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探求主流人物孙绰、傅亮、谢灵运到颜延之的文章风格，无疑能较真实地看出文坛的一些倾向，也能清晰地见到东晋中期以来，清丽文风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藻饰、骈俪，达到成熟。文学方面，孙绰颇为自负的首推《天台山赋》。此文被《文选》卷十一选为“游览”类赋作的代表。天台山，本只是浙江一座青翠、雄峻的山岳，但在玄谈家孙绰的眼中，无疑魅力四射，蒙上了神仙的遐思。又因作者兼通佛教，文章在神仙遐思的轻盈、迷濛中，又融进了佛教的空寂：“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融通三教，在当日玄、佛弥漫浸润的社会，确实表达了一种主流思潮。不仅如此，孙绰基本上都是借用整齐的偶对来表情达意，虽然字数不一，没限定在四六字；但在当日倾赏清丽，多以散体行文的氛围下，如其中的名句“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也确实不易，值得自负。史载，每读至佳句，都得到了范荣期的高评：“应是我辈语。”确非浪得虚誉。孙绰为高门显贵撰写的碑文，其骈俪的成分也很浓。古人视死如生，对于墓葬更倾尽财力、人力经营，东晋时皮京妻龙怜，倾尽家财营葬，就可窥一时风气。诔文是一生的评价，时人对孙绰诔文的推重，正说明认可这种文风。孙绰的碑文特别“彬彬藻思”，以骈俪擅长。“晋人骈文，发展到孙绰，可以说是到了高峰。”也可以想象，这种文体、写作方式会被更多的人仿效。或者能说，在整个东晋初期到中期六七十年间，孙绰的骈俪创作，接续了西晋的藻饰、骈俪文风；这种文风没有被湮灭，还若断若续的流淌。
偶对、藻饰的骈俪文风，到了傅亮，又有进一步的发展。现在把选入《文选》卷三十六的《为宋公修张良庙教》、《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以及卷三十八的《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与孙绰的《天台山赋》比较，就能发现，傅亮在骈文四六句式的定型，隶事中截词方面，确实又进了一大步。综观这四篇文章，基本上都是四字句，文风类于《尚书》，典雅、凝练、庄重，这大约是教令、章表的原因；但其中也有特别之处，即对偶句较少——这样的文章称为骈文，似与标准有扞格之处。然而，探其质，却正与先前骈文迥异：
此篇（指《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竟同散文，几无偶句；但究不得不以骈文视之。盖所贵乎骈文者，当玩味其气息。故六朝时，虽以骈偶见长，与此等文，尤宜取法。彼以骈散为两途者，盖将季友（傅亮字）辈所撰一读之。若以斯文入散文中，其有以异乎？
孙德谦所言颇有道理：《谒五陵表》的语气、行文，确实迥异于散文，是以骈偶行文，用字也颇为讲求。这种四字、六字的结合，在其《喜雨》、《九月九日登陵嚣馆赋》、《登龙冈》、《芙蓉》、《感物赋》等赋中有较明显的表现：
懿玉烛之方熙，愠积阳之独愆。涸源泉于井谷，委嘉颖于中田。……遵县子之徙廛，尤鲁侯之焚巫。祗桑林之六祷，修季宰之再雩。诚在幽其必贯，感何远而不孚。（《喜雨》））
悴绿蘩于寒渚，陨丰灌于荒澨。玩中原之芬菊，惜兰圃之凋蕙。旌竹柏之劲心，谢梧楸之零脆。尔乃流眄平隰，落日还皋。（《九月九日登陵嚣馆赋》）
南临平隰，西际荒畴。比宇连甍，幽榛四周。眺江都之广澨，究川陆之回修。羡翔羽之嬉林，乐绿苹之在流。（《登龙冈》）
聆蜻蛚于前庑，鉴朗月于房栊。风萧瑟以陵幌，霜溰溰而被墉。怜鸣蜩之应节，惜落景之怀东。（《感物赋》）
不仅都为六言骈赋，中间夹杂四字句，且偶对较为整齐。四六句式，开创之功可归于西晋时陆机，其《演连珠》、《豪士赋序》在四六句式运用方面都较广泛、完备。近人骆鸿凯《文选学》认为《豪士赋序》“竟下开四六之体”，不是没有道理。但这种四六句在西晋毕竟不甚普遍，只有到了傅亮生活的晋宋之际，四六句式才略为普遍一些，如谢灵运的《山居赋》就多整齐的四六句式。《文心雕龙？章句》辨析四言、六言，虽未具体说明时期，却可大致推知。至于傅亮在《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中藏词手法的运用，又别开一条骈俪的途径。文不长，全录于下：
纲纪：夫盛德不泯。义存祀典，微管之叹，抚事弥深。张子房道亚黄中，照邻殆庶，风云玄感，蔚为帝师，夷项定汉，大拯横流，固已参轨伊、望，冠德如仁。
中间，“微管”、“殆庶”、“如仁”等就是运用藏词手法，其分别源自《论语》“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周易》又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论语》“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这都是典型的藏词修辞手法，即截取一两个语词，来称代隐含的内容。这一点，孙德谦《六朝丽指》第60条论之较为详备，摘录如下：
《颜氏家训？文章》篇：“《诗》云：‘孔怀兄弟’，孔，甚也，言甚可思也。陆机与长沙顾母书》述从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脑，有如孔怀’。……盖断章取义，古人有焉。而课虚成实，则始于魏晋，六朝人触类引申之。然读其文者，必达其意。苟未明乎运用之故，语将有不可通者矣。”
除此之外，还有第50条“起予”（代起）、第58条“墙面”（代不学）、第61条“殆庶”（代颜渊）、“微管”（代管仲）等。这种藏词手法，六朝时颇为兴盛，推其源头，虽不始于傅亮，但较早、频繁使用藏词手法的，不得不首推傅亮。李士彪在《魏晋南北朝文体学？篇体学》中，比较详细地列举了一些藏词，如“友于”、“孔怀”、“具尔”（都代指兄弟）、“民天”（代指食、粮食）、“贻厥”（代指孙、孙谋）、“圣善”（代指母亲）、“凡百”（代指君子）、“莫大”（代指罪）等，可参看。藏词的兴盛，无疑是当日“争趋求新”思潮下的产物（见后论）。最初使用，颇能收耳目一新之效；但一味沿袭，也只能让人生厌、味同嚼蜡，产生蹈袭的弊病。《颜氏家训？文章》即对陆机《与长沙顾母书》述从祖弟陆士璜死，竟用“痛心拔脑，有如孔怀”，而批评为“于义通乎”。
骈文的技法到了颜延之，又有了发展。颜延之可说在两个方面又发展了骈俪技法：其一是典故密度的加大，其一是力求华美典雅而极度藻饰。先看颜延之的隶事。第一点当日已有人论及：
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绘满眼。”
然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发，一字一句，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乘秀逸，固是经纶文雅；才若减人，则陷于困踬矣。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颜延之终身病之。《诗品》卷中“颜延之诗”评。
“铺锦列绣，雕绘满眼”、“错彩镂金”都不无较多的批评之意；但颜延之的文风确实如此，就入选《文选》颇负盛名的《赭白马赋》（卷十四）、《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卷四十六）来看，几乎句句隶事，如：
武义粤其肃陈，文教迄已优洽。泰阶之平可升，兴王之轨可接。访国美于旧史，考方载于往牒。昔帝轩陟位，飞黄服皂。后唐膺箓，赤文候日。汉道亨而天骥呈才，魏德楙而泽马效质。伊逸伦之妙足，自前代而间出。并荣光于瑞典，登郊歌乎司律。所以崇卫威神，扶护警跸。精曜协从，灵物咸秩。（《赭白马赋》）
献洛饮之礼，具上巳之仪。南除辇道，北清禁林，……于是离宫设卫，别殿周徼。旌门洞立，延帷接枑。阅水环阶，引池分席。春官联事，苍灵奉涂。然后升秘驾，胤缇骑，摇玉鸾，发流吹，天动神移，渊旋云被，以降于行所，礼也。（《三月三日曲水诗序》）
据《文选》李善注，如第一段中的前两句，即化用《羽猎赋》、《尚书》、《国语》等，是句句有典。至于《曲水诗序》，如与同样描写三月三日修禊时景色的王羲之《兰亭诗序》相比，其隶事不啻有千里之别：《兰亭诗序》以平易著称，此序却多加藻饰，甚至还多用僻字，确实有“雕绘满眼”之感。但颜文用语虽工，却不免辞浮于意，终究不见什么真实性情。正是在这一点上，颜延之的隶事多遭后人的贬评：
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
隶事之工，始于士衡；织词之缛，始于延之；词事并繁，极于徐庾。
自宋代颜延之以下，侈言用事，学者浸以成俗。齐梁之际，任昉用事，尤多慕者，转为穿凿。
但最严厉的莫过于钟嵘《诗品？序中》的斥责：“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寖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这一点也得到了萧子显的认同。
再看颜延之的藻饰。姜书阁先生有过概述：“颜文用典隶事之繁，炼词造句之丽，首见《赭白马赋》，并且全作骈语。特别是《陶征士诔并序》中的序，训子的《庭诰》，前人都是散体，颜却一律写成骈体。但其隶事、偶对之巧，也非一般人能望其项背。家训写得如此整齐、精致，即便在骈俪文风盛行的梁陈，也是比较罕见的。”特别是《庭诰》，魏晋时嵇康的“《家诫》小心笃诲”，也不过一千七百字，而《庭诰》，在沈约“删其繁辞，存其正，著于篇”后，竟还有四千一百多字。其藻饰、铺陈的程度可窥一斑。其中，《赭白马赋》中“旦刷幽燕，昼秣荆越”一语，钱钟书先生更推崇其“文思新巧”，在《管锥编》第四册《全宋文》卷三十六中有精当分析。在颜延之追求藻饰、典雅的技法中，其讲求用字的新奇，已开宋文风尚。
这里，顺便谈一下晋宋之际江州文人集团与散体创作。
晋宋之际，陶渊明的作品一归于真淳和平淡，似乎游历于东晋文风之外；实际上，其自有一己的思想和时代环境。这一点，曹道衡先生《略论晋宋之际的江州文人集团》下引用此文，只简称《略论》。一文，有精当的阐释。曹文认为，晋宋之际，在靠近长江中游的江州存在一个以陶渊明、湛方生、翟汤、孟嘉、陶淡、郭翻等为代表的文人集团，文风平淡、质朴；这与长江下游浙江一带以谢灵运、颜延之代表的典雅、古奥的文风迥然有异。曹先生洞察江州文人集团的存在，并以此说明陶文的存在并非是一个孤零零的存在，发前人所未见。本节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深论述。
江州这些人，多为隐士，即“一个以崇尚不仕为特点的文人集团”。不过，这些隐士与会稽一带的隐士在出处行藏上不大相同。会稽郡自东晋以来就是避世隐居的绝佳之地，“会境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即以《南史》卷六十五、六十六《隐逸传》论，隐于会稽的就有孔淳之、戴颙、朱百年、普明、杜京产、孔道徽、杜栖、何胤，居于会稽剡县的有褚伯玉、顾欢、剡县小儿等，人数是相当多的。但这些人（当然还有在此隐居的其他人），恐怕多是借隐居以获高名，走终南捷径。这也不难理解，永嘉时以王、谢为首的北方士族南渡，为避免与吴郡高门顾、陆、朱、张，吴兴沈氏，义兴周氏的冲突，纷纷流寓到浙东会稽一带，进而又发展到温、台一带。而东晋建国以来，所竭力拉拢的士族，也只限于江浙一带。就是说，除了一些特别的人外，如王羲之“尽山水之游”，“遍游东中诸郡”，谢灵运曾向庐陵王刘义真推荐“拂衣归耕、隐约穷岫”的隐士王弘之、孔淳之、阮万龄等人，大量的应是隐而不居之士，即以《南齐书》卷五十四《高逸传》为例，其所载的隐士就已驳杂不纯。“（臧）荣绪与关康之俱隐在京口，世号为‘二隐’”，但晚年却因“母老家贫，求为岭南小县”；何胤“隐会稽山”，却在永元二年（500）征为散骑侍郎、太常卿；刘虬虽“少而抗节好学”，却仍“须得禄便隐”。至于何求，基本上一生都在做官，也只是临近晚年才隐于会稽山。当然，这还是史臣萧子显认为比较纯正的隐士，至于其他因种种原因隐而复出的，应当不在少数。南齐时孔稚珪把嘲笑隐士的地点选定在会稽，也并非无因了。比较之下，长江中游的江州的隐士出仕，就没这么容易了。因此，《略论》在考证后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