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云看到了《楚辞》中“情”的因素，这一点也明显地表现在《九愍》的改拟上，即《楚辞》中香花恶草隐喻的消退，甚至退到了微不足道的位置，一己的情感则上升为文章的主体。这是文学自觉的表现，它也开启了南朝研究、评价《楚辞》重“情”的思路，如沈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源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萧绎“屈原、宋玉……则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需绮糓纷披，宫征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
魏晋是一个重情的时代，魏晋人一往情深，哀乐过人。在向内审视时，他们发现了东汉以来紧守礼法士人所不能发现的深情。这些逸事在《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嵇康传》，《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不少，虽不一定都可信，但其间彰显的真率、自然、重情的精神内核却是有现实的依据。“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礼岂为我设也”，正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凝练概括。这是学界常识，无需赘语。但是，这种时代思潮还没有进入到文学批评领域；直接挣脱“言志”的束缚，进入到文学批评领域，第一次高扬“情”的理念，恐怕非陆机莫属。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与陆云在信中反复辨明的“情”当有重要关系。陆云所言，“昔读《楚辞》，意不大爱之。顷日视之，实自清绝滔滔”。也说明陆云“清”的观念实与《楚辞》有密切关系；至少，它是在《楚辞》的商榷、探讨中逐渐形成的一个重要观念。
而《楚辞》一向是以华艳著称，从钟嵘对源自《楚辞》诗人如李陵、班姬、王粲、嵇康、陶潜、刘琨、卢湛等评价能看出，宪章《楚辞》的，风格一般都有怨、清、丽的特点。刘勰就说过“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陆机更以天纵才华，借本就富艳的《楚辞》，变本加厉，踵事增华，成就了“绮靡”文风。但陆机的努力当时就遭到了质疑，其弟陆云就有微词，欲其“省净”，张华更讥评为：“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陆文如排沙捡金，往往见宝”，刘勰也说：“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可见对其缺陷，时人和后人都有清楚的认识。
$第六节 散文的空间
姜书阁先生在《骈文史论》第十中专列一节，即《以张华、左思、潘岳、陆机为代表的西晋骈文家》，来探讨这一时期的骈文。或许姜先生过多着意于骈文，相对忽略了这一时期散体文创作仍很兴盛的现实，难免会给人一种误解：好像这一时期的文章都是骈体。一定程度上，如上面讨论的章表等实用公文、赋作，骈俪的程度确实较高；但从整体上看，即便是章表、赋作，也还有以散体来写作的，刘琨《为并州刺史到壶关上表》基本上就是以散体写成，盖因激于时艰主危，悲痛、激切之下，不甚择言的结果。相反，本来可率意行文的，如《答卢谌书》中，却又多以骈语成文，这似乎能说明刘琨不大介意骈、散的界域。这种变例在西晋并不少见。即便是骈体大家，崇尚“颐情志于《典》、《坟》”，“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的陆机，其《豪士赋》、《演连珠》、《文赋》、《怀土赋》《谢平原内史表》，都确实称得上骈体的典范；但其《答陆云书》则纯为散体，甚至不避口语、方言。这倒真实地看出时人的一些心态：私下场合，关系密切时，是不大雕琢、刻意行文的。而且，即便是有较多骈语的《辨亡论》，行文间还是倾向于骈散不拘，如“元首虽病”到“授任之才异也”一段，与其说是骈体，倒不如说是散体，颇有《过秦论》的纵横之势。而这种纵横、慷慨陈词，是很难用骈文达意的，上举刘琨《为并州刺史到壶关上表》也说明了这种情况。骈文最适宜于舒缓达意，对此，孙德谦有深切体会：
六朝骈文，绝不矜才使气，无有不疏宕得神，舒缓中节，似失之懦钝者，不知阳刚阴柔，古今自有两种文体，若泥简文之说，而即以摈黜六朝，则非也。
以吾言之，六朝骈文，即气之阴柔者也。尝试譬之……若高人逸士，潇洒出尘，耿介拔俗，自有孤芳独赏之概；以言文辞，六朝之气体闲逸，则庶几焉。《易》曰：“一阴一阳谓之道。”斯岂道为然哉？六朝文体，盖得乎阴柔之妙矣。
这是孙氏精心研讨六朝骈文“垂三十年”得出的一个重要观念，颇有启发意义。孙氏看到了六朝骈文的阴柔、舒缓之美，实为孤觉先明。六朝骈文“绝不矜才使气，无有不疏宕得神，舒缓中节”，得“阴柔”之美。这一时期的文章以“阴柔”、“疏宕”、“闲逸”见其风神，于“阳刚”、“纵横”、“慷慨”、“疾风暴雨”等风格则殊难表达。根子里，是骈文本身多四六节奏所决定：“若夫笔句无常，而字有常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由此“情数运周，随时代用矣。”这是一个重要观念，杂言是“随时代用”，随时变迁；文中四字、六字的定型也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刘勰清楚地看到四六字、三五字成文所呈现的不同风格：一味用四字，显得紧密、急促；一味用六字，则显得迂回、和缓。要避免这种弊端，就需要“变之以三五”，即调整句式的字数来达到目的。这当然只是齐梁时的观念了。从横的历史进程看，调配字数，“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两汉时刘歆、桓谭作品中“百句不迁”，说明还没注意到这个问题；到了西晋陆云，才朦胧地意识调节文辞的字数问题：“四言转句，以四字为佳。”不过，陆云最终还是没有意识到四六句式所能形成的特定的文章气格。这一点上，到了梁朝的刘勰，就明显地探察到了，但最终也没能深入阐释。比较之下，孙氏的价值正在于此。慷慨陈词，就较难用骈俪达意。这一点，在同样追求藻饰、骈俪的，甚至被李充称为“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糓”的潘岳身上也有体现，如《西征赋序》感慨历代兴旺和一己屈沉下僚，“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时，不禁悲从中来，措辞颇多沉痛，也只是以散体道来：“俄尔复官，除长安令，迁博士。未招拜，亲疾，辄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调配字句以表达慷慨、沉痛之情，但也显然都是散句，整齐的句式只是到了徐陵、庾信的手里，才能运用得自如一些。
当然，这只是个别情况。整个来看，散体在这一时期还有较大的空间，还占据着优势，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序文：序文更多的都是以散体来写，这也是序文本身的性质所决定：“譬之撰诗赋者，往往标明作意，列序于前。所以用序者，盖序即散体，而诗赋正文则为骈矣。使诗赋语极秾丽，而无序言冠于其首，读至终篇竟不知其旨趣何在”；一句话，用散体的序来彰明旨趣。至于陆机《豪士赋序》以骈俪写成，这只是极少数情况。这里还可以举出一些散体行文的序：如潘岳善为哀诔文，《文心雕龙？诔碑》即评“潘岳构意，专师孝山，巧于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征厥声者也”；被《文选》卷五十七《诔下》选入的《马汧督诔》，可称为不刊之作。但其长序也基本上由散句构成，即便是一些能构成偶对的句子，如“若夫偏师裨将之殒首覆军者，盖以十数；剖符专城，纡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于境”，“子以眇尔之身，介乎重围之里，率寡弱之众，据十雉之城”等，也出之散句。类似的句子，陆机《吊魏武帝文？序》则出以工整的偶对。至于诔中“群氐如猬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凿穴而处，负户而汲。木石将尽，樵苏乏竭，刍荛罄绝。于是乎发梁栋而用之，……用能薪刍不匮，人畜取给，青烟傍起，历马长鸣。凶丑骇而疑惧，乃阙地而攻”等，则几乎纯为散体，可不置论。再如潘尼《乘舆箴序》，也是散体写成。
二、书信：曹魏时的书信多用散体；这一点，第一章第三节已有论述，此处从略。这种情况到西晋时，骈俪的情况虽一度有所发展，但远不能动摇书信散体的格局。
三、子书：所谓“子书”，据《文心雕龙？诸子》的观点：“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彼皆蔓延杂说，故入诸子之流。”对“子书”的内容，刘勰也有论断：“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两汉以后，体势浸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此远近之渐变也。”魏、西晋时的子书，据《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载，有《傅子》一百二十卷，傅玄撰；《析言论》二十卷，晋议郎张显撰；《桑丘先生书》二卷，晋征南军师杨伟撰；《博物志》十卷张华撰；《张公杂记》一卷，张华撰；《抱朴子外篇》三十卷，葛洪撰等。其中，较著名的有《傅子》、《博物志》、《抱朴子》等。整体上看，这些子书都以散体写成；即以《傅子》来论，虽然因阐明作者政治道德伦理观念而缺乏思想的光彩；但其文学光彩却不可遮掩，傅玄借鉴、吸收历来子书《庄子》、《史记》、《论衡》等来刻画、描写人物，如《马先生传》、《刘晔传》等，无不曲尽其妙、穷形尽态，应当说，史笔不错。裴松之作《三国志》注，就多所采用。至于《抱朴子外篇》，情况特殊一些，言辞华丽，大量使用故事和偶对，长隔句对也所在多有，这种情形，与葛洪的认为语言要华丽有很大的关系，“繁华晔则并七曜以高丽，沉微沦妙则侪玄源之无测”，由此丽辞能达到“人事靡细而不浃，王道无微而不备”，故能流芳千载，“身贱而言贵，千载弥障”。
四、杂传、史论：继三国之后，一时间，私家撰写史书的风气颇为盛行，甚至出现“两晋六朝，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的局面。西晋末年，祖纳避地东南，但好博弈下棋，荒度岁月。为此，王隐劝说祖纳撰述以达其道，“故疾没世而无闻焉，所以自强不息也。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俱取散愁，此可兼济，何必围棋然后忘忧也！”春秋时，《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已有“‘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的言论。王隐的一番话，也正是这种观念的沿袭。但王隐强调修史而不朽，就与曹丕《典论？论文》中“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有些差异。在王隐看来，如果不能“以功达其道”，可以“以言达其道”，而“以言”的最好方式就是修史，记述闻见，“明乎得失之迹”，这样就能“没而不朽”了。这是时风影响下的一个观念。“据不完全统计，西晋一朝写成的前代及本朝史书，总有近百种。仅据《隋书？经籍志》‘正史’、‘古史’、‘杂史’三类所著录，即达二十种以上。”为此，借史以立论层出不穷；但西晋时的史论，多以散体为之，这可借王沈《释时论》与干宝《晋纪总论》为例。王沈，高平人，出身寒素，不随俗沉浮，为豪族所抑而沉沦下僚，郁郁不得志。因为洞明时弊，论中借“东野丈人”的口，对门阀政治及污浊、腐败堕落的社会现实给了犀利的批判：
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贱有常辱，贵有常荣。……心以利倾，智以势昏，姻党相扇，毁誉交纷。当局迷于所受，听采惑于所闻。京邑翼翼，群士千亿，奔集势门，求官买职，童仆窥其车乘，阍寺相其服饰，亲客阴参于靖室，疏宾徙倚于门侧。时因接见，矜厉容色，心怀内荏，外诈刚直，谭道义谓之俗生，论政刑以为鄙极。高会曲宴，惟言迁除消息，官无大小，问是谁力。
据同传载：元康初，蔡洪作《孤奋论》，与《释时》意同，读之者莫不叹息焉，可见对世俗熙熙求利、诈伪、攀附、势利等诸种情态的刻画引起了时人的深深共鸣。干宝《晋纪总论》虽然不无仿效《过秦论》，但明显受此影响。干宝是东晋明、成帝时的人，比王沈大约迟二、三十年。两相比较，在句式整齐、偶对，以及虚词的灵活运用，如“是”、“又加之”、“而”、“由是”、“而”等方面，是比《释时论》进化多了。而且，《晋纪总论》不仅多有长隔句对，如“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涂”等，还出现了类于后世四六句式的七四、八四句型，如“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与“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等。能相信，这种句式再进一步发展，就会转为六四句式。再者，虽同是讥评时风，但《晋纪总论》的藻饰明显比《释时论》浓烈，气势激荡、凌越，“雄骏类贾生，缜密似子政，晋文之杰也”。为此，被“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选》所录，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史论的骈俪色彩较浓一些，但众多的杂传、正史都还是采用散句来叙事。
但这种散文的空间，显然不能与南朝相提并论：“六朝（此所言，当为南朝）骈体之盛，凡君上诰敕、人臣章奏，以及军国檄移、与朋友往还书疏，无不袭用斯体。至于立言传世，其存于今者，若梁元帝《金楼子》、刘昼《新论》、颜之推《家训》，其中皆用骈偶，《新论》则全书尽然。若刘舍人专论文字，更不待言矣。盖亦一时风尚，有以致此。”西晋只能是骈体的酝酿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