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一朝，学术文化的缓慢蕴育很大程度上是其时政治变动不居、高门专权影响和制约下的一个结果。惠怀之乱、中原板荡之际，江南也不安宁：从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到永嘉四年（310），就有三次大的战争，即张昌为首的农民起义、仓部令史陈敏妄图割据江东以及吴兴人钱割据的战争，这些人都被以周玘、顾荣为首的江东大族联合镇压。镇压中，江东大族也切实感到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以维持他们的既得利益；而永嘉元年（307）司马睿的南渡，也正好能填补这个权力空缺。二者一拍即合，经过王导的拉拢，顾荣、贺循等应命而至，一个南渡的朝廷就这样建立了。但是，东晋初建就面临着两个棘手问题，即土地的占有和朝中官职的分配。为避免摩擦，或损害江东大族的利益，北来的士族转而开发东土——浙、闽。这还好一点，尤让江东大族不满的是，北来的“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御吴人，吴人颇怨”，司马睿又虚与委蛇，这自然激起江东世族的不满，“吴人颇怨”就说明了这一点。吴人周玘、周勰也为此密谋叛乱。对此，东晋政府采取了分化政策，用吴兴沈氏袭击义兴周氏，尽灭了周氏。但一波虽平，一波又起，322年，王敦自武昌起兵。之后，举兵向阙的争斗又一再上演。327年，苏峻、祖约以讨伐庾亮为名，举兵南渡。这中间，还夹杂着门阀士族间剧烈的争斗，如荆扬之争；或借北伐以控制朝廷，如353年殷浩北伐，354年、356年、363年桓温三次北伐，可以说，东晋政府几乎没一刻安稳、消停过。最后，桓玄称帝、刘裕起兵，最终移了晋祚。就在这持续不断的内讧中，东晋的国学一直萎靡不振：元帝初，王导请兴学，最终在建武元年（317）十一月建立太学；但效果明显不佳：“（元帝）虽尊儒劝学亟降于纶言，东序西胶未闻于弦诵。明皇聪睿，雅爱流略；简文玄嘿，敦悦丘坟，乃招集学徒，弘奖风烈，并时艰祚促，未能详备。”咸康三年（337）正月立学，征集生徒，然“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这两次，史书明载废止的原因，元帝时，“会王敦之难，事不施行”；“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以军兴罢遣，由此遂废。”太元九年（384）四月，增置太学生百人，十年二月，立国学。但因“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与其列”，甚至还出现极端的情形：“晋孝武帝太元十年正月，立国子学。学生多顽嚣，因风放火，焚房百余间，是后考课不厉，赏黜无章。”对此，吕思勉也止不住感慨：“风纪败坏至此，其人尚可教乎？”这也正如殷茂所言：“自学建弥年，而功无可名。惮业避役，就存者无几，或假托亲疾，真伪难知，声实浑乱，莫此之甚。臣闻旧制，国子生皆冠族华胄，比列皇储。而中者混杂兰艾，遂令人情耻之。”显然，这种情形下想促进学术的发展，确实为乎其难。
当然，这种艰难还受制于书籍的匮乏。据《宋书》、《南史》的记载，刘宋时期分财而及书籍的仅有三例：“弘微家素贫俭，而所继丰泰，唯受书数千卷，国吏数人而已，遗财禄秩，一不关豫。” “幼有素尚，兄弟分财，（王）昙首唯取图书而已”， “湛之卒，（褚）彦回悉推财与弟澄，唯取书数千卷”。王谢自是一流高门，褚氏也贵为皇戚——“父湛之，尚宋武帝女安哀公主。渊少有世誉，复尚文帝女南郡献公主”。而“书数千卷”，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要知道，东晋初年，《晋元帝书目》才著录书三千一十四卷。私人藏书达万卷以上的，只是在梁时才出现，如沈约、任昉、王僧孺、张缅、萧纶等。永嘉南渡时，“南渡之北人十九系高门”，唯有聚族迁移，才可能安全到达南地。这中间，挟带书籍渡江的史料，几乎不见于载籍，也说明了书籍的严重匮乏。王廙“尝得索七月二十六日书一纸，每宝玩之。遭丧乱乃四迭缀衣中，以过江”；庾翼“深叹伏，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纸张的携带尚且如此困难，大批书籍的携带，其艰难更可想而知。直到东晋末年，桓玄执政，发布以纸代替竹简、帛书的诏书，廉价的纸张才有可能为普通人打开知识、文化的大门。
既然国学无力承担教育；那么这个重任则不得不落到家族的肩上，这是因为家族本身需要培养人才，以增进或维持家族地位。东晋时，固然士族制度业已固定，但这也只是就整个士族格局而言，即士族参与、主宰当下的政治，甚至致使皇权也萎靡不振。一旦具体到某一个士族，情况就要具体而论，即以当日的当轴士族来说：颍川庾氏，在庾亮、庾怿、庾冰、庾翼死后，家势迅速削弱、式微，后经桓温的排挤、杀戮，其家族几尽灭绝。高平郗氏，在郗愔、郗昙死后，也迅速地退出了高层政治领域。同样，琅邪王氏在王导、王允之死后，其政治影响也一落千丈，咸康、建元之际，庾翼遗书殷浩时说：“当今江东社稷安危，内委何、褚诸君，外托庾、桓数族。”估计政局时不再被人提及，势力显然衰落。陈郡谢氏，淝水战后一度如日中天，但好景不长，当谢安、谢石、谢玄去世后，其对政局的影响力在急遽衰退，隆安四年（400），谢琰战败被杀，谢氏的门户力量就更衰了，一时间，谢家不得不韬光养晦，另寻机遇。穆帝、孝武帝时，谯郡桓氏势力一度崛起，桓温以北伐声威挟持朝廷，其后，桓玄又移晋鼎，改国号楚，但在东晋末年刘裕的攻杀下，桓氏就寂篾无闻了。这样，即便是当轴士族，其地位也是不稳定的，也必须时刻努力维持或增进门户势力；况且，家族的存亡兴衰往往与某一个人息息相关，一旦此人去世，家族门户又无人支撑时，其门户的地位就无法继续，也势必为其他的门户取代。所以，“当轴士族在择定其门户的继承人时，往往是兼重人才而不专重嫡嗣，宁重长弟而不特重诸子”。这样，为门户计，在一个家族内部，势必要慎择人物，势必要着力培养后继人才，这是客观情势所决定。也正因为此，这种对家族中某一个人特别寄予重望（即振兴家族）的记载，在整个东晋，甚至南朝，一直屡见不鲜：
及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览曰：“吾儿凡，汝后必兴之，足称此刀，故以相与。”
（乐）广时年八岁，（夏侯）玄常见广在路，因呼与语，还谓方曰：“向见广神姿郎彻，当为名士。卿家虽贫，可令专学，必能兴卿门户也。”
（范）汪少孤贫，六岁过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荆州刺史王澄见而奇之，曰：“兴范族者，必是子也。”
族叔（顾）荣雅重之（顾和），曰：“此吾家麒麟，幸吾宗者，必此子也。”
王览、乐广、范汪、顾和等人被宗族寄予厚望，自应受到宗族的特别关照；夏侯玄的建议“可令专学”，也表明了这一点。而光大门第，对士族而言，至少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不废事功。东晋时，前后当轴的士族，王与马共天下、庾亮北伐、桓温北伐、谢氏在淝水大捷后如日中天等事件，都充分说明了事功的重要。后来刘裕也是借灭南燕、后秦的赫赫威势，才最终取晋而代之。二，作为门阀、士族，重要的是文化的积淀和优势。一个家族可能因某种际遇而迅速上升，跻进权力中枢，但却不一定能成为人所公认的士族，纪僧真幸于齐武帝，曾向武帝“乞作士大夫”，武帝说：“由江敩，谢瀹，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造诣江敩，刚登榻坐定，江敩便命左右“移吾床让客”，不得已，僧真丧气而退，告诉武帝：“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说穿了，士族之所以为士族，就在于文化的优势。就东晋来看，其文化的优势可以表现在以下方面，如儒学、玄谈、书法、绘画、文学等。这中间，时人最高看、器重的是清谈，这一点，从《世说新语？文学》所载的比比皆是的清谈情形就能看出；为此，由儒入玄甚至成了一个家族在东晋上升的一个必要条件。除了清谈，重视其他艺术才能的培养，也是一个家族慎重的事。这里可以王氏家族对王羲之、谢氏对家族文学才华的刻意培养为例说明：
深为从伯敦、导所器重。时陈留阮裕有重名，为敦主簿。敦尝谓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
羲之少朗拔，为叔父廙所赏。
王羲之受到了长辈王导、王敦、王廙的器重、赏识，这些人都特别擅长书法：王导“甚有楷法，以师钟、卫，好爱无厌”，“崔瑗、张芝……王敦……千百年间得其妙者，不越此数十人。各能声飞万里，荣耀百代”，王廙“能楷书，谨传钟法”；因此，王羲之在书法上的造诣，就不是孤峰特出的现象。至于谢氏，在培养子侄方面，由现存的史料看，似乎更突出一些：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
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吁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谢安“于土山营墅，栖馆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肴馔亦屡费百金，世颇以此讥焉，而安殊不以屑意。”一个“每”字、“屡”字，都点明聚会欢宴的次数是相当多的；正是在宴饮歌吹之余，谢安强化了谢子弟的文学才华。上面两则事例，编撰者都特意提到“因子弟集聚”、“寒日内集”，当不是无意的巧合，因为冬日内闲暇时间多；再结合上面的“游集”、“宴集”字句，它正可说明，谢安有意在闲暇时集聚子弟、磨砺其文学才华；很可能，训练多在宴饮歌吹后进行。《诗经》，汉以来一直推崇其温柔敦厚，“雅”、“正”的诗风；但谢玄的回答，已明显脱离传统诗教，倾向于作品中浓厚的文学色彩。谢道韫的咏雪之句，风姿绰约，意境高远，更给人以风神空灵的美感。这种摘句赏析是一种颇为有效的提高方式，特别是赏析“片言”、“警策”，“一字之书，必共咏读；一句之文，无不研读。”精细的切磋、赏析中，谢氏子弟的文学才华无疑能得到迅速的提高。这时节出现的谢氏子弟谢朗与司马道子的论辩，就足以佐证这种赏析的效果：司马道子以“月夜明净”为佳，谢重则脱口而出：“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微云点缀”就是一种别致的极富美学蕴涵的意境。晋安帝隆安（397－402年）后，谢混是谢家的顶梁柱，在不遗余力地培养子侄方面，充当了谢安的角色。《南史》卷二十《谢弘微传》载：
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晦、曜、弘微以文义赏会，常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混诗所言“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姓”者也。
谢混所自豪的“乌衣之游”，本质上正是对谢安重视“文义赏会”的继承；“常共宴处”，也说明多在宴饮之余进行。刘师培先生也曾说：“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而世族之中，父子兄弟各以能文擅名。”至于其起到的作用，则见下论。
整体上看，这种对家族子侄的刻意培养，东晋中后期才较为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南渡士人渐安于明丽的江南、经济繁兴的结果；但是，孝武帝时特定的政治环境也不可忽视。这一时节，当轴士族后继乏人，正是皇权振兴的一个大好时节。宁康元年（373），桓温死；太元九年（384），继任者桓冲死；太元十年（385），谢安死；太元十三年（388），谢玄、谢石相继去世，当轴士族已无突出人物来控制政局。这一时节崛起的太原王氏，因无特出的人才及事功，也只能依附于皇权而不能超越。这样，孝武帝就有足够的能力来支配政局。太元十六年（391），范弘之与会稽王司马道子笺：“晋自中兴以来，号令威权多出强臣，中宗、肃祖敛衽于王敦，先皇受屈于桓氏。今主上亲览万机，明公光赞百揆，政出王室，人无异望，复不于今大明国典，作制百代，不审复欲待谁？”“今主上亲览万机”、“ 政出王室”就充分说明了不同于昔日的政治格局。这样，孝武帝势必要振兴皇权；而振兴皇权，莫过于振兴儒学、重用儒生而为己所用：
及孝武帝始览典籍，招延儒学之士，邈既东州儒素，太傅谢安举以应选。……初，范宁与邈皆为帝所任使，共补朝廷之阙。
孝武甚亲敬王国宝、王雅。雅荐王珣于帝，帝欲见之。尝夜与国宝及雅相对，帝微有酒色，令唤珣。
范宁、徐邈、王雅都非一流高门，也都以儒学事孝武帝；特别是范宁，更以崇儒著称：“时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乃著论……崇儒仰俗”，“温薨之后，始解褐为余杭令，在县兴学校，养生徒，洁己修礼，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后，风化大行。自中兴已来，崇学敦教，未有如宁者也。”这也似乎可说明孝武帝有意对一流高门戒备，或排斥的心理，以图皇权的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