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遗址在房屋建筑、瓮棺葬、陶器刻符、圜底钵、尖底瓶陶器等考古学文化特征上均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相同，随着2008年剑川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时粟米的发现，有力地说明了云南洱海地区、金沙江中游地区及滇西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古氐羌族有较多的关系。“滇西和滇西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显然与我国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齐家文化有关。特别是通过西藏昌都卡若遗址的发掘，看得愈加明显”。
西藏的新石器文化主要有三种类型：以藏东河谷区卡若遗址为代表的卡若文化，以雅鲁藏布江流域拉萨曲贡村遗址为代表的曲贡文化和主要分布于藏北高原以细小打制石器为特征的藏北细石器文化。其中的卡若文化是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西藏原始文化遗存之一。卡若遗址1977年和1979年的两次发掘，共发掘面积1800平方米，发现房屋遗址28座，出土打制石器6000多件、磨制石器511件、细石器366件、骨器400多件、陶片两万多件，还发掘出了大量粟类农作物和动物骨骼。根据碳14测定，出土文物分三期，早期的绝对年代在距今5300-5100年间；中期在5000-4800年间；晚期在4500-4300年间，各期之间有间隔，说明其上的居民不是连续居住，而是经过多次迁徙，前后延续时间达1000余年。
以卡若遗址为代表的卡若文化虽然具有较浓厚的地方特点，但是，它与同时代黄河流域文化和稍晚的云南滇西、滇西北等地原始文化的渊源关系更值得关注。从打制石器的形状、磨制石器的类型、平底陶器、出土粟米和房屋建筑等的文化特质上看，以卡若遗址为代表的卡若文化与黄河流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卡若文化早期阶段受黄河流域氐羌系统原始文化影响较深，甚至有可能有一部分氐羌系统的民族群体迁移到这里，后来与当地土著民族融合”。
综上所述，新石器时期滇西、滇西北地区的原始文化通过西藏东部与黄河流域之间有一条民族迁徙和文化传播的通道，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新石器古道”，而有的则称其为“西部游牧走廊”。
三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滇西北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属同一风格、同一文化”的古代岩画，这批岩画被定名为“金沙江岩画”。在长约100公里、宽约60公里的范围内，集中分布有岩画五十一处，而且还不断有新的发现。岩画分布于香格里拉、丽江、宁蒗等县的金沙江两岸，大多绘画于岩洞或岩厦的石壁上。岩画的技法主要有彩绘和凿刻两种，彩绘岩画颜料以赤铁矿为多，有一部分可能使用了动物血。凿刻岩画推测用尖硬的石头在岩面上凿刻而成。彩绘岩画95%以上的图像都是野生动物，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野牛，其次是鹿、野羊、猴、虎、人物及一些抽象的图案和符号，其中人物形象很少。凿刻岩画为抽象的人物和图案，风格和内容与贺兰山岩画极为相似。金沙江岩画绝大多数绘画在离水源较近、向阳采光好、前方较为开阔的岩洞或岩厦上，有几处崖画点的下方还发现有灰烬层、陶片、磨制石器等文化遗存，有的灰烬层厚达1米多。虽然目前对岩画与这些史前文化遗存之间的关系还没有作进一步的发掘研究，但是两者间某种内在的联系是应予以高度重视的。有的研究者推测岩画为人类穴居时代的作品，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原始艺术已有4000年左右的历史。云南省考古研究所艺术考古专家杨天佑认为：这些岩画与法国等西欧发现的岩画相似，可能是迄今中国境内发现年代较早的岩画之一。所以，将金沙江岩画的年代确定为新石器时代是站得住脚的。
2009年，迪庆州文物管理所在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与西藏自治区芒康县相邻的羊拉乡的金沙江边发现了一处古岩画点。岩画使用敲凿法和磨刻法，在一块2.1平方米的黄色砂岩上刻有12只盘羊、鹿等动物，其图像风格和技法与贺兰山岩画如出一辙。
西藏地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发现岩画以来，迄今共发现古代岩画地点近六十处。已发现的西藏岩画绝大部分分布在藏北地区，零星分布在藏南河谷地带，而藏东只发现了两个点。西藏岩画90%以上的图像都是动物，在所有动物中，出现数量最多的是牦牛，其次是鹿、羊、马、鹰、狗。西藏岩画的制作手法分为凿刻类岩画和涂绘类岩画两种。据专家研究与实验测定，西藏最早的岩画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为青藏高原早期金属时期的文化遗存。
由于西藏岩画在描绘内容、表现手法等方面与金沙江岩画有诸多的相似性，同时，金沙江岩画和西藏岩画所反映的题材都是猎牧文化，所以，“西藏岩画兼有北方系统和南方系统的特色”。而有些学者直接就把金沙江岩画纳入到“青藏高原岩画系统”，在这里可以看出：在青藏高原与滇西北高原，以至于两地与西北之间在远古时期已经存在一条“岩画走廊”，这条走廊上的民族群体甚至可能与欧洲的远古文化有着某种联系。
四
进入青铜时代，藏东和滇西北高山纵谷地区最有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是石棺葬。石棺葬的分布，从总体来看是以横断山区中心向四面展开，向四周辐射到滇、藏、川、青均有石棺葬。这些石棺墓的年代为“春秋战国一直到两汉晚期”。
据初步调查，石棺墓葬是滇西北地区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古代文化遗存，目前已知的石棺墓葬点有上百处数千座。20世纪70年代以来，云南省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滇西北澜沧江、金沙江流域的德钦石底、永芝、纳古，香格里拉克乡、奔东、比虾、禹崩、车轴、虎跳峡、江边，丽江茨可、红岩、石鼓、大具、长水等地共发掘清理石棺墓葬一百余座，出土了一批青铜器、陶器、石器、骨器、贝饰等遗物。青铜器有：剑、刀、镦、斧、匕、杯、镯、圆形饰牌、鹿头和马头杖头饰等。青铜器中的山叉格兵器类较为复杂，有较多的外来文化因素，其中曲茎剑、双圆饼剑首剑和刀背呈弧形的铜削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特点，而螺旋纹柄三叉格剑和铜柄铁剑与滇西青铜文化的同类器相似。陶器主要有陶罐和陶纺轮，陶罐“多有宽耳连于口沿，从单耳到三耳，即所谓的‘安福拉’式”。石器只见柳叶形和锥形两种箭镞。大鋬耳陶罐和柳叶形石镞在戈登新石器遗址中多有发现。
“总的说来，（滇西北）青铜文化是在本地新石器文化基础与发展起来的一种土著文化”。同时“这批石棺墓和云南青铜文化关系是密切的……但它和西北地区远古文化的关系更值得注意”。另外，在对这些石棺文化进行研究时发现了藏族原始苯教流传于滇西北地区的迹象，这无疑为纳西族东巴教与藏族苯教的渊源关系找到了根据。
近年来，在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及藏东峡谷区发现了大量的石棺葬遗存。这些石棺墓葬主要分布在藏东昌都的芒康、贡觉及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的林芝、乃东、拉萨、朗县、加查等县，共计二十多处，两千余座墓葬，考古界称其为“吐蕃石棺墓”。其上限可追溯自吐蕃王朝以前，下限则延至吐蕃王朝时期，即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7—8世纪期间。吐蕃石棺墓中出土的器物有磨制石器、陶器、骨器、铜器和铁器等。
“吐蕃石棺墓中的主要器物，如大双耳罐、单耳罐、乳丁纹陶罐、三叉青铜剑等，有可能来自滇西，受滇西青铜文化的影响”。“相皮类型以及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石棺葬’中最具特色的陶罐口部俯视呈‘尖核桃形’或椭圆形是从寺洼文化的双耳罐中的‘马鞍形’口沿发展而来的”。由此可见，吐蕃石棺墓与横断山脉地区的石棺墓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首先，二者在文化特征上具有较大的相似之处；其次，吐蕃石棺墓在年代上晚于横断山区，所以，吐蕃石棺墓葬式，有很大可能是由横断山脉地区传入。这条石棺葬文化传播路线被称为“石棺葬走廊”。
五
滇、藏、川大三角地区史前相对稳定和寂静的历史进程在青铜时代被完全打破了，这一时期各民族的迁徙和交往异常活跃，众多部落和族群沿着自旧石器时代业已形成的“古道”和“走廊”，“北下”、“南上”，“东进”、“西出”，在这里与当地的土著先民汇聚、融合后更加频繁的移动。至此这条历经千万年沧桑和数不清先民们踩踏而成的古道迎来了它最重要的一个转型期，在公元7世纪中叶随着吐蕃势力的南下，茶马古道的兴起便水到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