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彦芳（Tang Yanfang，音译）的《认知或情感经验：中西文学传统中的阅读理论及实践》（“Cognition or Affective Experienc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ading i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raditions”），主要讨论中西文学传统中的阅读理论及实践。在谈及阅读目的时，该文认为诗歌是情感的自发表现，读者的注意力在阅读时应该尽量和作者的思想感情一致。这是对作者体现在文本中的情感的复活，也就是所谓的“体情”。比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把阅读看作一种逆流而上的过程，读者应当随着诗歌产生的过程反向而行。刘勰清晰地说明了阅读的目的，就是重塑作者创作诗歌时的情感体验。尽管由于时间的流逝，这一点并不容易达到，但只要读者潜心于文本，沿波讨源，最终总会披文入情，觇文见心。在谈及中国文本的本质时，作者又借用刘勰在《隐秀》中所表达的观点，说明中国文本的省略性和意象性。中国文论注重含蓄，追求言外之意，因此以分析和抽象为主要方式的“搬运式”阅读极不适合中国文本。后来，该文作者又在一篇名为《语言，真相和文学阐释的跨文化研究》（“Language, Truth, and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A CrossCultural Examination”）做文章中再次引用《文心雕龙》。文章认为，中西关于语言的哲学讨论主要以两个问题为中心：语言的不足性和隐喻性。西方哲学家主要考虑语言符号的隐喻性，认为语言符号往往承载了过多的语义，因此对阅读造成障碍。中国传统学者则更注重语言文字的不足性。作者认为，刘勰在《神思》中就偏重讨论了创作时语言相对神思的不足之处。此外，刘勰将“隐”的特点融合在诗歌创作中，也表现了他对语言缺陷的认识。
总的来说，和《文心雕龙》相关的英语论文数量还是很多的，此处择要摘录了一些对《文心雕龙》内容有所讨论的文章，其他引用《文心雕龙》的文章数量过于庞杂，恕不一一列出。
$第三节 以《文心雕龙》为题的英文学位论文
正如学者黄念然所言，《文心雕龙》可谓中国古代文论中最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但是资料显示根据“中国学位论文数据库”，国内目前以《文心雕龙》或刘勰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并不多。相比之下，英语世界对《文心雕龙》感兴趣者比比皆是，除了专著与论文之外，不少博士生选择《文心雕龙》作为他们的博士论文题目。
笔者通过对北美大学及区域图书馆的搜索，共查到 6篇博士论文，包括华盛顿大学唐纳德?亚瑟?吉布斯（Donald Arthur Gibbs）1970年的《〈文心雕龙〉中的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 in the Wenhsin tiaolung”）、斯坦福大学邵耀成（Paul Yougshing，音译）1981年的《文论家、批评家和修辞学家刘勰》、华盛顿大学彼德?怀（Peter B. Way）1990年的《亚里士多德〈诗学〉和刘勰〈文心雕龙〉中的经典主义》、普渡大学赵和平（Zhao Heping，音译）1990年的《〈文心雕龙〉——中国古代书写话语中的修辞学著作》、俄亥俄大学李敏儒1996年的《中国古典文学观：刘勰“文心”理论》、多伦多大学马劲松（Ma Jingsong，音译）2005年的《文是心与道的交融——从〈文心雕龙〉前五章看文的基础和起源》。除此之外，费维廉1976年在威斯康星大学（曼迪逊）作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文论和现代西方文论的形式主题：模仿，互文性，形象化和前景化》虽然并非以《文心雕龙》为标题，但《文心雕龙》实是作者重点讨论的对象。相信其他涉及《文心雕龙》研究的论文还不在少数，因资料有限，无法一一举出。
以上所列举的博士论文研究范围集中、深入，往往能提出一些很值得《文心雕龙》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吉布斯是最早以《文心雕龙》为题作博士论文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刘勰的文学观是建立在特定时期的文学史观基础之上的，而其理论构成则是首当其冲的问题。吉布斯以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理论为基础，对《文心雕龙》各部分进行了仔细的思考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刘勰的理论基础基本上可以归纳为艾布拉姆斯所说的以作者为主导的表现型理论（expressive）。刘勰所处的六朝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东汉王朝的土崩瓦解使原来附属于伦理和政治的文学逐渐独立出来，文学的标准慢慢从实用型（pragmatic）向表现型转变。刘勰处于变化之交，审视往来作者和作品，表现出对经典的推崇。不过，他从经典的种种价值中所取的却主要是文学表现方面的标准。在吉布斯看来，刘勰不仅认为自己的文学观与经典相合，而且根本就是源于终极的“自然之道”，由此建立起一种“内—外”相映的模式。因此，外在的文学表达和内心的情志之间的联系是忠实的、自然的。这也显示出表现型理论的思想特征。同时，吉布斯还指出，刘勰理论中也涉及其他几方面的理论，比如客观型（objective）和实用型（pragmatic），但均附属于表现型理论。吉布斯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使《文心雕龙》这部中国古典作品与世界文学理论接轨，他引用了西人一些相应的看法来印证《文心雕龙》中一些有争议的术语，比如用托尔斯泰和朗吉努斯来对比“风骨”等，对绍介我国文化传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如他引用的艾布拉姆斯的话，这是一种将中国文学理论和欧洲文学理论放到“同一个话语平面”（a single plane of discourse）的尝试。
如果吉布斯的尝试仅仅是为了实现中西文学理论的交流，他的论文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而且，吉布斯的论文中也有大量《文心雕龙》篇章的翻译，有助于西方读者对该文本的理解和接受。但是，如果吉布斯的论文是有意体现艾布拉姆斯“四要素原则”的普适性，这一尝试莫若说是有些失败的。实现中西文论的对话固然必要，但是对话的最好平台未必就是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原则。艾氏的理论是在对欧洲文学思想史的梳理之后归纳出来的。他本人也说，目前欧洲的文学思潮还没有超出四要素的范围，这说明他对自己的理论也持一定的保留态度。从时间上来说，四要素理论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和一定时期内趋势的预言，但并不排除新的文学思想出现在“四要素”之外。同样的，从空间上来说，四要素可能适用于欧洲的文学思潮流变，却并不见得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国传统思想理论另有一套独特的话语，和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诗学传统形容各异。因此，吉布斯硬把《文心雕龙》放在一个以西方文学思想体系为基础的平台上来和西方文学思想对话，实在勉为其难，他努力从《文心雕龙》中寻找艾布拉姆斯的影子，却削弱了《文心雕龙》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特点。
斯坦福大学的邵耀成十分关注刘勰的种种身份，从文论家、批评家、修辞家等角度来检视刘勰《文心雕龙》的特征。他指出，刘勰在创作中表现出双重人格：从公共身份来看，他是儒家传统的坚持者；可是在个人的内心深处，他又有重文饰的反儒家的一面。其他学者的研究中也有类似观点，比如宇文所安在《中国文学读本》中提到刘勰在“雕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心理。邵耀成认为《文心雕龙》的有机整体是在内容与形式的互动中形成的。他引用赫施（E. D. Hirsch）的话表示，文体研究是形式与内容的融合，但学习写作却意味着内容与文学形式的分离，因为学习写文章的技巧就是学习怎样以不同的方式更有效地表现内容。其论文中大量征引西方文献及理论：比如用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符号学方法来论刘勰关于字词章句的看法；以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的观点来比较刘勰关于“道”的概念；又如刘勰认为作者的天赋是创作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邵耀成则以华兹华斯和柯立芝等浪漫主义作家的论述来进行对比；刘勰论文体风格与作者性情的关系，邵耀成则以韦勒克（Rene Wellek）和沃伦（Austin Warren）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来进行阐释；刘勰细论写作技巧，邵耀成认为完全可以从赫施的“可读性”（readability）概念入手。虽然作者旁征博引，其西方批评理论的视野确实值得我们赞赏，也可能为传统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一定的参照，但他的做法使1500年前的刘勰字字句句压抑于不同时期西方理论的规范和牵制，彻底破坏了中国文论的有机性。从论文题目来看，作者本可以更好地从刘勰心理意识和身份认同的角度来探讨《文心雕龙》一书所表现的特征和问题，但是整篇论文从头到尾似乎都在搜罗西方的文学理论，而《文心雕龙》只是用来试验那些理论的可行性的。更为遗憾的是，尽管作者大量使用西方的文论，却并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基础，不断变换视角，整篇论文显得十分杂乱，给人的感觉是将《文心雕龙》拆得支离破碎，然后打上西方文论的补丁，不论西方学者还是中国本土的学者都不可能感到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