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德？怀的《亚里士多德〈诗学〉和刘勰〈文心雕龙〉中的经典主义》将《文心雕龙》和《诗学》进行比较，对二者所体现的“经典主义”进行了颇有见地的阐述。他将西方传统中的经典主义（classicism）、说教主义(didacticism)和浪漫主义(romanism)进行辨析，认为《诗学》和《文心雕龙》都体现了真正的经典主义。他指出，尽管中国文论和欧洲文论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但二者的历史背景、结构甚至影响都有几分相似，比如二者都重视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区别等。亚里士多德和刘勰分别提出了不少类似的问题，甚至连答案也如出一辙。将刘勰和亚里士多德进行比较，不仅能看出二者的不同着重点，更表明两种理论在涉及文学本质问题时有着共同的基础。彼德？怀认为，通过这样的比较，人们可以看清各种文学传统中哪些问题是必然的、共同的，哪些问题是偶然的、随历史文化传统的变化而相异的。
虽然《诗学》和《文心雕龙》所探讨的问题各有侧重，一些本来并不明显的理论却在二者的比较之中得到揭示。将西方的刘勰与亚里士多德进行比较，彼德？怀并不是第一人，但以经典主义作为二者的交叉点进行系统的阐述，这却是第一次。他将刘勰与亚里士多德相提并论，不仅向世界表明中国早在两千年前就已产生成熟、有体系的文论，而且明确了《文心雕龙》在世界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但是，作者过于追求刘勰与亚里士多德的共同点，有时候不免忽略了《文心雕龙》的一些独有特点，如《文心雕龙》的宇宙观、儒释道思想的融合等。在讲述所处时代背景和对后世的影响时，彼德？怀也有意淡化二者的区别。
赵和平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待《文心雕龙》。他提出，过去学者对《文心雕龙》的性质有种种看法，比如把它当作史论、批评论、创作论、美学著作等，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过去种种说法往往从《文心雕龙》的某一部分出发，未免有些以偏概全。他认为，将《文心雕龙》看作一本修辞学著作，最能全面体现《文心雕龙》的种种特点。赵和平所说的“修辞”（rhetoric），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修辞，包括构思（inventio）、布局（dispositio）、风格（elocutio）、记忆（memoria）和表达（pronunciatio）等要素。许多现代文论家认为修辞学与文学之间不必有清晰的界限，赵和平引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文学理论是修辞学的延伸，修辞学可能是“形式最古老的‘文学批评’……”。伊格尔顿认为，修辞研究是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而组织话语的方式，不论是口述还是书写，不论是诗歌、哲学、小说还是史传，总之，它关注的是一切广泛的社会实践，且对演练此类实践的形式有着特别兴趣。赵和平指出，如果按照伊格尔顿的定义来看，《文心雕龙》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修辞学著作，因为其内容涉及当时一切写作的艺术、结构、组成等，阐述不同作者采用不同写作方法产生的效果，并将各种形式的写作都纳入其考虑范围，这与伊格尔顿的定义是十分相合的。赵和平认为一些中国（包括华裔）学者对“修辞”的理解太过狭隘，比如施友忠用“rhetoric”翻译“文采”、“文辞”等，意义大多与装饰、修饰、语言外饰等相当，可见他对rhetoric的理解局限于修辞五要素中的风格辞说（elocutio）。事实上，中国辞、采的含义更接近elocutio，也许正因为这一原因，日本人在翻译elocutio时便采用了“修辞”这一术语。
其实，rhetoric一词只有在表示传统的修辞学时，才有更广泛的含义，在现代英语的应用中，rhetoric常常只表示文辞的修饰，因此，施友忠的翻译大致是没有错的。但是，正如赵和平所注意的，西方的“修辞学”起源于古希腊演说传统，涵盖的内容更广，而中国并没有和西方“修辞学”相对应的概念。赵和平用西方传统修辞学来概括刘勰《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将一些以往不太被人注意的问题纳入考虑范围，给关注《文心雕龙》的学者带来新风。例如，他对《文心雕龙》的类型学部分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突出了刘勰文类理论的重要性，便有些新意。不过，修辞论在实际应用中仍不免有疏漏之处，比如无法包容《文心雕龙》关于文学史等方面的内容，还可能会削弱《文心雕龙》本体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赵和平所讲的内容其实和国内学者所谈的“文学理论”并无太大出入，只不过引入了西方传统修辞学的概念，给《文心雕龙》研究者展现了另一种视角。
李敏儒的论文试图以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来阐释《文心雕龙》的文学体系。一些学者如吉布斯、刘若愚等借用西方的文学理论体系来解释刘勰的文学理论，李敏儒认为是不全面的，也是不适合中国古代文论特点的。他采用了叶维廉提出的文化历史模子，围绕“文心”这一中心概念来整合《文心雕龙》理论体系，指出《文心雕龙》的理论框架同样可以从宇宙（自然）、社会、审美三个层次来解释。通过与西方流行的文学理论进行比较，李敏儒指出刘勰的观点是和中国文化传统紧密相关的。天人合一的理念、文史哲合一的看法以及释道儒思想的融合都在《文心雕龙》中有所体现。李敏儒特别指出“文心”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他认为《文心雕龙》整本书的核心就在于“文心”。“文心”不仅是作者之心，更是圣人之心、天地之心，乃至道心。文心将作者、读者、作品和世界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互动的整体。李敏儒意识到西方的“体系”概念并不适用中国文论，看似散乱的中国文论其实另有一套超出结构形式的内在的体系。
马劲松以《文心雕龙》前五章为研究对象，对万物之道、儒家经典和佛教思想在刘勰理论中的交汇进行研究。他认为，刘勰所谓“文之枢纽”在道、经、文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首先，刘勰试图将自然之道确立为文学本体论的基础；其次，刘勰将经典看作文学类型的直接来源及文学创作的最好模式；最后，他认为当时注重辞藻的文学特点以及作者的想象思维、情感表达方式等是受纬书和楚辞影响而形成的。他指出，《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为刘勰文学体系的建立制定了基本法则和外部框架，这套体系包含了文学本体论基础、文学起源、“纯文学”特点及文学变革的潜力等内容。作者和罗宗强的看法一样，认为刘勰创作《文心雕龙》的目的是为了创建理想的文学模式，因此，文学模式才是《文心雕龙》的理论核心。在《文心雕龙》中体现了自然本质与法则的统一、缘情与载道的统一，以及丽辞与雅意的统一。马劲松认为刘勰不但解释了自己心中理想的文学模式，还对实现理想模式的途径进行了探讨。马劲松的论文选取《文心雕龙》前五章为文本，进行实证分析，旨在厘清《文心雕龙》文本的原意。正如他所说的，各种版本的校注使读者面对《文心雕龙》有些不知所措，而翻译更使一些内容与刘勰的本意背道而驰，因此有必要一字一句地弄清楚《文心雕龙》的含义。他指出，自己不会“刻意地应用现代的或西方的概念来定义或评价刘勰的理论，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现代文论话语应用到《文心雕龙》中并不合适……刘勰的理论毕竟局限于他的时代”。
费维廉的《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文论理论中的形式主题》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文心雕龙》所做的研究，却将《文心雕龙》作为最重要的研究文本之一。费维廉指出，《文心雕龙》融合了公元5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学思想，并对后世文学理论中的形式主题产生影响，因此很有讨论的价值。费维廉试图从模仿（mimesis）、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修辞性(figurativeness)和前景化(foregrounding)等四个形式主题出发，探讨它们各自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现，并实现中国古代文论与现代西方文论之间的比较。他指出，不少学者试图以当代文学理论来靠近中国诗歌，但是如果诗歌批评理论是以某一文化背景中特定诗歌作品为基础而发展形成的，那么完全从西方（现代）文论的角度来诠释中国古代诗歌将有所偏颇。从表面上看，这些形式主题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现和现代西方文论十分相似，但是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论有自身的特点，这是和中国传统诗歌固有特质相关的。要想充分地诠释中国诗歌，最好既要有现代西方文论所要求的细致研究，又不能脱离诗歌原有的本土特色。费维廉认为，从中国文论和中国诗歌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看出，如果要建立一种能概括中国诗歌在内的一切文学的总体文学理论，可能不得不用“系统分类学”（systematics）的方法，然而真正能阐释中国诗歌的办法必然落足于其文化和文学背景。
除了这些博士论文以外，还有一些硕士论文也将目光放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之上。比如，夏威夷大学的霍普？威太克（Hope Whitaker）1967年的硕士论文《宗炳〈山水画序〉与刘勰〈文心雕龙〉比较》，认为刘勰的《文心雕龙》和宗炳《山水画序》分别以浪漫主义的方法来探讨文学和艺术，因此对二者进行比较，特别是对《神思》篇和《山水画序》进行比较，试图找出二者在特定历史背景中的发展和演变。又如戈登（Erwin Esiah Gordon）1945年的硕士论文《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理想模式》，以曹丕《论文》、刘勰《文心雕龙》及萧统《文选》为主线，探讨早期中国文学批评中文学的理想概念，第三章对《文心雕龙》的历史背景、当时的文学状况、《文心雕龙》的主要内容以及《原道》篇所体现的文学思想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这是英语世界最早涉及《文心雕龙》的学术研究之一。
$第四节 其他关于《文心雕龙》的文献
除了种种专著、论文之外，还有一些文献值得注意，它们对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是各种中国文学作品选、文论作品选等工具书中往往收录《文心雕龙》的介绍或选译。比如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编的《印第安纳中国古典文学手册》。这些工具书中虽然只有对《文心雕龙》的普及性介绍，对该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却很有作用。另一种是一些课堂讲义，通常对刘勰的身世和《文心雕龙》的主要内容有较系统的介绍，有些讲义颇能反映学者本人对《文心雕龙》的一些见解和认识。
另外，一些学者专门编写了《文心雕龙》参考书目，为研究《文心雕龙》提供了方便之门。比如甘乃文（J. Cavanaugh）编写的《〈文心雕龙〉书目》的字样，故该书目可能为上课用的，搜集了1968年以前《文心雕龙》的主要研究成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文心雕龙》各个版本的情况作了梳理，并对各种注疏作了介绍。虽然这本书目并没有正式出版，却给英语世界对《文心雕龙》感兴趣的学者、学生提供了津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