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196—220）是汉献帝的年号。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一般是指建安到魏初。考虑到骈文的实际发展，应当以魏明帝即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根据之一，“是公认为建安文学主力的三曹七子以及蔡琰、杨修、邯郸淳、繁钦、丁仪、丁廙、吴质等人除曹植（卒于公元232年）、吴质（卒于公元230）外，在魏明帝太和元年（227）前皆已谢世（原注：据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说）”而此后活跃的作家，如阮籍、嵇康、钟会、缪袭等，其成年时期受正始以后急剧变迁的政局影响，创作思想和艺术精神都明显地发生了大的转折。特别是魏明帝曹睿时期，曹睿不仅承袭了父祖的功业，社会安定；重要的是相当重视文化事业：太和二年（228），曹睿令各地贡士“以经学为先”， 青龙四年（236），又曾下诏求“才智文章”之士，同年，“置崇文观，使善属文者以充之”。而《太平御览》卷五八七引《文士传》载青龙元年（233）诏何桢：“扬州别驾何桢，有文章才，试使作《许都赋》，成上不封，得令人见”；又，“（刘）劭尝作《赵都赋》，明帝美之，诏劭作《许都赋》、《洛都赋》”，都具体见出明帝对文学之士的褒扬、推崇。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曹睿本人文学实绩远逊于其父其祖；但其对文化事业的极度重视却一脉相承——这无疑给当日的文士提供了一个能继续驰骋、一展身手的绝大空间。这一时期的文士之多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属车者，盖将百计。
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透过“盖将百计”、“俊才云蒸”等字眼，足以看到这一时期邺下文人集团队伍的壮观；但也显然，一些人活到了明帝时期，如吴质、缪袭、应璩等；重要的是，另一些人的少年时代正是在这承平、尚文的环境中成长，如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等；也正是这一批人，构成了曹魏后期文士的主力。而嘉平元年（24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也能侧面看出文士之多。因此，《诗品？序》把他并称为“魏之三祖”，从培养文士、孕育文化氛围来说，曹睿确实当之无愧。
然而，好景不长，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硬生生地阉割了这个强劲的发展势头。如果以嘉平元年（249）高平陵政变诛杀曹爽，曹魏政权开始出现动荡的征兆算起；那么，仅仅经过十六年，一个经魏武帝曹操南征北战、浴血疆场而建下的基业，似乎在一夜间灰飞烟灭，换了姓名。这期间，交替着士人的血泪，腥风恶雨、诛夷三族的悲剧一再上演。翻开史书，透过纸背，看到的是那个时代一幕幕凄惨的哀歌，多少鲜活的生命瞬间化作游魂，惨死在无情的刀斧之下。时隔千年，谁夺得天下，早已无关紧要；然而，其间士人的血泪与悲歌，仍让人感到相当的沉重与压抑。“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历史进入了另一个时期。高层政争的残酷，士人不得不抉择何去何从；心灵也失去了往昔的平静——情感的天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震荡：本来，好不容易刚从汉末战乱中颤巍巍地站起，但似乎还未来得及静观、调整一下心态，就又被一股激流挟裹、卷抛到无底的深渊。这样，发抒为心灵的吟唱，自然是另一种情形、另一种格调了。政治事件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分界线。而对这一时期的文学，追本溯源，则不得不先对影响建安文学至巨的鸿都门学和蔡邕的作用略作考察。
$第一节 从鸿都门学、蔡邕到建安文学
范晔在《后汉书》中概述东汉末年的儒学情形时说：
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
受儒学浸润较深的范晔可能痛心于经学的衰落，而以“浮华相尚”来评价这一历史现象；实际上，这却正是重视文学的一个重要契机，也只有在“章句渐疏”、儒学被疏离的条件下，才可能较多地从事“童子不为”的雕虫小技。这在实践层面上，恐怕不得不归功于汉灵帝：
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贾小民，为宣陵孝子者，复数十人，悉除为郎中、太子舍人。
大约是因“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一时间文士几乎断层，汉灵帝招集才艺之士，置鸿都门学。也显然，经学被轻轻地搁置在一边，诗赋、尺牍及鸟篆（书法）等技艺的位次则急遽上升；这自然引起了久久浸润儒学人士的强烈不满：当日的名士蔡邕、王符，家族曾出现“四世三公”的贵戚杨赐，甚至酷吏阳球，都曾上疏反对鸿都门学。在蔡氏看来，书画辞赋，是“才之小者”，不能够匡国理政。如果说，听政之余，“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尚可理解；但是，一旦拔擢，并“使理人及仕州郡”，则万万不可。如确实想加以恩宠，那么给一些俸禄，就“于义已弘”。作为身居高位的杨赐，首先定性鸿都门下“群小”的地位，进而凸显“旬月之间，并各拔擢”，待以不次，并举乐松、任芝、郄俭、梁鹄四人为例，说明这样做只能带来“搢绅之徒委伏畎亩，口诵尧舜之言，身蹈绝俗之行，弃捐沟壑”的恶果。一句话，“冠履倒易，陵谷代处”——整个世界颠倒了。至于阳球，则从“图象立赞，以劝学者”的角度加以谏阻。所谓象赞，即是在宫廷、郡守办公的庭壁上画以有德、才者，或声誉甚高者的像，附以赞语。东汉末的应劭《汉官仪》即载“郡府听事壁诸尹画赞，肇自建武（光武年号，25—55），讫于阳嘉（顺帝年号，132—135）注其清浊进退，所谓不隐过，不虚誉，甚得叙事之实。”显然，能图像画赞，是一项莫大的荣耀。而现在，这些“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不仅越次拔擢，而且还图画庭壁，正是“孰可忍，孰不可忍”！并进而带来假手他人来冒领恩宠、“妖伪百品”的恶习。是以“是以有识掩口，天下嗟叹”。在当日，这三人地位，蔡邕为参与朝政的议郎，杨赐为仅次于太师的太傅，阳球为总揽一切政令的尚书令，都炙手可热。这些人的上疏可以想见反对的普遍和强烈。这些反对集中在两点：一、鸿都门下“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即以先前游离于主流以外的诗赋、虫篆等才显耀一时；但为正人所不齿，“有识掩口，天下嗟叹”；二、这些“微蔑，斗筲小人”竟被“擢以不次”，“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反对者的意见往往更真切地反映出事情的真相，即“诗赋小道”的地位因为灵帝的奖掖而迅速膨胀，尽管士君子耻与为列，尽管存续时间不长；鸿都门学还是建了起来，至少能让人看到——这些平日里被视为琐屑之才的“尺牍及工书鸟篆”等，是有价值的，并能够在社会上一时间产生广泛的影响。这种作用显然不可小觑，刘勰即认为，“降及灵帝，时好辞制”正是“造羲皇之书，开鸿都之赋”的直接结果；刘师培在《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中也极力肯定了鸿都门学的作用：“汉之灵帝，颇好俳词，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范文澜在《文心雕龙》的注释中引《时序》的话后也说：“东汉辞质，建安文华，鸿都门下诸生，其转移风气之关键欤。”这样，灵帝光和元年（178）置鸿都门学，到灵帝去世，共持续了十二年。在这不甚短的时间，自然会加深、扩大它的影响。这种影响，自不应轻易地加以否定。而这之后再过六年，就到了建安时期。
如果说，鸿都门学的意义对于扭转东汉以来“一说经至万言”的繁琐、浮华风气，蕴育出重视诗赋，甚或小文的整体社会风尚；那么，一代饱学之士蔡邕则以一己人格、授业及其创作充当了建安文学的直接示范。程章灿曾较详细地考证了这种影响，他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一、《后汉书？列女传》云：“（曹）操素于邕善。”这对曹操的文学态度、对三曹的赋体创作不可能没有影响；二、建安作家中，孔融本与蔡邕有雅故，路粹、阮瑀皆曾师事蔡邕。王粲初到长安，即为蔡邕称赏；三、从蔡邕现存的作品看，他的赋与建安赋体格尤其相近，“在题材取向、体制特点上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程先生敏锐地看到蔡邕不可忽视的直接作用；不过，似乎还可略作补充：蔡邕以博学著称，《后汉书》本传即载其“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而七子也都以博学著称，《典论？论文》即说“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征之史传，曹丕说的就是实情：如《后汉书》卷七十《孔融传》载其“性好学，博涉多该览”；《中论？序》载徐干“志在总众言之长，统道德之微，耻一物之不知，愧一艺之不克”。这种博学的追求似乎可说是对蔡邕的一种仿效，或者说时代博学风气影响下的产物。因为，蔡邕的文章逞才使气，征引浩繁，“体奥而文炳”；而邺下文人集团在同题共作，在相近题材的写作方面，要超越前人，或对方，势必不得不在这种博学上下工夫（见下文论述）。
蔡邕的文章正是以骈体著称的。刘勰在赞扬蔡邕碑诔文“才锋所断，莫高蔡邕”之后，又具体评价其诔文写作特色，“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辞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显然，“缀采”、“清辞”、“巧义”都强调了蔡文谋篇构思修饰语言的特色，这是一种骈文的写作方式。瞿兑之即肯定骈文的写作方式可以追溯到蔡邕。姜书阁则说“都可视为骈体”。尽管，姜氏所说未免宽泛了些——其行文精神、风貌，有浓厚的骈俪成分，委实是不折不扣的事实；但还需要深入地具体分析。蔡邕的文章，主要为章表书疏、碑文等；特别是碑文，盛名一时，“表墓之文，中郎为正宗”。然而，碑文因受人所托，难免会身不由己地写些言不由衷的颂扬之语，即谀墓。蔡邕为郭泰写碑文，就曾对涿郡卢植坦言：“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惟郭有道无愧色耳。”其“皆有惭德”的感慨，就说明蔡邕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又显示此篇为蔡邕所矜持，是无愧的得意之作。《文选？碑文上》所选也正是这一篇。为此，可以此为代表，窥其行文章法：一、对句明显增多；刘师培曾纵论过汉魏对偶特色：“西汉之文，虽属韵文（按：碑诔属有韵之文，即南朝时所称的“文”，与“笔”相对）而对偶之法未严。东汉之文，渐尚对偶”，只是到了曹魏，“又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靡曼纤冶”，才更着意讲求藻饰、偶对。此大体近于实情。这样看来，蔡文只不过是独出众俗，有其引领意义；但并不足以说明其时偶对文风的普遍。二、隶事范围拓宽。“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护，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在刘勰看来，蔡邕的用典，显然已溢出经书的范围，旁衍到史书、子书。这一点，从《文选》所选蔡文，如《郭林宗碑文》、《陈仲弓碑文》等，李善的注释中能清楚地看出。这很正常，蔡邕以博学著称，又喜好辞章，发而为文，自然能有这种表现；这种偶对、藻饰情形，在蔡邕的章表上疏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几乎悉用骈对。不过，整个看，这种极度骈俪的文风，蔡邕只是一个特列，并不普遍，“盖东汉之文，虽多反复申明之词，然不以隶事为主，亦不徒事翰藻也”。
当然，一个还称不上严格意义的学派以及一位大学者，并不足以给建安文学很多的影响，但却足以形成一种重文的氛围，建安文学就是在这种与往日不同的氛围中发展，它至少在两个方面表现出继承和发展：一、文学观念的扭转和高扬。曹丕曾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又说，“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而据曹植《与杨德祖书》所载丁敬礼尝作“小文”，曾让曹植帮助“润饰”。之所以这样，就是说明时人借“小文”以垂世的强烈愿望。桓范《序作》亦强调“古来富贵而名贱废灭，不可胜记，唯篇论俶傥之人为不朽耳”。显然，这些追求以文垂世的人，势必会极大地促进文学的自觉，以及调动各种手段去写作“小文”，或篇籍。这一点，当直接导源于汉末以来所蕴育的重视诗赋的社会氛围；因为一种观念的提出，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或一蹴而就，而有其现实的氛围和需求。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观念，也只有在这种观念下，才可能更多的倾意于作文来求得一种不朽、一种功名。就是在这种观念下，我们能看到时人对强烈、激荡情感的追求。后汉时，人们多喜欢听哀婉激越的挽歌，“时京师宾婚嘉会，皆作《魁》，酒酣之后，续以挽歌。”所谓挽歌，即相和歌中的《薤露》、《蒿里》两曲。《后汉书》卷六十一《周举传》即载永和六年（141）三月，“（大将军梁）商大会宾客，宴乎洛水。商与亲昵酣饮极欢，及酒阑倡罢，继以《薤露》之歌，坐中闻者，皆为掩涕。”大概是汉末战乱以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所带来的对哀婉凄艳的挽歌的偏好。曹操就写过《蒿里行》、《薤露》。缪袭、陆机也都写过《挽歌诗》，被选入《文选》“挽歌”类。曹植《正会诗》“悲歌厉响，咀嚼清商”、繁钦《与魏太子笺》“清激悲吟，杂以怨慕，咏北狄之遐征，奏胡马之长思，凄入肝脾，哀感顽艳。是时日在西隅，凉风拂衽，背山临溪，流泉东逝。同坐仰叹，观者俯听，莫不泫泣殒涕，悲怀慷慨”等，泫然殒涕中流露出悲歌慷慨对时人的激荡，都见出时人对这类诗作的欣赏、偏好。而阴阳阻隔，闭骨幽泉，“广霄何寥廓，大暮安可晨？”“朝发高堂上，暮宿黄泉下”，“ 自古皆有然，谁能离此者”，这种人生的剧痛自是感荡心灵、久不能已，激起慷慨悲壮之感。为此，一定程度上正促成了《文心雕龙？时序》所言的“雅好慷慨”、“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的创作风貌。
《宋书》卷五十五《臧焘传》载“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也说出了时人重视诗赋、家弃经书训诂之学的历史进程。
二、从现存的作品看，蔡邕与三曹七子的作品，“在题材取向、体制特点上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这可真切地见出建安文学委实受到了蔡邕的影响。此处，不妨以蔡邕《青衣赋》、《协和婚赋》与同类型的曹植《感婚赋》、《愍志赋》、《静思赋》，王粲《闲邪赋》、陈琳《止欲赋》、应玚《正情赋》、阮瑀《止欲赋》繁钦《弥愁赋》，曹植《感婚赋》、《愍时赋》，陈琳、王粲、杨修等人的《神女赋》等比较。这么多人拟作，可见这一题材的兴盛，大约也是魏晋人重情风尚下的一个产物。这一类“闲情”之作，据陶渊明《闲情赋？序》的记载，“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最早发端于张衡、蔡邕，之后“缀文之士，奕代继作”。至于蔡邕《协和婚赋》的内容，一如标题“协和”所示，肯定婚姻为“人伦之肇始”，“男女得乎年齿，婚姻协而莫违”，由此铺叙嫁娶、到门、入洞房的情形。《青衣赋》中，则铺叙一“产于卑微”，却“盼情淑丽，皓齿蛾眉”的美丽女子，“宜作夫人，为众女师”；然后转写“予”对女子的思恋，“河上逍遥，徒依庭阶。南瞻井柳，仰察斗机。非彼牛女，隔于河维。思尔念尔，惄焉且饥”。而建安时期的拟作，可以说从命意、用词、结构上都显示出模拟的性质。透过这些拟作，实可看出曹植等人对蔡邕赋作的神往、敬仰，或情感上的共鸣；否则，就不大可能这么集中拟作了。这正表现了蔡邕的直接影响。
第二节 通脱与言情
刘师培在《中古文学史？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中概括建安文学有四个特点，即清峻、通脱、骋辞和华靡：