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
段渝
在古代中国的早期对外交通系统里，西南地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区域，这在《史记·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和《汉书》、《后汉书》里的《西南夷传》以及《魏略·西戎传》等文献中，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述。近世以来，中外学者对中国西南早期的对外交通问题颇有兴趣，不少名家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中国印度之交通》一文，论述中印之间有6条交通线，其中第六条是滇缅路。夏光南于1940年出版《中印缅道交通史》，对早期中印缅交通多有考证。方国瑜在1941年发表的《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中认为，“中印文化之最初交通，当由滇蜀道”。张星烺、冯承钧、丁山、岑仲勉、季羡林、饶宗颐、桑秀云、严耕望、杨宪益、陈炎等先生均对中缅印古代交通进行过研究。国外学者对古代中缅印交通问题向来十分关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的《交广印度两道考》可谓这一领域的名作。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B．Laufer），法国汉学家玉尔（Henry Yule）、沙畹（Chavannes），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等，先后对此有过专门研究。英国学者哈维的《缅甸史》、缅甸学者波巴信的《缅甸史》，亦对中缅印早期交通进行过阐述，英国学者霍尔的《东南亚史》对此也有涉及。但“诸家所引证的资料未必尽确，且有任意比附之嫌”，许多结论未获学术界认同。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提出古代从成都出发经云南至缅甸、印度和中亚、西亚的交通线亦即“南方丝绸之路”的概念和课题，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浓厚兴趣。但学者们多从《史记》等文献出发进行探讨，缺乏对中国西南古文化和古蜀文明的系统分析，尤其缺乏对中外古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综合研究，所以在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时代及其作用等问题上存在相当的歧见，不少学者仍然坚持南方丝绸之路开通于汉武帝时期的看法，而主张开通于先秦时期的学者或认为始于战国，或认为始于商周。由于中国西南的早期对外交通以古蜀为重心，因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必须从对中外古文献与西南考古尤其古蜀文明相结合的角度出发，才有可能获得新的认识，推进南方丝绸之路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古希腊罗马文献所载中国西南的早期对外交通
（一）关于赛里斯（Seres）的再研究
根据古代希腊罗马文献的记载，在东方极远的地方，有一地域叫Seres。大多数西方文献以Seres为中国的代称。中文一般根据其读音译为赛里斯，也有一些论著直接译为中国。
但是，Seres的内涵究竟是指什么？或它究竟是指中国的哪一地域？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向来存在争议，诸家说法不一。
不少学者认同法国汉学家亨利·玉尔（Henry Yule）所提出的对Seres的解释。玉尔认为：Seres、Serica二字，出于希腊罗马称中国绢缯的Sericon、Sericum，又由阿尔泰语讹传。中国的丝绢，早为西方欧洲社会所喜爱，自古经索格德拉（Sogodiana）、安息（Parthia）商人输往西方，为希腊罗马士女所珍爱，以致因缯绢而称呼其产地。Sin、Sinai系统的字，胚胎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秦帝国名称，后百余年随汉武帝远征匈奴而传至边远之地。他认为，Seres名称的起源，仅能上溯到公元前221年，但缯绢贸易的存在则可上溯到远古。另有一些学者认为Sin为蚕之译音。虽然，蚕字上古音为侵部从纽，读若Cin，与Cina读音相近。但是，Sin系统的字既然源出阿尔泰语，起源较晚，那么它与起源较早的梵语Cina系统就不具有同等的关系，应当是来源于梵语，其间关系恰好与中国丝绸从古蜀经印度西传的途径相一致。玉尔以为Seres名称为陆路西传，Cina名称为海路西传，其实并没有坚实可信的证据。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坚持认为Seres、Sin均出Cina，美国东方学家劳费尔（B.Laufer）亦赞同这一看。应当说，在这一点上，伯希和与劳费尔的看法是正确的。
至于赛里斯究竟是指整个中国，还是指古代中国的某个地域，这个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同样存在不同意见。一些学者认为赛里斯是指中国西北地区，而杨宪益先生则认为赛里斯是蜀的译音。杨宪益先生指认赛里斯为古代的蜀国，主要证据有两个：一是根据脱烈美《地志》所记载道里的方向和距离；二是认为“蜀国的‘蜀’本为织丝的蚕的原字，此亦与Seres产丝的西方记载相符”。
蜀，上古音为屋部禅纽，南方话无卷舌音，读为Su，它是古蜀人的自称，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人们则根据古蜀人善养蚕的特征，把Su的读音音译写作蜀。蜀，在甲骨文里为桑虫的象形字，如《说文》所释。此义正符合自称为Su的族群之经济特征，所以中原地区的人们即以蜀字来写定Su这个族群的名称。在殷墟甲骨文中的蜀字，从目、从虫类躯体，而不从虫，以目和虫体两个字会以蜀字。但在周原甲骨文里，蜀字则从目、从虫类躯体、从虫，以目、虫体和虫三个字会以蜀字。有学者以为殷周对蜀字的两种写法，是分别表示两个不同的蜀族。其实，两种蜀字完全是一样的，它们都表示同一个自称为Su的族群，这就是四川盆地的蜀。殷墟甲骨文中从目、从虫类躯体的蜀字，应当是省形字，即是省去了所从的虫，而周原甲骨文的蜀字则是完整写法。可见，蜀字的下半部从虫或不从虫，其含义完全是一样的，毫无二致。不论殷墟甲骨文还是周原甲骨文里的蜀字，都不与蚕字相同。蜀，即是《尔雅》释文所谓的“桑中蚕”，《诗经》毛传所谓的“桑虫”，即桑蚕，它是“蚕之类多”中的一种，只有这种桑蚕才能演化为家蚕，而其他种类的蚕均不能演化为家蚕。可见，以蚕字来代替蜀字是并不妥当的。
其实，虽然从内涵来看，Seres与Su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从字音上分析，Seres与Su，二字的字根不同。问题的关键在于，阿尔泰语的Seres来源于梵语的Cina，而梵语的Cina来源于丝绸的原产地地名成都，读若Sindu，而不是读若Su。
赛里斯（Seres）和后来产生的秦尼（Thinai）名称，都是公元前后西方人对中国的称呼。赛里斯（Seres）一名初见于公元前4世纪欧洲克尼德（Cnide）的克泰夏斯(Ctesias)关于远东有人居住地区珍异物的记载，秦尼（Thinai）一名初见于公元1世纪末亚历山大城某商人的《厄立特里亚航海记》，公元530年希腊教士科斯麻斯的《基督教世界风土记》，则称为Tzinitza及Tzinista，实与拉丁文出自一源。而据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戈岱司（GeorgeCades）的看法，西语里的秦尼扎（Tzinitza）或秦尼斯坦（Tzinista），“显然就是梵文Cinathana（震旦）的一种希腊文译法”。可见，不论是赛里斯（Seres）还是秦尼（Thinai），或是秦尼扎（Tzinitza）、秦尼斯坦（Tzinista），它们的语源都是支那（Cina），而支那就是成都的梵语译法。
公元1世纪末亚历山大城某商人的《厄立特里亚航海记》，是分析希腊时代关于东方地理知识的一份十分重要的文献。《厄立特里亚航海记》谈到，经过印度东海岸以后，向东行驶，到达位于恒河口以东的“金洲”后，再经过一些地区，到达赛里斯，一直到达一座名叫秦尼（Thinai）的内陆大城市的地方，该地通过两条不同的道路向印度出口生丝、丝线和丝绸。第一条道路经过大夏到达婆卢羯车（Barygaza，即今之布罗奇）大商业中心，另一条路沿恒河到达南印度。赛里斯国与印度之间居住着称为贝萨特人（Besatai）的野蛮人，他们每年都要流窜到赛里斯国首都与印度之间，随身携带大量的芦苇，芦苇可用来制作香叶（肉桂），这种东西也向印度出口。据德国学者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研究，贝萨特人的位置是介于阿萨姆和四川之间，《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的编者戈岱司完全同意李希霍芬的看法。这一研究结论意味着，中印之间的交通线是从四川经云南和缅甸到达东印度、北印度、西北印度和中亚的。
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１卷记载了10世纪时阿拉伯人麦哈黑尔东游写的《游记》，其中说到中国的都城名为新达比尔（Sindabil）。玉尔分析说：“谓中国都城曰新达比尔（Sindabil），此名似阿拉伯人讹传之印度城名，如康达比尔（Kandabil）、山达伯尔（Sandabur）等，中国无如斯之城名也，其最近之音为成都府，马可波罗游记作新的府（Sindifu）,乃四川省之首府，五代时，为蜀国之都城。”这条材料十分重要。10世纪时的中国，最初7年是唐末，多半时间属于五代十国时期，960年以后是北宋，这些政权的首府和唐、宋都城名称的读音，除蜀之成都外，没有一座的发音接近Sindabil和Sindifu，可见当时阿拉伯人是用Sindabil这个名称来指称中国都城的。从语音上分析，不论Sindabil还是Sindifu的词根，都与古希腊语Sina、Seres的词根完全一样，均为sin，而Seres、Sin均源出古印度梵语Cina，其他音节都是词尾，可见Sindabil、Sindifu的语源是从Sina、Seres演变而来的，而Sina、Seres又是从Cina演变而来的。这种演变关系的原因在于，由于最初经印度传播到阿拉伯人手中的丝绸是成都生产的丝绸，而成都是蜀之都城，所以都城生产的丝绸这一概念在阿拉伯人心目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直到10世纪时还不但保留着成都（Sindabil）这一称呼，而且更用这个名称来指称阿拉伯人所认为的中国都城。玉尔说，阿拉伯人《麦哈黑尔游记》“谓中国都城曰新达比尔（Sindabil），此名似阿拉伯人讹传之印度城名”，恰好揭示出了丝绸产地成都（Sindabil）与丝绸中转地印度和丝绸到达地阿拉伯之间的历史和路线关系，这是很有意义的。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不论Seres（赛里斯）、Cina还是Sindifu所指的地域，其实都是中国西南古蜀之成都。如像此类因缺乏直接接触和交流而误解异国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史例相当不少，正如有的中国古文献把Sind（印度河）当作五天竺（五印度），而以条支指称阿拉伯，却不知那些地域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权变化已引起多次版图变化和名称变化的情况一样。
印度学者谭中指出，欧洲人称中亚为Serindia，这个词的Ser是Seres或Serica的缩写，意思是“丝国”，是古代欧洲人对中国的称呼，Serindia的意思是“中印”。这与人们把东南亚半岛称为“印度支那”（Indochina）如出一辙。Serindia和Indochina这两个概念，是指中印文明相互交流、相互激荡的大舞台。欧洲人到了Serindia和Indochina（中亚和东南亚半岛），就有中亚文明相互交叉影响的感觉，所以这样取名。而印度人自己的“印度”名称，来源于Sindhu这个名称，Sind是河流的名称，即是印度河，Sindhu一地现在位于巴基斯坦，是著名的印度河文明的发祥地。根据这个认识来看，Seres这个名称，显然是与Sindhu（Sindhu，在波斯人那里讹变为Hindu，传入希腊后，希腊人又讹变为Indus，此即India名称的由来）这个名称一道，从印度西传到中亚地区的，欧洲人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知道Cina这个名称，而且把梵语的Cina一词，按照欧洲人的语言，音转成了西语的Seres。由此看来，Seres名称和Sindhu名称同传中亚，应该是从今印度经由巴基斯坦西传的。张骞所说蜀人商贾在身毒进行贸易活动，身毒即是Sindhu的汉语音译，指印度西北部印度河流域地区。可以知道，从中国西南到印度，再从印度经巴基斯坦至中亚阿富汗，由此再西去伊朗和西亚地中海，这条路线正是南方丝绸之路西线所途经的对外交通线。这与中国古文献《魏略·西戎传》所记载的蜀人商贾在“滇越”（今东印度阿萨姆）进行贸易活动、《史记·大宛列传》所记载的蜀人商贾在身毒（西北印度）进行贸易活动的路线是恰相一致的。
（二）关于赛里斯之长寿者的传说
在戈岱司所编辑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著录了公元前4世纪欧洲克尼德（Cnide）的克泰夏斯(Ctesias)关于远东有人居住地区珍异物的记载：“据传闻，赛里斯人和北印度人身材高大，甚至可以发现一些身高达十三肘尺（Coudee,法国古代长度单位，指从肘部到中指长，约等于半米——译者注）的人。他们可以寿逾二百岁。”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的引述与此稍异：“希罗多德（Herodotos）之后，记述东方之希腊人，有克泰夏斯(Ktesias)，据云为欧洲人士最先记述中国者。克氏之作，约在纪元前四百年（周安王时），谓赛里斯（Seres）人及北印度人身体高大，达十三骨尺（Cubits,每骨尺，由肘至中指之末端），寿命达二百岁。”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n,约前58－21之间）《地理书》XV，Ⅰ，34记载：“然而，有人声称赛里斯人比能活一百三十岁的穆西加尼人还要长寿。”《地理书》XV，Ⅰ，37还记载说：“人称赛里斯人可长寿，甚至超过二百岁。”克泰夏斯和斯特拉波的说法虽然不免荒诞，不过仔细考察分析，却有着几分中国古史传说的真实素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