荐举人才也合理，举出了李邕、苏颋、韩荆州等都有资格举荐李白，其实这是两码事。广汉太守去他的辖区举荐本郡人才，是他应尽职责，执行诏书。而后者是李白前去干谒，请求他们推荐自己。总之，从“广汉太守……诣庐亲睹”这件事只能证明岷山之阳指江油匡山。
(2)青城山在唐代是很有名的道教圣地，唐玄宗还下诏书保护道教在青城山的权益。《新唐书·地理志》把青城山与岷山、峨眉山、鹤鸣山并列为剑南四大名山。如果李白确曾隐居于青城山，他可以直呼其名，何须转一个弯称之为“岷山之阳”？倒是因为匡山在当时还无多大名气，于是就抬出一个赫赫有名的岷山来。
(3)匡山有确凿的大量的李白遗迹可寻。李贽说：“李白生时无所容入，死而百余年，慕而争者无时而已……死之处亦荣，生之处亦荣，流之处亦荣，囚之处亦荣。”(《焚书》卷五)因匡山是李白读书处，故引来了无数人的瞻仰凭吊。五代杜光庭曾在江油住过一段时间，写了《窦圌山记》，窦圌山与匡山遥遥相对，他望见匡山，怀念李白，写了：“山中犹有读书台，风扫晴岚画障开。华月冰壶依旧在，青莲居士几时来？”据现存的北宋宣和年间立的《谪仙祠堂记》碑可知，在立此碑之前早就有了谪仙祠，后经历代重建扩建，至清代时规模已经相当大了，共有九个院落，龙安知府还在此地设了匡山书院。历代诗人墨客在匡山留下了大量诗文，在《绵州志》、《龙安府志》、《江油县志》、《彰明县志》以及历代保留至今的匡山碑刻上俯拾皆是，仅《江油县志》上就有37首，其内容都是怀念李白。如明代进士戴仁《匡山》诗云：“青莲居士读书堂，万古山名重大匡。故宅已非唐土地，残碑犹有宋文章。蝉鸣远树宫袍烂，蜂酿寒泉斗酒香。白发萧萧归未得，空余猿鸣怨凄凉。”又如郭文涓《游大匡山读书台》：“词客西游访谪仙，风流遗像俨依然。调高和寡真堪恸，大才难容更可怜。”从宋代以来的碑刻、地方志上，已经确认江油大匡山是李白的隐居处。
反观青城山，找不到一处李白隐居读书的遗迹，李白遗留下来的上千首诗，无一首是咏青城山的，历代诗人墨客游过青城山的，写过不少的诗，仅《青城山志》(王文才撰)上收集的就有88首，其中无一首提到李白。杜甫上青城游览，写了好几首诗，无一句提到李白。若李白真的在青城隐居过，杜甫一定会去瞻仰挚友的故居，写诗怀念，然而没有，这只能证明李白未隐居过青城。杜光庭的《读书台》也不是写的青城山，《青城山志》专门作了考辨：“按旧志误题陆游《读书台》诗，不见于《剑南稿》中，实是杜光庭作，见《全唐诗》卷八五四，诗云：‘犹有读书台’，‘依旧在’，乃言‘青莲居士’之故台，非光庭之台甚明。诗亦不言台在青城，蜀中传为李白读书处所在，非只一地，更不得附会李白遗址于此山。”刘友竹先生在《青城山志·画目》中找到一句话：“李蕃，成都人，工画……翻天王二壁于青莲院”，说“此宋代道观中之青莲院，当为纪念李白而建修”，李白号青莲居士，但青莲与李白不能画等号。青莲在佛书中比譬眼目，也借指僧寺，李白诗中有“怡然青莲宫，永愿恣游眺”(《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李白自己诗中的青莲宫绝不是纪念他的。宋之问《宿云门寺》：“夤缘绿筱岸，遂得青莲宫。”宋之问写此诗时，李白还没出名，因此不能一见到青莲院或宫就说纪念李白。
二、《别匡山》、《不见》是李白隐居匡山的确证
北宁熙宁元年(1068)立在大匡山上的《敕赐中和大明寺住持记》碑，记载了该寺的历史，谈到了李白在山上读书的情况及《别匡山》诗。碑文如下：
太白旧山，大明古寺，靠戴天之山……地连兽目，名茶雅载于陆经，往来多好鸟珍兽，下生台兮略无悚惕……挂薜萝之老桧参天，泻瀑布之寒泓浴日，□□□唐而兴建，鱼鼓喧阗，迄我宋而茸修，钟梵响，仅五百载星霜□□历七八代焚点住持，古碑□□□□昔贞观中，始祖师法云，不知姓氏，号长眉僧骇智，识以孤高□□□，卜基创止宅，此乔林跨谷凭危界成梵苑，颋当时之德望，为护法之宗师，□□□□□岁之后，唐第七主玄宗朝，翰林学士李白字太白，少为当县小吏，后止此山，读书于乔松滴翠之平有十载□□□□□诏銮殿殊荣，脱白衣而入翰林，草檄蕃而喧紫禁。厥初，有题是寺诗云：“晓峰如画参差碧，藤影摇风拂槛垂。野径来多将犬伴，人间归晚带樵随。看云客依啼猿树，洗钵僧临失□□□□□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丁丑中(977)内翰太原公禹称尝有谪仙序曰：“观谪仙之容，态秀恣清，融融春露，晓濯金茎。谪仙之奇，才俊气清，泠泠碧江，下寝秋石。”……中和三年(883)癸卯僖皇在蜀，邑人何宗敏诣阙进状，称当寺有观音泉，江流不断，迦叶盖足以长存……敕赐中和大明寺额……大宋乾德六年戊辰(968)十二月三日释迦大像放光庆喜……戊申熙宁改元，渐及纵之岁又铸蒲牢一架，创立璇琰一厅……时熙宁元祀龙集戊申(1068)十月十日立谨记。
此碑文乃研究匡山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很清楚地记载了匡山创建寺庙的时间是唐贞观年间，创建者是长眉僧骇智，唐玄宗开元年间，李白上山读书，唐末中和年间逃到四川的僖宗“敕赐中和大明寺额”，北宋时又经几次扩建，至立碑时上距寺庙创建已有五百年历史了。
“刘文”说：“这里有一个明显的破绽：大明寺乃在唐僖宗中和年间敕赐兴建，早在120年前就已经去世的李白怎么会到寺里来题诗呢？”很可能是刘先生没有读过“住持碑”的全文，如果读过碑文，决不会提出这种质疑。碑文上明明写着建寺在唐太宗时，而李白在该寺读书是唐玄宗时，有何破绽？怎么能把僖宗题寺额看成该寺兴建之时呢？《别匡山》是否为李白所写？碑文中也说得很清楚。先叙述李白少年当小吏，再谈上山读书，再说李白入翰林，草和蕃书，然后说：“厥初有题是寺诗云。”厥者，其也，是个代词，指代谁呢？当然是指李白告别匡山，出蜀之初。绝非刘先生理解的“先前就有了这首诗”，试问“先前”又是谁题这首诗呢？难道寺内的和尚能题得这首有远大政治抱负的诗吗？刘先生给这首诗安了一个题目：《题敕赐中和大明寺》，这就有些题不对文了，诗中毫未谈到皇帝赐寺名的事，而且赐寺名是在唐末，距兴建该寺已二百多年了，怎么会是“厥初”呢？
在大匡山上还有一块北宋碑，也很明确地指出是李白题《别匡山》。北宋宣和五年癸卯(1123)彰明知县立了《谪仙祠堂记》，正面叙述了匡山的历史：
敕建大匡山李太白祠堂记。彰明县之西北数十里，群山巍峨，孤峰秀拔，盖不减岷峨气象意其英灵秀行，□气蟠郁于此，考之《图经》，详之地志，实曰匡山，而唐谪仙祠堂在焉，其然乎，其不然乎？杜甫所谓匡山读书处岂其是耶？或谓谪仙实李唐宗室，以罪徙西域，后遁还，生于巴西。……初观绵州刺史高□记之于前，县令杨遂记之于后崔令钦之文泛论其出处，□□杨天惠作石刻于县廨之西厅，盖必得其详矣……在彰明之旧第，其迹显然，历历可考，则匡山之遗迹，能信之可也。山旧有读书台，其侧有僧寺曰大明寺，名存实亡，废久不治，宣和己亥之仲秋……命鸠材作屋四十椽，前□敞轩楹，中设□绘像，英灵似在，美哉，佳哉！吾乡盛事，庶几不泯也。
此碑背面碑文是：
晓峰如画参差碧，藤影摇风拂槛垂。□□来多将犬伴，人间归晚待樵随。看云客依啼猿树，洗钵僧临失鹭池。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观太白辞匡山时，咏此其感赋何为哉！今但有空山故迹令人想叹。僧道寂将结亭大桧下，刻诗于石，遂宁杨世芳为之书，简池刘伯熊跋。癸卯孟夏。
此碑是李白读书于匡山的明证，也肯定了李白离山时写了《别匡山》。
“刘文”说：“李白生平不喜作七律，而这首七律问题颇多……格调平庸，不类太白手笔。”李白平生不喜作七律，并不等于没有作过七律，现存的一千多首李白诗中有十几首七律。李白学诗还是从律诗入手的，据《彰明逸事》云：“时太白齿方少，英气溢发，诸为诗文，微类宫中行乐词体。今邑人所藏百篇，大抵皆格律也。虽颇体弱，然短羽褵褷，已有凤刍态。”李白的青少年时期正是“沈宋”体律诗流行之时，他不能不受当时文风的影响，因而少作“大体皆格律也”。这首《别匡山》是七律，恰好证明是李白早期作品。这首诗格调绝非平庸，而是气势非凡。诗的前几句给我们展现了一幅雄奇而幽美的匡山美景，从中透露出诗人对匡山的一片深情，但匡山虽美，却无心留恋，因为诗人已下决心把自己的文才武艺奉献给伟大的时代。“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表现了李白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强烈的献身热忱，与《上安州裴长史书》所说的“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的思想情感是完全一致的，李白的一生既酷爱大自然，又充满政治热情，这首诗恰好表现了这种性格，可以说不是李白就写不出这首诗。若要从这首诗个别地方挑剔一点平仄对仗不工来否定它是李白的作品，不过是舍本逐末。何况个别字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一些差异也不足为奇，如“刘文”说诗中有“两个晚字犯复”，按北宋《谪仙祠堂记》碑为“晓峰如画参差碧……人间归晚待樵随”，从早晨写到黄昏，没有两晚字犯复的问题。
“刘文”说《全唐诗》、《李太白文集》均未收，李调元、史炳没有说李白有咏匡山的诗，因此《别匡山》非李白作品。如果说前人没有发现的就不允许后人再发现，那么历史就不会前进，学术也不会发展了。前人没有将《别匡山》收入李白诗集，今天我们发现并证明了确为李白作品，为李白集增添新的内容，又有何不可！安旗、薛天纬先生编的《李诗咀华》不是把《别匡山》列为该书的第一首吗？其实《别匡山》诗宋人早就发现了，王象之撰写，李调元补记的《蜀碑记补》卷六就指出：“匡山碑，镌李白出山诗。”后来的《四川通志》也提到了李白的出山诗。总之，《别匡山》绝对是李白所作，也是他隐居于匡山的确证。
杜甫的《不见》也是李白隐居读书于匡山的证据。诗中云：“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这个匡山究竟在哪里，历来有所争议。“刘文”引了一些否认匡山在江油的说法，其实主张匡山在江油的还大有人在。早在宋代的《绵州图经》、《能改斋漫录》、《彰明逸事》、《方舆胜览》、《蜀碑补记》、《九家集注杜诗》等书都认为匡山在蜀，非匡庐。其后，明代的杨慎、曹学佺，清代的杨伦，现代的郭沫若、肖涤非、安旗、郁贤浩、邓魁英、徐放……诸位先生都认定杜诗中的匡山在蜀，他们都有精辟的论证。“刘文”中说仇兆鳌认为匡山指庐山，那是误解，查《杜诗详注》卷一○，仇兆鳌在《不见》下注云：“此怀李白而作也，敏捷千篇，见才可怜，飘零纵酒，见狂可哀，归老匡山，盖悯其放逐而望其生还，始终是哀怜意……太白蜀人，而公亦在蜀，故云归来。《丹铅录》谓指彰明县南之匡山，若以为匡庐，太白非九江人，何得言归来乎！”这段话明明是仇兆鳌本人的意思。为了诸说并存，又在其后的“附考”中引用了洪迈《客斋三笔》转引的吴曾《能改斋漫录》，杜田《杜诗补遗》等的看法：“匡山在蜀，非庐山也。”最后才列了黄鹤的看法：匡山指庐山。我们怎能把黄鹤的看法强加在仇兆鳌的头上呢？“刘文”还引用了姚宽《西溪丛语》：“杜诗云：‘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李太白青州人，多游匡庐，故谓之匡山。《绵州图经》云： ‘戴天山在县北五十里，有大明寺，开元中李白读书于此寺，又名大康山，即杜甫所谓康山读书处也。’恐《图经》之妄。”“刘文”接着说：“姚宽本意在指出《绵州图经》是胡说八道。”其实这明明是姚宽见解谬误，他相信了《旧唐书》的说法，认李白为青州(山东境)人，在这一错误前提下否定《绵州图经》，岂不谬哉！
“刘文”据杜诗钱谦益和仇兆鳌注本中的“好一云始”，把“头白好归来”改为“头白始归来”，又说杜甫写《不见》是“他此次(上元元年)重上庐山，杜甫是知道的”。因此才说“‘匡山读书处，头白始归来’，即李白已经回到匡(庐)山了”。这么一改把《不见》弄得面目全非了，直接违背了诗人本意。《不见》的注明明写着“近无李白消息”，怎么能说杜甫知道李白重返庐山呢？此时杜甫正在李白故乡，希望李白“叶落归根”，回到故乡来与之见面，乃人之常情。“刘文”硬说“李白这时不想归蜀”，“他怎么会产生要李白归蜀的不情之请呢？”“刘文”中列举的李白不想归蜀的理由是：(1)长流夜郎遇赦后未回故里；(2)“西蜀士大夫阶层”“皆欲杀”李白，杜甫不会“贸然敦劝李白回到危机四伏的故乡来”。此两点理由都站不住脚。李白遇赦东下距杜甫写《不见》已经三年多了，初遇赦时他的政治雄心尚未泯灭，在《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中云：“今年敕放巫山阳，蛟龙笔翰生辉光。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欲论文章。”他未回故乡，而去江夏一带，是想得到韦良宰等人的推荐，得到皇帝的重用，施展他的政治抱负，与他的“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的思想情感是一致的。这不能说他不留恋故乡。李白思蜀、颂蜀之诗有三十余首，在他去世前一二年，贫病交加，穷愁潦倒，自感报国无门时，对故乡的思念就更为强烈，他在宝应元年暮春写的《宣城见杜鹃花》：“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其思乡之情何等强烈！如果当时他的健康情况和经济条件允许的话，肯定他会回故乡来的，这首诗与杜甫的“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可以说是心心相印。再说“世人皆欲杀”也不能理解为“西蜀士大夫想杀李白”，“世人”明明是指长着世俗的势利眼之人，这种人在李白晚年流浪处又何尝没有？而李白故乡的人民却是和杜甫的心情一样，欢迎李白回乡安度晚年。远离尘世干扰的清幽的匡山，绝非“危机四伏”的险地。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庐山志》并没有将“匡山读书处”争到庐山，而是客观地说：“杜子美诗云：‘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此言匡山乃彰明之大匡山，非浔阳庐江郡之匡庐山……杜公之诗或祝其生于斯者归于斯，又或以己之客望客之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