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骠国献乐考
许序雅 李晓亮
唐德宗贞元年间，位于今缅甸地区的骠国，组织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乐团，不远万里赴唐都长安献乐。骠国此举在当时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而此举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产生的影响，也是非常之深远。那么骠国献乐的基本情况如何？骠国献乐在当时产生了什么影响？
一
在公元1世纪至10世纪之间，今缅甸境内产生过许多由不同民族建立的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是由缅语族部落建立的骠国。
据缅甸考古学家的研究，骠国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1—5世纪），骠国以毗湿奴城（今缅甸马圭县东敦枝镇西约20公里处）为中心，称为毗湿奴时期；后期（6—9世纪），骠国以室利差旦罗城（今卑谬东南8公里处）为其国都，称为室利差旦罗时期。作为联系前后两个时期的中介或过渡，则是汗林（今实阶省瑞波县委勒镇区）时期。
据陈序经先生考证，至晚在公元4世纪时，中国人已知道骠国的存在，骠国的香料通过永昌郡输入中国。
在室利差旦罗时期，骠国与南诏、唐朝发生了更广泛、更直接的接触与交流。
据《新唐书·南蛮下》，唐德宗贞元年间，骠国王“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献其国乐，至成都，韦皋复谱次其声。以其舞容、乐器异常，乃图画以献”。关于骠国献乐的具体时间，《唐会要》卷一百骠国条记：“贞元十八年（802）春正月，南诏使来朝，骠国王始遣其弟悉利移来朝。”看来，骠国使者入境当在贞元十七年（801）下半年。因此。白居易《骠国乐》把骠国献乐时间定在贞元十七年。
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整理、记录了骠国乐曲，并对骠国乐舞和乐器感到新鲜奇异，命画工画下了骠国的舞姿和乐器，献之于朝廷。他这样做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让朝廷先对骠国音乐有个初步的了解，以免后来表演的唐突。在成都短暂停留后，骠国乐团大约于贞元十八年正月初（802年2月）到达唐都长安。乐团在唐宫廷进行了表演，受到了唐德宗和文武官员的欢迎。之后，德宗“授舒难陀太仆卿，遣还”。唐中央政府与骠国建立了直接的友好联系。这即是《新唐书·骠国传》中有关骠国献乐经过的简单记载。关于这个事件，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考辨：
1．骠国乐团取道成都的原因
骠国献乐的目的地是唐都长安，那骠国乐团为什么要先在成都停留、表演之后才赴长安呢？首先，这涉及到唐代后期的外交制度。安史之乱后，唐政府广设节度使。节度使集地方军政、民政、财政权于一身。一些地处边境的藩镇，与周边民族政权和国家关系密切，故唐政府授节度使一定的外交权力，如直接对外遣使，与境外互通文书，通和抚纳。剑南西川节度使有“西抗吐蕃，南抚蛮獠”的职责，因此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有权让骠国乐团先取道成都再赴长安。这在当时是名正言顺之举，实际上却反映了唐朝中后期中枢衰弱、方镇坐大的政治局面。其次，成都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蜀—身毒道）的起始点，也是东南亚和南亚诸国沿此道进入中国的必经之地。因此骠国乐团取道成都再赴长安有当时的历史必然。
2．骠国献乐队伍的人员组成情况
按《新唐书·骠国传》所记，此次骠国乐团的率领者是悉利移城主舒难陀。关于舒难陀的身份，是骠国王子还是王弟？中国史籍记载不一。
《旧唐书·骠国传》：“贞元中，其王（雍羌）闻南诏异牟寻归附，心慕之。十八年，乃遣其弟悉利移因南诏重译来朝，又献其国乐凡十曲，与乐工三十五人俱。”
《新唐书·骠国传》：“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献其国乐。”
《唐会要》卷一○○：“贞元十八年春正月，南诏遣使来朝。骠国王始遣其弟悉利移来朝。……今闻南诏异牟寻归附，心慕之，乃因南诏重译遣子朝贡。”
可见两《唐书》记为“弟”，《唐会要》前面记为“弟”后面又记为“子”，前后不一。舒难陀身份究竟是弟还是子呢？缅甸历史学家吴耶生认为：舒难陀是骠国王子。他的判断依据是白居易《骠国乐》诗中，记有骠王“雍羌之子舒难陀”。同时，白居易在为德宗起草的《致骠王书》中也记有“国王之子舒难陀”。白居易时任秘书省校书郎，在长安亲眼见过舒难陀。吴先生此说甚是。
此外，《旧唐书》和《唐会要》将“城主舒难陀”五字遗漏，把城池名“悉利移”误为人名，显误。悉利移是骠国最重要的边境城市之一，这点毫无疑义。但这一错误仍影响到了今人著书立说。如冯文慈先生在《中外音乐交流史》记：“贞元十七年，骠国王雍羌派弟弟悉利移和城主舒难陀率领其国乐乐人先到成都见韦皋。”即为一例。冯先生把悉利移和舒难陀误为两人。
陪同舒难陀前来献乐的还有大臣那及元佐和摩思柯那。乐团的乐工有35人，对这一数字多处史籍都作了明确的记载。此外，《新唐书》记每首乐曲的舞者“或二、或六、或四、或八、至十”，可见乐团除乐工外还有一定数量的舞蹈表演者。王子及两位大臣必带有一定数量侍从人员。因此，骠国献乐队伍的总人数至少在50以上。这在当时应是不小的规模了。
3．骠国献乐的路线及行路日程
关于古代中缅印间的交通情况，唐代宰相贾耽曾记载两条路线，其一为：
“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二百里。又南至乐城二百里。又入骠国境，经万公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七百里。又经突旻城至骠国（指都城）千里。又自骠国西度黑山，至东天竺迦摩波国千六百里。又西北渡迦罗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国六百里。又西南至中天竺国东境恒河南岸羯朱嗢罗国四百里。又西至摩羯陀国六百里。”
按这一路线，南诏至骠国都城段的路线即为：羊苴哶城（大理）→保山（永昌）→怒江→诸葛亮城（龙陵）→乐城（遮放）→罗君寻（畹町、九谷附近）→锡箔→叫栖（或沙示）→室利差旦罗。
据吴耶生先生考证，骠国献乐队伍正是沿此道进入大理的。从室利差旦罗到大理，骠国使团走了77天，大理到成都走了71天。到成都后，他们与韦皋见了面，在韦皋的安排下，又花了62天赴唐都长安。骠国乐团从都城室利差旦罗出发时间大约在公元801年的六七月间。
4．关于骠国所献乐曲数目
据《旧唐书·骠国传》，骠国献乐“凡十曲”。
《新唐书·骠国传》则说，骠国进献了12首乐曲，并详细列举了曲名。
《唐会要》卷一百则记：“又献其国乐，凡二十二曲，与乐工三十五人来朝”。
从《新唐书·骠国传》所记来看，曲名中文译名与骠名相对照，可信度较高。而《旧唐书》、《唐会要》均未详细列举曲名。当以《新唐书·骠国传》所记为信从。《唐会要》所记“二十二曲”，显误。22是骠国所献乐器之数，而非乐曲数。
二
骠国此次所献的乐器计有8大类22种。“工器二十有二，其音八：金、贝、丝、竹、匏、革、牙、角”。在这22种乐器中，《新唐书》详细罗列了19种，共计38件，按现代乐器的划分，属于体鸣乐器的有铃钹、铁板；属于皮乐器的有三面鼓、小鼓；属于弦乐器的有大小匏琴、独弦匏琴、筝、凤首箜篌、龙首琵琶、云头琵琶；属气乐器的有螺贝、横笛、两头笛、大匏笙、小匏笙、牙笙、三角笙、两角笙。种类之齐全，数量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
骠国乐团在唐宫廷演奏的乐曲计有12首，12首乐曲中，前7首是有歌有舞的乐舞作品，后5首则是器乐作品。乐曲的乐意、内容多涉及佛教。如“甘蔗王，骠云遏思略，谓佛教民如甘蔗之甘，皆悦其味也”。
演奏的乐工计有35人，“皆昆仑，衣绛，朝霞为蔽膝……”。昆仑是由猛族建立的国家，位于骠国南部。据此，陈序经先生认为骠国音乐受到过猛族因素的影响。
至于骠国乐舞的表演，《新唐书》说：“初奏乐，有赞者一人先导乐意，其舞容随曲。用人或二、或六、或四、或八、至十，皆珠帽，拜首稽首以终节。”可见，表演中有一人先领舞，各个乐曲的舞者由2至10人不等，但都成双成对。从“舞容随曲”可推知表演者的舞姿、表情和音乐的节奏是非常协调一致的。
三
骠国向唐朝献乐在当时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我们从骠国献乐的原因、动机中，可以看到该事件的政治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了其音乐上的意义。
骠国为什么要向唐朝献乐呢？《新唐书·骠国传》说“贞元中，王雍羌闻南诏归唐，有内附心。异牟寻遣使杨加明诣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请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人”。要理解这段史料，必须考察当时唐、吐蕃、南诏、骠国四者的关系。
南诏在皮逻阁时期与唐王朝建立了羁縻关系。玄宗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赐名归义。皮逻阁死后，子阁罗凤立。在阁罗凤时期，南诏却唐断绝了关系，并多次交战。关于两者关系发生如此大逆转的原因和经过，《通鉴记事本末》卷三十五记载：
故事，南诏常与妻子俱偈都督，过云南，云南太守张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征求，南诏王阁罗凤不应，虔陀遣人詈辱之，仍密奏其罪。阁罗凤忿怨，是岁，发兵反，攻陷云南，杀虔陀，取夷州三十二。
事件发生后，时任剑南节度使的鲜于仲通领三路大军讨伐阁罗凤，却大败于泸南。作为胜方的阁罗凤做出反常举动，“遣使谢罪，请还所俘掠”，并声称“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但“性偏急”的鲜于仲通拒绝之，并再次发兵进攻。阁罗凤抵抗，再败唐军，“遂北臣于吐蕃”。吐蕃封阁罗凤为赞普钟（钟在吐蕃是兄弟的意思），“号曰东帝，给以金印”。之后，吐蕃与南诏两者多次联合进攻剑南，均大败唐军。从此，南诏与唐彻底断绝维持了十几年的友好关系。
南诏势力迅速扩张至萨尔温江上游以西和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寻传地区（今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片马、岗房；古浪、临沧地区的耿马佤族自治县等地）。骠国与南诏接壤，自然不免被南诏渗透。南诏“以兵疆地接常羁制之”，“肃宗至德元年，南诏乘乱陷越嶲会同军，据清溪关，寻传、骠国皆降之”。骠国逐渐沦为南诏的附庸。
阁罗凤在位31年卒，子凤加异早死，孙异牟寻即位。在这时期，南诏与吐蕃的关系已非阁罗凤在世时那样密切。由于“吐蕃每入寇，常以云南为前锋，赋敛重数，又夺其险要立城堡，岁征兵助防，云南苦之”。吐蕃的压迫政策引起了两者的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