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混浑身舒坦。回家了，我说，将自己展开，交给一个陌生人，用她的手指安抚我孤独的身体是多么诗意的交易。孤独的时候，皮肤也需要一些安慰。
阿森瞪大眼睛有些不相信。我那么远地跑过来深圳，按摩一下又得坐几小时车回去，太犯傻，他不相信。他提议去前面不远处的一间书店逛逛。文艺青年，最爱去的地方就是书店。我说，要去你自己去，反正我要回家了。他问，为什么呢，你以前不是让我多去逛书店的吗？我说，那是以前，现在别说是看书，看到字多的纸我都想吐。
阿森还唠唠叨叨地说要去这里那里的时候，我拦下一辆的士，不让他上车，自己走了。刚上火车，我就睡着了，一直睡到终点站。几个月都不曾睡得这么踏实过了。睡醒的一刹那，幸福的感觉异常美妙。就冲这个把小时的酣睡，深圳之旅也算是物超所值了。在我身上，睡眠，美妙的睡眠，多么稀少。
在广州东站的时候，我又遇到山寨版芙蓉，她已经忘记前几天我与她之间那点小摩擦，还是像前几天笑着对我说：“大哥，跟你商量个事。你看，我们在这好几天了……”我比她笑得更灿烂，我说：“大姐，哥在这好几年了。”
还未回到家，我就开始打电话约人打球。接下来的几天，每天都死缠烂打地喊这个喊那个陪我去打球。这几天，我的球打得又狠又快，大家都说我喝狼血了。身体很疲劳，但再疲劳也比闲坐着忍受头痛的折磨好。
到了星期二下午，办公室管考勤的明姐打电话给我，说我虽然有医生的病假条，但还未办请假手续。我很意外，病得快死了，还得领导批准这病假条才能生效？明姐温柔，不计较我说话欠礼貌，心地跟我解释了一番单位的规章制度，末了还加了句：东东，姐讲了你可能不爱听，但有句话姐想跟你讲很久了，不要这么硬碰硬，适当的时候转个弯，抹个角，事情可能不至于那么僵。我问明姐为什么突然这么感慨，她犹豫了一下还是跟我讲了，领导好像要将我没上班这几天当成是旷工——虽然我有病假条，但假条未正式生效。
我与明姐交往不多，她能讲出这样的话，令我大感意外。说声谢谢，掐断了电话。
果然，星期三我回去办理请假手续时，武义这货拿这说事，说要扣我的工资。我望着他那张热衷于嫖娼的脸面无表情地说，随便吧，我口才再好也好不过你们班子，什么都是你们说了算。在说这个之前，武义再次征求我的意见，希望我尽快回去把《芒果警察》编完，公安局那边催得很紧了。我再次表明我的态度，我生病了，导致生病的原因是工资调整后，我的工资低到跟刚毕业的小记者和校对一个档次，我抑郁了。他终于让步了，说以稿费的形式补贴工资。我冷笑，表示自己不会上这个当。他这个花招已用过两次，等你干完活后，随便找个理由把原先说定的稿费标准一降再降，像打发叫化子似的给你一点补贴，之后你再找他理论，他说下次想办法调高点，下次却降得更低。别以为我在瞎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他要是讲信用，他就不叫武义了。
自从武义掌权后，老编辑都受不了，纷纷辞职走人，现在只剩下我这个傻蛋了。东北佬孙遥远，走的时候月收入不足二千，有什么活动还要他自己贴汽油费，将他的车当公车用。老孙做了十几年编辑，居然还要遭受同工不同酬，同人不同命的嘲讽，自然不干，找到一份年薪十五万的工作后当即拍拍屁股走人。中年人老孙老实得像傻瓜，毫无上进心，一心想在《芒果文艺》养老等退休，结果被武义这货迫得重出江湖。可笑的是，老孙走了半个月后，我们这边搞活动，那批武义新招的编辑，没一个有人脉，来问我，我说我一直没跟过那条线，武义只好打电话请老孙重新出山，答应事成之后给老孙丰厚的报酬。老孙倒是不在乎这点儿钱，只是不忍看着那群只知道相互拆台和巴结武义的可怜虫被武义折磨，又站出来张罗了一番。事情结束后，武义通知财务给老孙原来的工资卡打上一百元。有次喝酒，老孙讲起这事，一桌人差点没笑死。
我再次表态，要么调整我的工资，要不然我会一直病下去。我是一位工龄十年的老编辑，除了做编辑外，还坚持给报社、杂志写专栏，偶尔写点小说，接点画册设计、印刷，就算《芒果警察》这份正活不干了，也还挺忙的。更重要的是，老子不缺钱。
单位今年调整工资，我的工资级别变得跟校对一个档次，我去问武义是怎么一回事，武义张嘴就说：“如果不满意工资，你可以辞职。”我被噎得说不出话来，一连很多天茶饭不思，之后就得抑郁症了。
《芒果文艺》的主编武义，一句话，把我逼迫成了半个疯子，每天都遭受头痛的折磨。像张国荣这种功成名就的艺术家尚不堪抑郁症的折磨跳楼自杀，更何况我这种每天得为生活东奔西走的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