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史籍记载，中国南方地区历来产象。《国语·楚语上》记载说道：“巴浦之犀、牦、兕、象，其可尽乎？”《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道：“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山海经·中山经》也说：“岷山，江水出焉……其兽多犀、象，多夔牛。”《诗经·鲁颂·泮水》记载说：“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左传》定公四年、僖公十三年，也提到楚地有“象齿”。《尚书·禹贡》则称荆州和扬州贡“（象）齿”。这些文献记载的产象之地，多为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唯“巴浦”与“岷山”，有的学者以为是指巴蜀地区，故认为古巴蜀产象。巴浦在何处呢·《国语·楚语上》“巴浦之犀、牦、兕、象，其可尽乎？”句下韦昭注云：“今象出徼外，其三兽则荆、交有焉。巴浦，地名。或曰：巴，巴郡。浦，合浦。”巴浦，应如韦昭自己的解释，是一个地名，而不是巴郡与合浦的连称。巴郡地在嘉陵江以东地区，合浦地在今广西南部沿北部湾的合浦县东北，两地相隔万里，何以能够连称！况且，《国语》此言出自楚灵王之口，时当公元前529年，为春秋中叶。可是巴郡之设，时当秦灭巴以后，为战国晚期，而合浦之纳于汉家版图，是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可见，巴浦不是指巴郡和合浦郡。而且韦昭自己也明言“今象出徼外”，分明不是言巴郡产象，当然更不是指蜀地产象。联系到《尚书·禹贡》荆、扬二州产象齿的记载，以及《左传》所说楚地多象齿等情况来看，巴浦这个地方，大概是指靠近古荆州的荆南之地，这也与楚灵王所指相合。《山海经·中山经》提到岷山多象，按，《汉书·地理志》，岷山是指今岷江上游地区，但是考古资料却并没有显示出岷江上游产象的任何迹象。《华阳国志·蜀志》说岷山有“犀、象”，不少人以这条材料作为岷山产象的证据。但是，犀产于会无金沙江谷地，象则未闻，二者均非岷江上游所产。从岷山山区的气候条件而论，岷山为高山峡谷的干寒地区，不适应大象生存，要说那里产象尤其是富产群象，是没有依据的。何况，在岷山山区的考古发掘中并没有发现象牙、象骨和象牙制品。所以，岷山产象的说法，当属向壁之论。至于《山海经·海内南经》所说“巴蛇食象”，据《离骚》、《淮南子》等来看，也是指古荆州之地，与古梁州的巴蜀之巴无关。由此可见，关于古代成都平原产象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大批象齿不是原产于当地的大象牙齿。事实上，发现象牙和象牙制品的地点，同大象生存的地区，二者之间不一定具有必然的联系，并不必然就是同一地点，正如青铜器的出土地点未必就是青铜原料的产地或青铜器的制作地一样。
古地学资料表明，新石器时代成都平原固然森林茂密，长林丰草，然而沼泽甚多，自然地理环境并不适合象群的生存。至今为止的考古学材料还表明，史前至商周时代成都平原虽有许许多多的各种兽类，然而诸多考古遗址中所发现的动物遗骨遗骸，除家猪占很大比重外，主要还有野猪、鹿、羊、牛、狗、鸡等骨骼，除三星堆祭祀坑和金沙遗址外，没有一处发现大象的遗骸、更谈不上数十成百支象牙瘗埋一处。足见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象牙必定不是原产于成都平原蜀之本土。
诚然，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代以三星堆文化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曾经远播于渝东鄂西之地，岷江上游也是构成早期蜀文化的渊源之一。但是，无论在渝东鄂西还是岷江上游地区，数十年来的考古调查和发掘都未曾发现盛产大象的情况，其周邻地区亦然。这种情况表明，这些地区还不是文献所记载的产象之地，因而也谈不上由当地土著部落向蜀王进献象牙或整象的问题。至于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六所谈到的“今荆地象，色黑，两牙，江猪也”，则不仅文献晚出，而且也是指荆南之地，几乎与闽粤之地相接。不难看出，三星堆和金沙的巨量象牙也不可能来自所谓渝东鄂西、岷江上游之地，更与荆南闽粤之地无关。
商代的华北曾经盛产大象，河南古称“豫州”，即与“服象”有关。据《吕氏春秋·古乐》的记载，商末周初，东方江淮之地象群众多，后被驱赶到江南。文中这样说道：“（周）成王立，殷民反……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所谓“服象”，即驯服大象，使其服役，犹如今之印度、缅甸服象。《孟子·滕文公下》也载有周公驱逐服象的商人的史迹：“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从《尚书·禹贡》、《诗经》、《左传》及诸史《地理志》等分析，周公率师将服象的商人远逐于“江南”，远离黄河流域，则象群是南迁到了荆南、闽、粤之地，秦代所置“象郡”大约便与此有一定关系。《汉书·西域传赞》说汉武帝通西域后，外域的各种珍奇宝物充盈府库，其中，“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表明大象来源于外域，属于“殊方异物”之类。先秦黄河流域有象，殷墟甲骨文有象字，河南为豫州，文献里有象牙及象牙制品，考古也发现有象牙制品。关于这一问题，徐中舒先生和郭沫若先生均早已有过精深考证和论述。但在周初，周成王“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至汉代而视象为“殊方异物”，由外域进贡中华朝廷。据竺可桢先生研究，汉代气候业已转冷，黄河流域的气候已不适应大象生存。
无论史籍还是考古资料，均不曾有成批殷民逃往或迁往蜀中的任何蛛丝马迹，更不曾有服象的殷民移徙蜀中的丝毫痕迹。何况殷末时，蜀为《尚书·牧誓》所载参加周武王的诸侯大军，在商郊牧野誓师灭商的“西土八国”之首，协助武王灭纣翦商，而后受封为“蜀侯”，与殷民不共戴天。服象的殷民逃往任何地方，也绝不会自投罗网，投往其域中。而商王武丁时期，即在相当于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上下，甲骨文记载商王“登人征蜀”，商、蜀之间还在汉中地区相互置有森严的军事壁垒。此情此景之下，商王朝自不可能赐象与蜀，何况卜辞和史籍中也全然没有这方面的片言只语之载。可以知道，三星堆的象牙，也同样不曾来源于中原商王朝。
云南西南部以及以西的缅甸、印度地区，自古为大象的原产地。不少人以为云南各地均产大象，其实是莫大的误会。汉唐时期的文献对于云南产象的记载，仅限于其西南边陲，即古哀牢以南的地区，这在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和樊绰《蛮书》里有着清楚的记载。而在云南东部、东北部，即古代滇文化的区域中，以及在云南西部，即滇西文化的区域中，古今均无产象的记载。考古发掘中，无论在滇文化区域还是滇西文化区域中，都未曾发现数十支象牙瘗埋一处的情形。而古蜀文化与云南的关系，主要是与滇文化和滇西文化的关系，与云南西南部并无何种关联。由此可知，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象牙，也与滇池文化区域和滇西文化区域无甚关系。
以上分析表明，商代三星堆遗址的象群遗骨遗骸，以及三星堆和金沙的象牙，既不是成都平原自身的产物，也不是来自于与古蜀国有关的中国其他古文化区。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西行报告说：“然闻其西（按，此指“昆明”，在今云南大理之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滇越即印度古代史上的迦摩缕波国，故地在今东印度阿萨姆邦。《大唐西域记》卷十《迦摩缕波国》记载道：“迦摩缕波国，周万余里……国之东南，野象群暴，故此国中象军特盛。”《史记·大宛列传》还说：“身毒……其人民乘象以战。”《后汉书·西域传》也说：“天竺国，一名身毒……其国临大水，乘象以战……土出象、犀……”大水即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据古希腊文献的记载，古印度难陀王朝（前362－前321）建立的军队中，有2万骑兵、20万步兵、2000辆战车、3000头大象，孔雀王朝（前321－前185）的创建者月护王拥有一支由9000头战象、3万骑兵、60万步兵组成的强大军队，这与中国古文献的记载相当一致。汉唐之间中国古文献极言印度产象之盛，说明即使从汉武帝开西南夷到东汉永平年间永昌郡归属中央王朝后，印度象群的数量之多，仍然令中国刮目相看。《史记》和《后汉书》等文献所数称的“大水”（印度河），正是辉煌的印度河文明的兴起之地。考古发掘中，在印度河文明著名的“死亡之城”摩亨佐·达罗废墟内，发现了曾有过象牙加工工业的繁荣景象，还出土不少有待加工的象牙，以此并联系东印度盛产大象的情况，以及三星堆祭祀坑内成千枚来自于印度洋北部地区的海贝，可以说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批象牙是从印度地区引进而来的，而其间的交流媒介，正是与象牙一同埋藏在三星堆祭祀坑中的大量贝币。
四、古蜀丝绸与南方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