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海贝和象牙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引入可见，早在商周时期，中国西南地区便初步发展了与印度和东南亚大陆的陆上交通。而西方考古资料也说明，中国丝绸至少在公元前600年就已传至欧洲，希腊雅典kerameikos一处公元前5世纪的公墓里发现了五种不同的中国平纹丝织品，而中国丝绸早在公元前11世纪已传至埃及，到公元前四、五世纪时，中国丝绸已在欧洲流行。这两种情况，在早期中西交通的开通年代上是吻合的。可是如果仅仅根据中国古文献的记载，至公元前2世纪末期汉武帝时，汉王朝才开通西域丝绸之路，远远晚于考古发现所真实反映的中国丝绸西传欧洲的年代。
中国是丝绸的原产地，早在商周时期丝绸织造就已达到相当水平，而四川是中国丝绸的原产地之一，丝织素称发达，到商周时期，蜀地的丝绸业已有相当发展。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内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头戴的兽首花冠和身着的长襟衣服上所饰的有起有伏的各种花纹，显示出蜀锦和蜀绣的特征。西周前期，渭水上游宝鸡附近分布着一支氏族类，是古蜀人沿嘉陵江向北发展到渭水上游的一个拓殖点。在氏墓葬内，发现丝织品辫痕和大量丝织品实物，丝织品有斜纹显花的菱形图案的绮，有用辫绣针法织成的刺绣，这些丝织品其实就是古蜀丝绸和蜀绣，它们出土于以丝织著称的蜀人墓中，不是偶然的。
春秋战国时代，蜀地的丝绸业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湖南长沙和湖北江陵出土的战国织锦和刺绣，即是古代蜀国的产品，与四川炉霍卡莎石棺葬内发现的织品相似。不少学者认为，张骞在大夏看见的“蜀布”，其实就是蜀地生产的丝绸。扬雄《蜀都赋》说蜀地“黄润细布，一筒数金”，意思是蜀地的丝绸以黄色的品质尤佳。印度前任考古所所长乔希（M.C.Joshi）先生曾指出，古梵文文献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欢穿中国丝绸，湿婆神尤其喜欢黄色蚕茧的丝织品。这种黄色的丝织品，应该就是扬雄所说的“黄润细布”事实上，至今四川出产的生丝，仍略带黄色。印度教里湿婆神的出现年代相当早，早在印度河文明时期已有了湿婆神的原型，后来印度教文明中的湿婆神就是从印度河文明居民那里学来的。从印度古文献来看，湿婆神的出现至少也是在公元前500年以前，相当于中国的两周时期，那时中原尚不知九州以外有印度的存在，而古蜀经由西南夷已与印度有了丝绸贸易关系。公元前4世纪印度古书里提到“支那产丝和纽带”，又提到“出产在支那的成捆的丝”，即是指成都出产的丝和丝织品。季羡林先生指出：“古代西南，特别是成都，丝业的茂盛，这一带与缅甸接壤，一向有交通，中国输入缅甸，通过缅甸又输入印度的丝的来源地不是别的地方，就正是这一带。”由此看来，先秦时期中国丝绸的西传，应当或主要是从蜀身毒道西行的。阿富汗喀布尔附近发掘的亚历山大城的一座堡垒内曾出土大量中国丝绸，据研究，这批丝绸是经南方丝绸之路，由蜀身毒道转运到中亚的蜀国丝绸。喀布尔正当南方丝绸之路要道，这批丝绸出现在那里不是偶然的。
先秦和汉初，从四川经云南至缅、印、中亚的南方丝绸之路在中西文化的早期交流中已扮演着重要角色。春秋以前，由中国西北方面民族的迁徙所带动的一些民族群团的大规模西迁还未发生。据西史的记载，欧亚民族的大迁徙发生在公元前7、8世纪。当公元前7、8世纪之际，欧亚大陆间的民族分布大致是：西梅瑞安人在今南俄一带，斯基泰人（Scythian，或译西徐亚）在西梅瑞安人稍东之地，索罗马太人（Sauromathae）在里海之北，马萨及太人（Massagetae）自黠嘎斯（kirghiz）草原至锡尔河（Sir Daria）下游，阿尔其贝衣人（Argippaei）在准葛尔及其西一带，伊塞顿人（Issedones）在塔里木盆地以东，阿里马斯比亚人（Arismaspea）在河西一带。这一时期经中国西北方面以及经北方草原方面的对外文化交流尚存困难。至秦穆公时（前659－前621年在位），用由余之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但秦在西北地区获取最终胜利是在公元前3世纪初，此后西戎也才远居秦陇之西。而秦穆公固然武功勋烈，独霸西戎，但却得而复失。《汉书·韩安国传》所以说“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其原因正在于此。诚如蒙文通先生所说：“秦陇西之得而复失者屡也，则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疆土之蹙，事可互证。非秦之支柱其间，是诸戎者胥相率而东也。”
战国至汉初，由于匈奴和西羌分别封锁了河西走廊和北方草原地带，致使西北和北方的中西交通仍受阻隔，张骞所说“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反映的正是这种实际情况。而在中国西南方面，古蜀文化的空间分布十分广阔，《华阳国志·蜀志》记述道：“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其西南方向与永昌、滇越等夷越直接相连，这正是蒙文通先生所论证的包括汉之益州、永昌、越嶲等在内的蜀之南中。由于西南夷很早就已是蜀的附庸，商周时期古蜀王作为西南夷诸族之长，长期控制着西南夷地区，“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僰道有故蜀王兵栏”，古蜀与西南夷诸族之间的关徼常常开放，因此出西南夷道至缅、印而达阿富汗、中亚再至西亚和地中海，实比从西北和北方草原西行更容易。张骞西行报告说明，通过他的实地考察，得知不论从西北还是从北方草原地区出中国去中亚，都不但路途遥远，而且沿途环境险恶，民族不通，极为困难，只有从蜀经西南地区去印度到中亚，才是一条既便捷又安全的道路。而古蜀在西南地区的文化辐射和影响，基本上就是沿着南方丝绸之路展开的。张骞，汉中城固人，亦即蜀人，深知西南夷道上蜀与南中诸族的历史关系，所以说“从蜀宜径，又无寇”，可以由此打通中国与外域的关系。把张骞在中亚所见“蜀物”、“蜀贾”，同蜀贾在次大陆身毒和在东印度阿萨姆滇越从事商业活动等情况联系起来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先秦和汉初蜀人商贾在印度和中亚从事丝绸、“蜀物”等长途贸易，必然是通过蜀身毒道进行的。
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丝绸输往南亚、中亚并进一步输往西方的最早线路。早在商代中晚期，南方丝绸之路已初步开通，产于印度洋北部地区的齿贝和印度地区的象牙即在这个时期见于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三星堆青铜雕像文化因素和古蜀柳叶形青铜短剑形制等也由此而来，产于印度和西亚的“瑟瑟”也不仅见于四川考古，而且见于文献记载。印度所最早知道的中国，梵语名称作Cina，中译为支那，或脂那、至那等，就是古代成都的对音或转声语，其出现年代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Cina这个名称从印度转播中亚、西亚和欧洲大陆后，又形成其转声语Seres、Thinai等，如今西文里对中国名称的称呼，其来源即与此直接相关。而Cina名称的西传，是随丝绸的西传进行的，说明古蜀丝绸在中西交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南方丝绸之路以巴蜀为重心。正如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所说：“四川的古文化与汉中、关中、江汉以至南亚次大陆都有关系，就中国与南亚的关系看，四川可以说是‘龙头’。”南方丝绸之路以成都平原为起点，向南分为东、西两路，西路沿旄牛道南下至大理，东路从成都平原南行经五尺道至大理，两道在大理汇为一道继续西行，经保山、腾冲，抵达缅甸密支那，或从保山出瑞丽进抵缅甸八莫，跨入外域。南方丝绸之路国外段有西线和东线二条。西线即“蜀身毒道”，从成都平原出云南至缅甸，西行至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至中亚、西亚，这条纵贯亚洲的交通线，是古代欧亚大陆最长、历史最悠久的对外交通大动脉之一。南方丝绸之路国外段东线包括从四川经云南元江下红河至越南的红河道，和从蜀经夜郎至番禺（今广州）的牂牁道，经由此道发展了西南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关系。《逸周书·王会篇》记载商代初年成汤令伊尹为四方献令之词，其中有位于“正南”的“产里、百濮”，即分布在东南沿海至南海一带的族群。香港南丫岛曾出土典型的三星堆文化牙璋，三星堆祭祀坑里的部分海贝也来自于南海，表明早在商代，古蜀文明就已经与南海地区发生了文化联系和交流。
由此看来，中国西南与东南亚濮系民族之间的联系，其交通应沿红河步头道和盘江进桑道等线路往返进行。而东南亚、南海与中国西南地区的海贝、牙璋等文化交流，也是通过红河道、盘江道和蜀、黔、桂、粤牂牁道相互往返联系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有肩石斧、有段石锛等文化因素西渐进入缅印，则经由西南地区西行而去。可见，南方丝绸之路在古代文明初期确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不愧为古代亚洲以至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大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