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权时代，三星堆与成都共同构成了蜀国的早期城市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王都三星堆是首位城市，居于中心和支配地位，发挥着神权政治中心的功能；成都是次级城市，居于从属地位，主要发挥工商业功能。
西周和春秋战国时代，蜀国又陆续形成了一批城市，它们和成都一起，构成了蜀国后期城市体系，城市网络覆盖了整个成都平原，并辐射到盆地周围山区。在这个巨大的城市网络体系中，成都作为首位城市，是蜀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以北的新都，起着联系川西平原北部的作用。陕南的南郑为北疆军事重镇，控扼着褒斜道，是出入中原的门户。成都以西的郫城，重在沟通成都平原工农业与川西北高原畜牧业的经济文化联系。成都以西的临邛，重在沟通成都平原与川西高原的经济文化交流。成都以南的南安，既是蜀盐的供应基地，又是成都平原农业经济、城市手工业经济同南中半农半牧经济进行交流的媒介。位于川西南山地的严道，有着军事和经济要镇的双重意义。
蜀国城市网络体系对蜀国及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组织、协调和推动作用。
在两河流域，诸城的形成有赖于对外贸易，城市的发展同样也有赖于对外贸易。在国际贸易线路的改变与城市、战争的目的、城市发展机遇等等方面，都显示出对外贸易的作用。
古代的自然环境变化远比现代巨大。自从公元前6000年美索不达米亚有了定居性居民后，两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多次大的改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河道的变化。航空调查和地面考古研究均表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在今巴格达附近曾一度合二为一。而后，一些河流进入冲积带。渐渐地，一些小河流干枯了。同时，现在的幼发拉底河的前身则取道冲积带的中部，而底格里斯河则向东慢慢地进入它现在的河床。河道的改变意味着贸易线的改变，而贸易线的改变又使得一座座城市兴衰起伏。原本在河边的早期贸易大城尼普尔，就因为幼发拉底河逐渐西移而处在两河之间，离开了贸易线，一座大型城市很快便被废弃。大洪水之后由苏美尔人建起的第一个城市埃利都，其城市几经废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海湾水位和河道的变化。埃利都位于幼发拉底河下游，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乌尔第三王朝的一个国王淑尔吉曾说他“非常关心位于海边的埃利都城”。“海边的埃利都城”是指埃利都可通过潮汐泻湖与海相接。那时，波斯湾的水位比现在高很多，埃利都成为美索不达米亚的一座海边港口城市，对外贸易地位十分显著。然而，幼发拉底河河道频繁改变，海湾水位起伏不定，贸易线随河道而改变，埃利都城也就时废时兴。
两河流域的城市因对外贸易而聚集财富。豪华的宫殿，巍峨的庙宇，富有的市民，引无数人发出贪婪眼神，启动掠夺之野心。平原上城与城之间企图压倒对方、争夺更大的贸易权；平原之外的山地民族更是虎视眈眈，一有机会便杀向平原诸城。掠夺是古代战争最主要的动力，但在美索不达米亚，那个拥有贸易权就拥有一切财富的地方，贸易权就成为更重要的战争动力和目的。两河流域并存着许多各自独立的城邦，城邦之间频繁进行战争。泥板文书告诉我们，第一个有雄心统一平原诸城的乌玛城君主路伽尔扎吉西曾短暂地征服了“起自下海（波斯湾）经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而抵上海（地中海）”的大片土地；阿卡德城创始者萨尔贡率军队目标直指河边诸城，将两河流域大部分城市纳入自己的控制，然后“洗兵器于海（波斯湾）”；萨尔贡之后的拉格什君主，“开辟了从上海到下海的商路”；乌尔第三王朝的建立者乌尔纳姆依靠军事力量，将自己的势力远达西方的叙利亚、西北方的小亚细亚和东方的埃蓝，“把自己的足从下海伸到了上海”；古巴比伦君主汉谟拉比南征北战，使巴比伦成为了东方、西方和北方商路的唯一主人；一代代的亚述王仗着用铁制兵器武装起来的军队，攻下了一个个贸易要城，打通了通往地中海的商路，让地中海的商业城市为自己纳贡……几乎每一场城与城的战争都是为了争夺贸易线、贸易点和贸易权。战争中，一些城市胜利了，一些城市失败了。胜利的城市取得了更好的贸易机会与权利，城市经济快速增长；失败的城市则相反，经济势力逐渐滑落。
对外贸易是城市发展最大的机遇。巴比伦的兴旺之旅就是一个最好的事例。谁能料到，那个曾经是世界贸易中心的巴比伦城会是美索不达米亚诸城的“后起之秀”呢？巴比伦不是美索不达米亚最早形成、兴起的城市，当乌鲁克、尼普尔、乌尔诸城的兴盛时期，巴比伦只不过是一个小城镇。当著名的阿卡德王萨尔贡下令刻石碑宣扬自己的伟大功绩时，巴比伦只是在一长串城市名录中夹杂着，好像是几个字母而已。但到了公元前1894年后，巴比伦已发展成为巴比伦王国的国都，世界最著名的贸易之都。巴比伦的发展首先得益于它有利的地理位置。当幼发拉底河最终确定河道后，巴比伦形成于河流岸边，并正当东西南北水路交通要道。巴比伦的兴盛也得益于其他重要贸易城市的一度沉沦。群雄逐鹿，战火纷飞，以乌尔第三王朝为代表的苏美尔城市战败、萧条，贸易口岸转向了新兴的巴比伦。巴比伦的繁荣还得益于它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汉谟拉比下令开凿了一条运河，将巴比伦与尼普尔、埃利都、乌尔、乌鲁克、伊新、拉尔萨等城市连接起来，促进了巴比伦的对外交通和贸易。当两河流域早期城市因阶级矛盾、城市战火而萎靡不振之时，巴比伦却在国际贸易线上一支独秀，风光无限。
由于美索不达米亚诸城的自然资源不能互补，城市经济完全依赖于对外贸易，城市的功能单一而且一致，造成了两河流域城市众多、地缘接近，却没能形成统一的、功能齐全的城市体系。
四、对外贸易对城市文明建设的作用比较
对外贸易促使美索不达米亚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推动了世界城市文明建设，这包括城市建设、城市政治制度、经济体系等方面。
美索不达米亚城市都有清楚的城市规划布局，都有豪华的宫殿区、神圣的宗教区和拥挤的商业区，分别为王族、祭司和商人百姓的生活区。出于贸易的需要，宫殿区、宗教区都设有专门的作坊，商业区更是作坊、商铺林立，促进了城市交通及其他建设，如城市中都修建了抹了沥青的下水道及生活引水工程。为了便于贸易，城市边都建有一至二个港口。从黎凡特、埃蓝等地进口的雪松、黑曜石等材料，建起了庞大的宫殿和寺庙；从埃及、印度等地来的金属片、宝石，成为宫殿和庙宇建筑的镶嵌物、装饰物，构成最早的、奇特的“马赛克”。
对外贸易的高度发达，有力地影响了城市政治经济制度的建设。对外贸易的自由性，国际交往的开放性，促进了城市政治体制的民主性建设。城邦之王没有绝对的权力，重大决策要召开类似市民大会的会议来决定，祭司对国王也具有很大的约束权力，城邦的权力系统是王权、神权和民权的混合统一。
城邦之王拥有对稀有资源的控制权。王权控制了绝大多数的金属、珠宝等稀有资源的进口，在宫殿区内开设作坊，加工金属器和珠宝，再出口销售，是维持自己的奢靡生活，维持军队等政权机器的重要方面。城市精神支柱祭司享有贸易特权，在寺庙区开设了大规模的作坊，招收手工业者，生产精美纺织品等商品出售。普通商人则无所不为，经营的大宗贸易主要有农作物、纺织品、陶器、木料、石料以及少量的金属器、珠宝贸易。由此形成了以王族、寺庙和私人为主要经济成分的城市经济，产品商品化程度较高。公元前2000年的泥板文书出现了“商人”一词，解释说：“特指庙宇里专门管理对外做生意的僧侣。”而为了对外贸易能够大规模、顺利地进行，白银已作为货币进入流通领域；巴比伦还出现了王室和神庙的商业代理人、零售商和高利贷者，从而也有了债务奴隶。泥板文书记载了乌尔城流传的谚语：“借贷易如爱情表白，还贷难如妇人分娩。”既展示了苏美尔人的聪明与幽默，又表明乌尔商贸业之盛。
贸易促进了文字、私有制、法律的产生和发展。从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大量印章、泥板文书向我们演绎了这一历史现象。标注物品所有权的私人印章、发明并使用60进位和10进位计算法、商贸谚语、商贸税率、数以千计的贸易契约，甚至在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典——《乌尔纳姆法典》和最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中，都有大量条文针对大规模的贸易经常出现各种纠纷而制定的。土地所有权从城市和寺庙拥有逐渐转为市民都可拥有，从只有男人才可拥有转为男女都可拥有。
广泛而持久的对外贸易造就了一大批商人，组成了城市中最有活力的、庞大的商人阶层。他们在创造城市经济繁荣的同时，也要求政治、社会地位，这有益于城市民主建设和经济建设。但他们缺乏国家利益人格的特性也对城市造成了危害。在商人阶层的要求下，国王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减税措施。公元前530年，当波斯人进攻新巴比伦时，经营商业高利贷的奴隶主和僧侣幻想着波斯帝国的广大市场，背叛了国家，为波斯人打开了一道道城门……
古蜀城市经济虽然对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不高，但对外贸易对城市文明建设仍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对外贸易促使城市建设更加自由化，城市布局突出商贸特色。古蜀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成都，古无城垣，这与它的功能体系是相适应的，是它作为一座早期的工商业城市的特点所决定的，与三星堆作为王都尤其是神权政治中心，需要建筑高大、坚固、永久性的城墙形成鲜明对比。成都城市布局为块状，以十二桥建筑为中心，沿古郫江故道分别向北面和西南面的弧形地带延伸分布，其分布范围达十多公里。这种城市布局显然有利于布设商业贸易网点，不利于战略防守，体现出成都城市经济特色及功能性质。
对外贸易促使城市文化上更加开放。商贾往来，商业贸易，直接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中原文化、楚文化、西亚文化、南亚文化都对古蜀文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种文化上的开放性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市政治制度向着世俗权力的方向发展。例如工商业城市成都，考古发现了许多大型建筑遗址，表明早期成都就有了强有力的世俗领袖，能够组织、指挥民众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在遗址中仅发现一座大型建筑与宗教有关，表明宗教力量在成都发挥作用很有限。对外贸易促进了古蜀城市经济、功能的不断完善。这主要是通过商业网络的扩大，从而为巨量的城市人口提供从生活必需品到艺术品以及奢侈品等商品及其交换场所和手段等来实现的，同时也是通过地区之间、不同类型的生产型经济之间商品集散地和贸易机构的形成来实现的。对外贸易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通过以上比较可知，对外贸易在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演进中起的作用是有差距的。对外贸易在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中的作用不仅十分重大，而且甚至超出了纯粹的经济意义，成为城市生死存亡的重要因素，渗入城市政治制度建设、文化发展领域；对外贸易在古蜀城市中却没有如此重大的意义，虽然青铜原料的贸易也具有相当强的战略意义，但总的来说，对外贸易只是古蜀城市经济的一个部分。
对外贸易在这两大文明地区城市中产生的不同作用的原因，是两大地区所处的不同地理环境、经济类型有别。美索不达米亚诸城处在国际贸易枢纽上，城市自然资源单一而且雷同，都是农业发达而其他资源缺乏，不能形成经济互补、功能较齐全的城市体系。于是，作为城市经济生命线的对外贸易当然会对城市的演进产生巨大的影响和作用；而古蜀由于资源丰富，城乡间、城市间功能、经济可以互补，形成了功能比较齐全的城市体系。城市经济对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低。当然，对外贸易对城市演进的影响和作用就相对较小。但不能否认或轻视对外贸易对古蜀城市演进的作用，古蜀城市有着发达的对外贸易，因贸易而产生的物质、文化交流对古蜀城市演进、蜀文化的演进都具有明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