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之作，不外乎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真情实感的熔铸，“创出新意，后来居上；或者在语言形式上，或者在意境蕴含上，比前人高出一筹”；“另一种模拟则是不成功乃至失败的。赋家由于缺乏艺术经验，水平不够，或者虽有较高的创作技巧而没有充分的心弦颤动，一味因袭模拟旧形式，内容不脱窠臼，或者言不由衷，其下者变为虚伪的自我标榜，这在西晋赋史上也是不乏其例的”。程章灿全面深入地分析了拟作背后的原因。不过，这些数量庞大的拟作，水平确实参差不齐；但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分析。傅玄《矫情赋序》：“我太宗文皇帝命臣作《西征赋》。又命陈、徐诸臣作箴，皆含玉吐金，灿然成章。”此文有残缺；但结合标题“矫情”来看，应是对这种“含玉吐金，灿然成章”的批评。这也符合傅玄一贯的儒家风格。就是说，这些拟作多是“为文造情”，值得批评。也可能出于对这种“矫情”的反对，傅玄的《琴赋》、《琵琶赋》，都以序来表明写实的创作旨意。但《琴赋序》中“齐桓公有鸣琴，曰号锺，楚庄有鸣琴，曰绕梁，中世司马相如有琴曰绿绮，蔡邕有琴曰焦尾，皆名器也”，《琵琶赋序》中“以方语目之，故云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杜挚以为嬴秦之末，盖苦长城之役，百姓弦鞉而鼓之。二者各有所据，以意断之，乌孙近焉”，都竟近于考据，过于强调征实。这也只能是由一种偏颇走向了另一种偏颇，此当然背离于赋的正常发展，也是不好的。比较之下，石崇《琵琶引》倒倾向于抒情：“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故序之云耳。”但即便如此，其拟作的痕迹也很明显。
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第27条谈扬雄《河东赋》的句式：
簸丘跳峦，涌渭跃泾……爪华蹈衰。
按卷五三《剧秦美新》亦云：“遂欲流唐漂虞，涤殷荡周。”铸词奇崛，遂成模式，时地人物，无施不可。如班固《典引》：“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张衡《西京赋》：“抱杜含鄠，……据渭踞泾”；……阮籍《大人先生论》：“故提齐而踧楚，挈赵而蹈秦”；杨泉《五湖赋》：“头首无锡，足蹏松江。”亦是一家语言眷属也。
钱氏以“流唐漂虞，涤殷荡周”的句式，来说明魏晋时期直至唐文中句式的沿袭，即语言眷属。这一点上能看出魏晋人对名句袭用的偏好。魏晋时曹植《洛神赋》、王粲《登楼赋》，也都是一时引人竞相仿效的名作。如庾儵《安石榴赋》“远而望之。粲若摛缋被山阿。迫而察之。赫若龙烛耀绿波”，嵇康《琴赋》“远而听之，若鸾凤和鸣戏云中；迫而察之，若众葩敷荣曜春风”等都显然模仿《洛神赋》中的“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仿《登楼赋》的也不乏其人，如枣据《登楼赋》、孙楚、郭璞《登百尺楼赋》等。但这些赋作质量不一。枣据《登楼赋》几乎全部步武粲赋，如“登兹楼而逍遥，聊因高以遐望。感斯州之厥域，实帝王之旧疆”，“怀桑梓之旧爱，信古今之同情。锺仪惨而南音，庄舄感而越声”。但文中少了王粲背井离乡、身逢乱世的“心凄怆以感发”，“气交愤于胸臆”的深沉、悲怆之感；不过，其对偶、句式的整齐，却又非王粲能比。而孙楚、郭璞的赋作也有突破。孙楚曾追求隐居适意，“枕流欲洗其耳，漱石欲砺其齿”，反映在赋作，就是一改粲作中凄怆、悲苦、生不逢时的格调，而“聊假日以娱心”。视野所见，是“晞朝阳之素晖，羡绿竹之茂阴”，以及长安城中“营巷基峙，列宅万区”的雄伟景象。郭赋中，则借“抚凌槛以遥想，乃目极而肆游”，渺然远思，想到了远古的禹、巫咸、傅说、介子推、伯夷、叔齐，“异傅岩之幽人，神介山之伯子”，一时间，思虑纷纷。但这一切都已转瞬即逝，繁华不再，“嗟王室之蠢蠢，方构怨而极武。哀神器之迁浪，指缀旒以譬主。雄戟列于廊板”，华屋雄殿夷为废墟，遥望帝京，一切都让人黯然神伤。“陟兹楼以旷眺，情慨尔而怀古”，往事又何堪回首！郭璞生于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其时正在人生的盛年，历经“八王之乱”，不得已在永嘉初年避乱东南。《流寓赋》就充分反映时局动荡下一颗漂泊、流寓的凄苦之心，“观屋落之隳残，顾徂见乎丘枣。嗟城池之不固，何人物之希少”，“背兹邑之迥逝，何险难之多历”，“恶王灵之壅流，奇子乔之轻举。游华辇而永怀，乃凭轼以寓目。思文公之所营，盖成周之墟域”。这种心情，也真切地体现在《登百尺楼赋》中。如推测不错的话，此赋当作于流寓播迁南下的途中。这种情感的熔铸，显然比枣据高了许多，《文心雕龙？才略》称郭璞“景纯艳逸，足冠中兴”，把郭璞作为“中兴第一”，殆非虚誉。值得说明的是，这三篇赋作都不长，也正说明西晋时抒情小赋的盛行。
当然，模拟之作也表现为对前代诗作用赋来铺写，如傅咸《扇赋》；这大约是赋更易于铺陈，驰骋声情的缘故。但这种毫无新意的赋作，也只能在辞采、藻饰上下工夫了。不过，不管拟作熔铸了多少真情实感，他们在语词、藻饰上刻意追求，都值得肯定；毕竟，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尽管这种努力不无偏颇，甚至到南朝时变本加厉，引向歧途；却也未可轻易地一笔抹杀。如多数研究者认为的那样，盛唐的文学不也正建立在六朝丽辞的基础之上。至于《隋书？经籍志》所说的“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其“各去所短，合其两长”，以达到“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的理想境界，不正是对六朝绮丽文风的一种肯定？！
又，陆机文章骈俪化的程度在西晋，甚至在整个东晋都是突出的。这当然不是说陆机的《演连珠》秀逸特出，陆机的其他文章都是这样，是其一贯的文风，如《豪士赋》、《辨亡论》、《吊魏武帝文》，骈俪成分都很重，甚至不易用骈俪来写的文论《文赋》，也洋洋洒洒，下笔不休，着意于骈俪了。陆机的文章讲究辞藻，但也有区别：其中对仗比较工整的还是章表。如《诣阙自理表》中的“未闻俎豆之学，欲为逆节之罪；山栖之士，而构陵上之衅”，就是较有名的句子。值得探究的是陆机为何一意倾心于辞藻、俪句？因此，这里附带谈一下陆机追求骈俪文风的原因。这大约有以下三个原因：一，陆机《文赋》中已谈到“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即对行文的自出机杼有明确要求。二，吴亡后，陆机本隐居江南旧里，但能“声誉京华”，主要原因就可能是其特出的文学才华。这样，入洛后自然需在文学方面有不同凡俗的表现，尤其是在一个南北隔阂较深的时代。三，陆机入洛后，因亡国破家、播迁北上等际遇，而对屈原有强烈的认同感。以上三点，影响最深的就是对屈赋的认同和借鉴。
二陆与屈原有着极为类似的身世与坎坷遭际，它至少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出身望门。屈原是“帝高阳之苖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离骚》），与楚王同一血统、世系，属楚公族。陆云则是“裔皇圣之丰佑”，“启元辰而诞育”（《九愍》），“孙皓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皓曰：‘盛哉！’” 一门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实在是东吴一流高门，甚至吴主孙皓也止不住赞叹，就很能说明问题。
二，悲故都沉沦。屈原是“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哀郢》）。言辞之下，悲不自胜。陆云是“操土音以怀郢，涕频代而盈襟”，故国不堪回首。据姜剑云先生考证，咸宁六年（280），陆机在吴灭后曾被俘虏北上。覆巢之下，被俘北上，其心情之悲，确然可想。
三，涉江远别。屈原是因放逐而“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涉江》）。陆云是因国破而北上，“济南诏以伫望，野萧条而振畴”，“悲我行之悠悠，怨同怀之莫求”；涉江入洛的故国之思，二陆的作品中更屡有表露、数见不鲜。
四，郁郁愁思。屈原的悲愁，触目可见；两汉人也每以此为基点加以评价，如“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明己遭忧之辞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陆云是“悲怨思之多感，情惆怅而远慕”；故国、乡关之思，夹杂着入洛后受到的歧视、排挤，似乎汇聚成滚滚愁思，尽泻在二陆笔下。
五、痛苦抉择。《离骚》中，屈原一再上求帝阍、宓妃、有虞氏二姚等；失败后，又向灵氛问卜，请巫咸降神。决意“远逝以自疏”时，又因“睨乎旧乡”而滞留。而二陆，失败者刻骨铭心的屈辱，以及入洛后受到的冷淡、排挤，都让他们不得不思索所走的路，“朝采南涧藻，夕息西山足”，一度产生走向山林泉源、“枕石漱流”的念头，这念头未尝不时时在心头泛起。二陆都作有较多的“逸民”、“招隐”之文，也表明了这一点。
有如此近似，也足以促成二陆对屈原的认同。陆云《与兄平原书》中就坦言，“音楚，愿兄定之”，写作时不避楚音，甚至以楚人自居，都会让陆云在破家亡国，历经坎坷后，有足够的感情去走进屈原。上引陆云称赞《楚辞》“此为宗矣”，并且说“昔读《楚辞》，意不大爱之。顷日视之，实自清绝滔滔”，就反映出了这种心态变迁。汉代的刘邦、贾谊、刘安、刘彻等人重视、甚至操笔写作《楚辞》，都不无这种地域因素的夹杂；特别是贾谊，因渡湘水，“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而“为赋以吊屈原”，此与陆云作《九愍》的心境，又是何等的相近，直有心心相印之感。这是二陆走近、接纳屈原的重要基础。在此基础上，以讨论、商榷《九愍》等拟作为转戾的关键：
《九愍》如兄所诲，亦殊过望，云意自谓当不如三赋。情难非体中所长，欲遍周流，云意亦谓为佳耳。
赋《九愍》如所敕。……此是情文，但本少情，而颇能作泛说耳。
省《述思赋》，流深情至言，实为清妙。……《漏赋》可谓清工。
云今意视文，乃好清省，欲无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
由《九愍》的商榷，陆云提出了两个颇为重要的观念，即“情”与“清”。这一点相当重要，也相当了不起。汉代儒术一统，让《楚辞》过多地附着上了政治色泽。从刘安、司马迁、王逸，到班固，屈原的“忠贞之志”不断地受到尊崇。至于屈原的悲怨之情，不是无人呼应，就是被有意或无意的忽略，甚至被漠视、排斥。这一思潮，到了汉魏，随着社会的动荡，思想束缚的松懈，才带来了一丝解读的转机：
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优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然屈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矣。
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楚辞》之赋，故扬子称赋莫深于《离骚》。贾谊之作，则屈原俦也。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
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是以孙卿屈原之属，遗文炳然，辞义可观；存其所感，咸有古诗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托理以全其制，赋之首也。
“据托譬喻”、“颇有古诗之义”、“存其所感，咸有古诗之意”，都明显源自《毛诗序》，汉人论诗的尾巴仍未割尽。不过，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挚虞毕竟已看到了“情”的因素，“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比较之下，陆机从《楚辞》的体悟中，独自拈出一个“情”字，对它推崇有加，脱尽了汉人的习气，其高出一筹，自不待言。不过，论者一般似乎只注意到陆机对“情”的高扬；实际上，陆云对“情”的推崇，并不亚于其兄：
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絜而不取悦泽。
省《述思赋》，流深情至言，实为清妙。
此是情文，但本少情，而颇能作泛说耳。
情言深至，《述思》自难希，每忆常侍自论文，为当复自力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