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年间盐亭县令郭尔建撰《东关书院记》云：“金鸡场诸君子……合资修建书院，其址即唐贤赵蕤别业也。”在盐亭金鸡场嫘祖山嫘祖宫有赵蕤撰写的《嫘祖圣地碑》，其中说：“学优则仕，于我如浮云，高卧长平，抚琴弄鹤，漱石枕流，乐在其中矣！”其后有“赵蕤谨题，大唐开元二□□年二月”。
在盐亭永泰乡三岔村发现清道光十三年修的《赵氏族谱》，追溯先祖始于万定、黄金。下夹注：赵芬、赵蕤属万定宗支，“芬公居北宕渠郡，即今盐亭县治；蕤公居县南二十里赵村”。赵村亦称赵家坝，在今盐亭县两河镇，潼江在此流过，与杨天惠说的“潼江赵蕤”相符合。
综合以上史料可知，赵蕤是梓州盐亭县两河乡人，在金鸡场(今盐亭南部)置有别业，可见家庭比较富裕。后来隐居在梓州(今三台县)长平山安昌岩。赵蕤正是在这里写了《长短经》，李白也是在这里拜赵蕤为师，从学岁余。赵蕤是典型的隐士，虽有渊博的学问而不愿为官，几次征召不赴，乐意过“抚琴弄鹤、漱石枕流”的隐居生活。
赵蕤的生卒年不详，从他写作《长短经》和为《关朗易传》作注来看，应当生于武则天执政时期，去世于“安史之乱”平定后，年龄应在八十左右。赵蕤在《长短经·三国权》云：“自隋开皇十年庚戌岁灭陈，至今开元四年丙辰岁凡一百二十六年。”可见开元四年(716)正是写《长短经》时。李白拜赵蕤为师应是开元七年初，“从学岁余，去游成都”是开元八年春夏之交，这时苏颋入川作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李白前去拜谒。苏颋在《荐西蜀人才疏》中，提到“赵蕤术数，李白文章”。此后唐玄宗下诏征辟赵蕤做官，赵蕤不就，故有“征君”之称。李白与赵蕤师友情谊很深，出蜀后曾写《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表达了深切的思念之情，这大约是开元十五年秋。赵蕤撰写的《螺祖圣地》碑，后署时间是“大唐开元二□□年二月”，“二”字后缺两字，肯定不是开元二年，而是二十几年，这时赵蕤住盐亭东关别业。赵蕤在完成《长短经》后又开始研究《易经》，为《关朗易传》作注，他在《注》序中云：“蕤非圣人，五十安知天命，然从事于《易》。虽乱离中未曾释卷。”这段话应解读为，五十岁时还勤奋研读《易》，开始为《关朗易传》作注，一直到离乱中——安史之乱，他仍然坚持《易经》研究。梓州一带发生战乱是“安史之乱”后期，公元761年4月，东川节度使兼梓州刺史段子璋发动叛乱，攻打绵州、遂州等地，战祸波及川西北。赵蕤此时应当是年近八旬了。有学者将《关朗易传》注序解读为作注时为五十岁，时值“安史之乱”，那么作《长短经》时才几岁，因而推论，为《关朗易传》作注的是另外一人，这是对“注序”的误解。再说《关朗易传》注的基本观点是“一必有二”，与充满辩证法的《长短经》的观点一致，应当是出于一人之手。
二、赵蕤对李白的深远影响
李白拜赵蕤为师是十七八岁时，正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以及创作风格定型之时，定型后不容易有大的改变。因此赵蕤对李白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而且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赵蕤对李白人生理想和生活道路的影响
赵蕤是一个“高卧长平”，视富贵如浮云的隐士，但并非脱离现实、漠视民间疾苦的世外超人，而是一个关心国家命运，关注现实社会的进步思想家。从《长短经》就可以看出他忧国忧民的一片赤诚之心，在书中的自序说：“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非欲矫世夸俗，希声慕名。”他写这本书就是为了探讨治国济民的道理，使国家根基得到巩固，社稷长治久安。在书中展现了从上古以来至隋几千年历史，尽情地讴歌了为国家富强，为民众造福，品德高尚的足智多谋的杰出人物。在《品目篇》中，集中歌颂了一批俊杰，“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谓清节延陵，晏婴是也；建法立志，强国富人，是谓法孚，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其德足以率一国，其治法足以正乡邑，其术足以权事宜，是谓器能，子产、西门豹是也；……能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胆力绝众，材略过人，是谓骁雄，白起、韩信是也。”《长短经》中还多次称颂傅说、屈原、鲁仲连、诸葛亮、谢安等杰出人物。这对于李白确立人生理想，起了决定性作用，李白把这些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作为崇拜的偶像，学习的楷模，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品德高尚，为苍生社稷建功立业的人。他曾自述其宏伟的理想：“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在他的诗中，多次以管仲、诸葛亮、鲁仲连、谢安等人自况，如：“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读诸葛武侯传书怀》)；“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吾亦淡荡人，拂衣可同调”(《古风》其十)；“尝高谢太傅，携妓东山门……暂因苍生起，谈笑安黎元。余亦爱此人，丹霄冀飞翻”(《书情赠蔡舍人雄》)；“余亦南阳子，时为《梁父吟》，愿一佐明主，功成还自林”(《留别王司马嵩》)。尽管李白有时也表达出想做隐士、当神仙的消极出世思想，但占主导地位的，贯穿一生的人生理想仍是积极奉献，建功立业。虽多次受挫折，仍然“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李白即使在冤狱之中，还在读《留侯传》，勉励前来探监的张秀才，在国家多事之秋，像张良那样建功立业。在流放途中他还想“何时入宣室，更问洛阳才”(《放后遇恩不沾》)，希望能像贾谊那样，流放后还能被皇帝征召。
流放遇赦之后，贫病交加，年过花甲，但报国热情未减，“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头”，希望得到韦良宰的引荐，“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当他听说李光弼出征，立即去投军，“恨无左车略，多愧鲁连生。拂剑照严霜，雕戈鬘胡缨。愿雪会稽耻，将期报恩荣”(《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李白在临终前一年，还是以李左车、鲁仲连等英雄人物为榜样，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建功立业之心终生不渝。
李白为国建功立业的积极入世的人生观的树立，除受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鼓舞外，还受到赵蕤的命运观的影响。《长短经》在《命运》篇中，以唯物的观点论述了人不应当消极地靠天，听任命运的摆布。命运是由人事决定的，君子应自强不息，修身立德，争取好的命运。他说：“《传》曰：‘祸福无门，唯人自招’，谓立事以应休咎，故曰人事。”意思是说怎样为人处世，就会有怎样的命运，所以说命运在于人为。他还引证了《易经》及荀子、墨子、尉缭子、司马迁等人的话，作出了“吉凶祸福在于人”的结论。“言兴亡，长短必于德矣……命也者，天之授也，德也者，命之本也……若德循于曩，则命之于今，然则今之命，皆曩之德也。明夫命之在德，则吉凶祸福不由天也，命之于今则贤圣鬼神不能迁也。故君子尽心焉，尽力焉，以邀命也，此运命之至矣。《易》曰：‘穷理尽性以致于命’此之谓也。”也就是说不靠上天，不靠鬼神，要自己修身立德，竭尽自己的力量和心智，去争取好的命运。李白树立以天下社稷为己任的人生理想，屡经挫折而初衷不改，正是他牢牢地记住了赵蕤的教导：“君子尽心焉，尽力焉，以邀命也。”
李白的生活道路也深受赵蕤的影响，在《长短经》中讲了许多历史上出身微贱的杰出人物，当他们的才华得到帝王赏识后，一步登天，成为宰辅，建立殊勋。如奴隶出身的傅说、百里奚，屠夫出身的姜太公等。在《七雄略》中，详细讲述了苏秦、张仪如何游说诸侯，取得信任，以布衣而卿相。在《钓情》中讲述了游说君主的技巧，列举了许多先秦的纵横之士，如何试探君主的好恶——“钓情”，达到游说成功、受到重用的目的。李白从《长短经》上学到的这些，使他不以自己出身寒微而自卑，决心走一条不同于一般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不参加科举考试，而是“遍干诸侯，历抵卿相”，结交群雄，显示才华，最终得到皇帝的赏识和重用。他“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在《鞠歌行》中说：“听曲知宁戚，夷吾因小妻，秦穆五羊皮，买死百里奚。洗拂青云上，当时贱如泥。朝歌鼓刀手，虎变蟠溪中，一举钓六合，遂荒营丘中，平生渭水曲，谁识此老翁。”他所歌颂的人物都是小人物，逢时虎变，一步登天，成为匡扶社稷的重臣。李白正是以他们作为自己生活道路的样板。
2.赵蕤的学术思想对李白的影响
巴蜀文化在学术思想方面的显著特点是不拘泥于正统思想，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赵蕤在学术思想方面也体现了这一特点。《长短经》对先秦诸子如儒、道、法、墨、兵、农、名、杂、阴阳、纵横等家的学说以及汉晋以来司马迁、班固、荀悦、范晔等史学家的观点，都在引用，以“一必有二”的观点加以评论。可以说是兼容并包，他并不偏爱某一家，而是超脱于各家之上，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反对拘泥于一家，否定另一家。他在《适变》篇中说：“治天下者，有王霸焉，有黄老焉，有孔墨焉，有申商焉，此其所以异也。虽经纬殊制，救弊不同，然康济群生，皆有以矣！今议者或引长代之法，诘救弊之言，或引帝王之风，讥霸者之政，不论时变，而务以饰说，故是非之论纷然作矣。言伪而辩，顺非而泽，此罪人也，故君子禁之。”接着他在《正论》篇中，引用了《汉书·艺文志》对儒、道、墨、法、阴阳、纵横、杂、农等八家的长处与弊端的评论，然后他说：“数子之言，当世失得，皆悉究矣。然多谬通方之训，好申一隅之说。贵清净者，以席上为腐议，束名实者，以柱下为诞辞，或推前王之风，可行于当年，有引救弊之规，宜流于长世，稽之笃论，将为弊矣。由此言之，故知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不失其时，其道光明，非至精者孰能通于变哉！”赵蕤认为各家学说都有长处和短处，不能一概肯定或否定，应当全面研究各派学说，根据现实情况变通取舍。
赵蕤博采众家之长，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对李白影响是很深的。李白少年时，在父亲教导下，博览群书，“五岁读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在拜赵蕤为师后，读了《长短经》这部奇书，又进一步打开了眼界，不是束缚在正统的儒家思想中，也不是完全沉迷在某一个宗教中，而是对各家各派学说都进行了研究，对佛教、道教都感兴趣，与三教九流的人都有交往，形成了李白兼收并蓄的开放型的思想体系。
3.赵蕤的政治思想对李白的影响
赵蕤的政治思想博采众家之长，针对“时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1）以民为本。《孟子·尽心下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吕氏春秋·贵公》有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万民之主，不阿一人。”秦始皇建立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后，皇帝拥有无上权威，天下臣民绝对服从君主，天下财富归皇帝一家私有。西汉董仲舒改造发展儒学，纳入法家、阴阳家观点，鼓吹“君权神授”、“三纲五常”，君尊臣卑成了天经地义。赵蕤继承先秦诸子的优秀思想遗产，否定君权神授，反对君主把天下作为自己的私产，坚持以民为本的主张，认为只有为民造福的人，才有资格当君主。他说：“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养奉其欲也，为天下之人强掩弱，诈欺愚，故立天子以齐一之，谓一人之明不能偏照海内，故立三公九卿以辅翼之，为绝国殊俗不得被泽，故立诸侯以教诲之。”(《惧戒》)帝王并非上天所派，而是社会需要而立，天子并非万能，而需君臣辅佐。《长短经》中反复讲：“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他还说：“取天下若逐野兽，得之而天下皆有分肉。若同舟而济，皆同其利，舟败，皆同其害，然则皆有启之，无有闭之者矣。……与天下同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惧戒》)赵蕤的思想较之荀子更为进步，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民关系还是压迫与被压迫关系，压迫过度，人民就要反抗。而赵蕤把君民看成共坐一条船上的旅客，共在一起打猎的伴伙，没有什么尊卑贵贱，而是利害相同、休戚与共的平等关系。天下之利不能君主独占，而是天下之人共享，君主要能统治天下，就要使天下人民都得到利益。“治国有常，而利人为本”，“政之所行，在顺人心，政之所废，在逆人心”(《政体》)。若危害百姓，必遭百姓唾弃，“君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易姓改代，天命无常”(《惧戒》)。以民为本，重民、利民思想在《长短经》表达得十分鲜明、充分。
（2）选贤任能。历史上凡是进步思想家都主张尚贤，如墨子就提倡“尚贤”，赵蕤进一步发挥了尚贤思想，特别强调选贤任能的重要性，在《长短经》的第一卷就讲的君主如何使用人才，识别人才。他说：“料才任能，治世之要”，“君以能用人为能”，“得人则兴，失士则崩”(《论士》)。他总结秦至隋兴亡的历史教训，指出“大抵得之者，皆因得贤豪，为人兴利除弊，其失之也，莫不因任用群小，奢汰无度”(《霸图》)。赵蕤认为要做到任贤，必须有一个贤明的君主，“非贤者莫能用贤”(《量才》)。君主要能得到贤者的辅佐，首先要尊重贤才，把贤才当做师友。“上主以师为佐，中主以友为佐，下主以吏为佐，危亡之主以隶为佐”(《量才》)。也就是说，明主把人才尊重为老师，昏君只能使用奴才。赵蕤一再强调贤明的君主要礼贤下士，他引用《战国策》的故事：“齐宣王见颜触曰：‘触前。’触亦曰：‘王前。’议曰：‘夫触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触为慕势，不若使王为趋士。’宣王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者贵乎？’对曰：‘昔秦攻齐，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言之，生王之头，曾不如死士之陇。’宣王竟师之。”(《论士》)赵蕤对君臣关系的论述显然突破了“君为臣纲”的正统观念。他认为君臣只是分工不同，责任不同，而不是尊卑不同。君主首先要尊重贤才，才能得到贤才的辅佐。在《傲礼》篇，专门讲了古人以傲为礼，侯生对信陵君，王生对张释之，汲黯对卫青故意傲慢，而对方能礼贤下士，尊重人才。以此说明君臣之间，大官与小官之间，官与平民之间，人格是平等的，不应当有森严的尊卑等级。人才得到尊重，各种人才的长处得以发挥，天下才能治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