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先秦秦汉史上，长期流传着关于长寿的传说，流传得最广泛的，要数有关彭祖长寿的传说。相传彭祖为殷守藏史、周柱下史，寿八百余岁，较早的记载盖为孔子所说“窃比于我老彭”，老彭即彭祖。屈原也说：“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汉晋间人对此亦颇多习知。先秦秦汉的史籍上有两个有关彭祖的记录，历史上曾把两个不同的彭祖混为一谈，以为是同一人，其实不然。考之史籍，不难知道这两个彭祖及其所在，其中一个是为孔子所提到的彭祖，以长寿闻名；而另一个彭祖，则不仅长寿，而且还以长于仙术闻名于世。关于彭祖仙术之迹，《庄子·刻意》明确记载道：“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从《庄子》所述来看，彭祖长寿之术应属当时所谓的“方仙道”方仙道之称，始见于《史记·封禅书》，但“依于鬼神之事”的，他与蜀人王乔的仙术，均以行气吐纳为特点，属于同一仙道派别。
据《国语·郑语》、《史记·楚世家》，彭祖为祝融陆终氏之子，又称“大彭”，“自尧时举用，历夏殷，封于大彭”。《汉书·地理志》以为：“彭城，古彭祖国。”地在今江苏省徐州市。但蜀中也有彭祖遗迹，《华阳国志·蜀志》于犍为郡武阳县（今四川彭山县）下记载：“郡治，有王乔、彭祖祠”，又载：“王桥(乔)升其北山，彭祖家其彭蒙。”彭蒙之蒙，与望音近相通，《续汉书·郡国志五》犍为郡武阳县下载有“彭望山”，刘昭注引《南中志》云：“县南二十里彭望山。”又引李膺《益州记》曰：“县……下有彭祖冢，上有彭祖祠。”《元和郡县志》卷三二亦载：“彭亡城亦曰平无城，彭祖家于此而死，故曰彭亡。”蜀地这个彭祖渊源有自，应与《尚书·牧誓》所载西土八国“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中的彭人有关，不必勉强去同陆终氏之后的大彭相比附。从三国时张鲁之子叫彭祖的情况看，西蜀有为子取名彭祖之习。再从仙人彭祖行迹看，他以“吹呴呼吸，吐故纳新”为特征，恰与其同乡仙人王乔相同，所以《庄子》所说的仙人彭祖，实为西蜀犍为郡武阳县的彭祖，而非东方彭城的彭祖。此彭祖与王乔并为一派，蒙文通先生考证其为南方之仙道，与燕、齐有殊，而吴、越的行气一派也是源于西蜀王乔、彭祖的。至于《华阳国志·序志》所说“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则混淆了东方的彭祖和西方的彭祖，而两个彭祖又是各有渊源的，正如三个王乔各不相同一样。
克泰夏斯和斯特拉波把长寿者和赛里斯联系在一起加以讲述，这显然是对于人物和人物所在地的描述。正如我们以上的分析，赛里斯是指蜀之成都，而赛里斯之长寿者则是指蜀人彭祖。可见，希腊罗马古文献关于赛里斯与长寿者的记载，虽然其中含有一些荒诞不经的成分，但其内核却并非捉风捕影之说。剔除那些荒诞成分，我们便可看到赛里斯和长寿者的故事与先秦秦汉的蜀地所具有的内在关系。由此可以知道，希腊罗马古文献关于赛里斯与长寿者的记载，来源于中国西南古蜀地区传说的流传，它们曲折地反映了古代蜀人传说的西传，应是古希腊作家根据他们在中亚和印度时的耳闻所进行的实录性记述，表明当时已有从中国西南至印度和中亚的交通存在。
克泰夏斯的生活时代是公元前4世纪，此时关于支那（Cina）的名称已经远播于印度。古蜀人经云南、缅甸进入印度，一条主要的通道是从今东印度阿萨姆经北印度进入西北印度（身毒），这正与克泰夏斯把Seres和北印度联系在一起的记述相吻合，也与古蜀丝绸西传印度的年代、地域和路线相吻合。应该说，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二、中国古文献所载西南地区的早期对外交通
贾谊《新书》卷九《修政语上》记载：“尧教化及雕题、蜀、越，抚交趾，身涉流沙，封独山，西见王母，训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及狗国与人身，而鸟面及焦侥。”其中几个地名和古国、古族名，颇与古蜀和西南地区的内外交通线有关。
独山，即蜀山，独字上古音屋部定纽，与渎字音同相通，《史记·封禅书》即作“渎山”，指岷山，即是蜀山狗国，先秦岷江上游有白狗羌，称为“阿巴白构”，为牦牛羌之笮都，即《史记·大宛列传》正义所说：“笮，白狗羌也。”笮都在战国至汉初渐次南迁至今四川汉源大渡河南北，汉武帝末叶以后逐渐南迁至雅砻江流域今四川凉山州西南部之盐源等地区。“人身鸟面”，似与古蜀三星堆青铜雕像的人面鸟身有一定关系。而狗国与人面鸟身相联系，则可能暗示着三星堆古蜀人与白狗羌在族群上的某种联系。
焦侥，或作僬侥，始见于《国语·鲁语》，其后，《史记》、《后汉书》、《山海经》、《列子》、《括地志》诸书中有所记载，说其人身高不过三尺。《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有小人名曰僬侥之国。”《海外南经》所记略同。《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括地志》云：“小人国在大秦南，人才三尺……即焦侥国。”方国瑜先生引证李长传《南洋史纲》说：“小黑人，后印度（中印半岛）之原住民，人种学家名曰小黑人，属尼格罗系（Negritos）。身躯短小，肤色黝黑，在有史以前，居住半岛，自他族徙入，遂见式微。”方先生认为，永昌徼外僬侥夷，当即古之小黑人，惟不详其地理。夏光南和波巴信认为焦侥可能就是缅甸的原始居民小黑人，即尼格黎多人。其实，就印度历史看，所谓小黑人，即是尼格罗种系的达罗毗荼人（Dravidian），他们是印度河文明时代的主要居民，在印度河文明衰亡后，当北方操雅利安语的印—欧人从欧亚草原进入印度北方时，达罗毗荼人迁移到恒河流域、印度南部和印度东北等地，今天在南印度西海岸的卡拉拉邦、东印度的曼尼普尔邦和库奇山区的安加米那人身上，还可以见到达罗毗荼人的体质特征。印度河文明衰亡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此后，达罗毗荼人从印度河流域逐步向东印度和南印度迁徙。这个时期，正是古蜀三星堆文明兴起并走向繁荣的时期，也是古蜀文明与印度文明接触交流的时期，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来源于印度洋的大量齿贝，古蜀的柳叶形青铜短剑形制，以及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巨量象牙，都出现在这个时期不是偶然的。李学勤先生曾在英国剑桥大学见到该校收藏的一片武丁卜甲，经不列颠博物院研究，龟的产地是在缅甸以南；YH127坑武丁卜甲碎片粘附的一些织物痕迹，经台湾学者检验是木棉。木棉即《华阳国志·南中志》、《蛮书》、《新唐书·骠国传》等所说的“帛迭”，也就是所谓橦华布，主要产于缅甸。这些文化因素的直接来源，颇与印度洋沿岸地区、东印度阿萨姆和上缅甸有关，它们之间的接触、交流和交通，应是通过这些地区进行的。这表明，中、缅、印之间的交通、交流和互动，不但在商代确已存在，而且缅、印地区的一些文化因素还通过古蜀地区输往中原。
古代东印度阿萨姆有一著名的迦摩缕波国，中国史籍记为盘越国，或滇越，滇越的东南即是上缅甸。公元前3世纪以前，上缅甸不曾存在任何国家，而印度早在阿育王时代（约前273－前232），孔雀王朝的势力已扩张到东印度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盘越国，一曰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盘越，《后汉书·西域传》误作“盘起”，《梁书》卷五四《中天竺传》作“盘越”，《南史》卷七八作“盘越”，《通志》亦作“盘越”。据沙畹研究，盘越地在东印度阿萨姆与上缅甸之间。据汶江先生研究，盘越即滇越，即东印度阿萨姆的迦摩缕波。《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昆明之属无君长……然闻其西可数千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直到汉魏，蜀人商贾仍在东印度进行经商活动。《大唐西域记》卷十《迦摩缕波国》记载：“迦摩缕波国，周万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人形卑小，容貌黧黑，语言少异中印度。”这里所说迦摩缕波国“人形卑小，容貌黧黑，语言少异中印度”，就是《魏略·西戎传》所说的“其人小与中国人等”，其实就是分布在东印度阿萨姆地区与雅利安人语言有异的达罗毗荼人，亦即所谓僬侥。从《华阳国志·南中志》和《后汉书·哀牢传》的记载来看，西南夷的空间范围包括了后来缅甸的许多地区，是直接毗邻于东印度阿萨姆地区的。《后汉书·陈禅传》记载说：“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掸国在今缅甸，时称西南夷。《后汉书·明帝纪》更是明确记载说：“西南夷哀牢、儋耳、僬侥、盘木、白狼、动黏诸种，前后慕义贡献。”直接把僬侥之地纳于西南夷地域范围。《大唐西域记》卷十《迦摩缕波国》还记载：“此国（按，指迦摩缕波）东，山阜连接，无大国都。壤接西南夷，故其人类蛮獠矣。详问土俗，可两月行，入蜀之西南之境。”这些记载十分清楚地说明，出蜀之西南境即西南夷，其境地是与东印度阿萨姆地区相连接的，这一线就是古蜀人出云南到东印度进行商业活动的线路。由此不难知道，古蜀三星堆文化和中国西南文化中出现的印度河文明的因素，其来源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由蜀商通过当时已从印度河流域东迁至阿萨姆的原印度河文明的创造者达罗毗荼人那里了解，并往来传递信息的。贾谊《新书·修政语》把西南夷狗国、三星堆人身鸟面与印度达罗毗荼僬侥相互联系，其真实文化内涵应是上古时代中国西南与印度地区的交通和交流。
考古资料说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印度北部、中国、东南亚的旧石器就具有某种共同特征，即所谓砍砸器之盛行。而后来在中、缅、印广泛分布的细石器说明，在新石器时代，中国西南与缅、印就有文化传播和互动关系。在印度东北的阿萨姆、梅加拉亚、那加兰、曼尼普尔、孟加拉国、比哈尔、奥里萨、乔达·那格浦尔等地，多处发现有肩石斧、长方形石斧、石锛、八字形石斧、长方形有孔石刀等，是中国云南考古中常见的形制。在东印度阿萨姆发现一种圭形石凿，刃部磨在两窄边，这在四川西南部凉山州西昌市等地区是常见之物。饶宗颐先生也认为印度地区所发现的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是沿陆路从中国进入东印度阿萨姆地区和沿海路进入盘福加（孟加拉国）的，印度河文明哈拉巴文化发现的束丝符号，与理塘和四川汉墓所见相同，据此可确认丝织品传至域外，而竹王的神话，则与西南夷的信仰同出一源。阿萨姆石器原料所用的翡翠，产在离中国云南边境仅150公里的缅甸猛拱地区，这个地区当属东汉永平十二年设置的永昌郡内外。阿萨姆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房屋建筑是干栏式，这同样是中国西南云南和四川常见的建筑形式，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就是典型的干栏式建筑。根据陈炎先生在《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中所引证的中外学术观点，印度以东缅甸的现住民，不是当地的原住土著民族。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在史前时期从中国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迁入，其中的孟—高棉语族是最先从云贵高原移居到缅甸的，这显然同有肩石器从中国西南云贵高原向缅印地区的次第分布所显示的族群移动有关。
《新书·修政语上》还提到“西见王母，训及大夏、渠搜”，西王母的所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之在中国的西方。近年有学者认为，“王母”是古印度语Uma通过古突厥语演变而来的，是印度神话中喜马拉雅山神之妻Uma的化身。葛剑雄先生认为，先秦至张骞通西域以前昆仑山、西王母所在的“西方”，实际上指的是西南，不仅包括今四川、云南，甚至包括境外的南亚次大陆和中亚，这确实是有道理的。大夏，即巴克特里亚（Bactria），地在今阿富汗。渠搜，最早见于《尚书·禹贡》，称西戎中有“渠搜”，《汉书·地理志》将“搜”改作“叟”。《汉书·武帝纪》诏云：“北伐渠搜，氐羌来服。”可知叟是从氐羌中分化出来的。叟人是古代氐羌的一支，也是今藏缅语族彝语支各族的一支先民，这不仅从现今四川凉山彝族传说他们的祖先原居北方，以及古侯和曲涅两支人在唐代从云南昭通渡江进入凉山的事实中得以说明，而且从在云南昭通发掘出的晋代霍承嗣墓葬的壁画中也可获得叟人与彝族关系的实证。该壁画绘有当时夷汉部曲的形象，其中的夷人即当地的叟人，他们的装束与现今凉山彝族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如披毡、赤足、椎结等等。晋时朱提郡（今云南昭通地区一带）和越西郡（今四川凉山一带）境内的叟人属于同一民族，习俗相同，形象相似，得以古今印证。贾谊既将僬侥与狗国和人面鸟身联系在一起，又将它们与西王母、大夏和渠搜联系在一起，意味着这些古国古族之间有着往来交流的关系，而这一联系交流和往返线路，恰恰是古蜀文明从岷江流域经西南夷之牦牛种白狗羌地区（即南方丝绸之路西线之牦牛道）至上缅甸再至东印度西行至阿富汗的南方丝绸之路交通线，这就是《史记·大宛列传》和《西南夷列传》中张骞所谓的蜀身毒道。《新书》关于这些古国古族交流往来的记载恐怕不是出于偶然，应是贾谊对西汉初年关于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传闻的记录。
据《后汉书·西南夷传·哀牢传》记载：“永初元年，（永昌）徼外僬侥种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东汉时僬侥进献封牛，所谓封牛，即牛脊梁凸起成峰的峰牛，这种牛的青铜雕像在云南大理地区的战国秦汉考古中有大量发现。峰牛产于印度，为中国所不产，云南大理考古发现的大量战国秦汉时期的峰牛青铜雕像，即与印度僬侥有关。这说明，中印之间通过中国西南地区进行的经济文化交流，早在先秦时期已经达到相当频繁的程度。东汉时，“永昌徼外夷”多次遣使从永昌（今云南保山）通过西南夷地区进入中原京师进献方物，其中除僬侥外，还有敦忍乙、掸国等。据学者考证，这些族群和古国多在今缅甸境内。夏光南认为敦忍乙即下缅甸的得楞族（孟族），方国瑜先生认为敦忍乙是“都卢”的对音，似在上缅甸的太公。掸国，学术界一般认为即是今缅甸境内的掸邦。《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掸国西南通大秦”，大秦即罗马帝国。从成都平原经云南出缅甸、印度，经巴基斯坦、阿富汗至西亚的安息（伊朗），再至地中海、罗马帝国，这正是南方丝绸之路西线的全部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